“衬衫换飞机贸易”能使两国经济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吗？不可能。只有彻底变革经济模式，改变过去发展经济的那种路径依赖，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尤其是通过制度创新释放经济活力、依靠产业升级来创造经济奇迹，才有可能冲出陷阱。

第一节　改变发展路径依赖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腐败导致社会动**，执政党更迭频繁，南美洲有许多国家就是这样的；有的是在金融危机中受外国资本袭击，一蹶不振然后再也起不来了，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就是这样的。但总体上看，这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个共同原因，那就是过于迷信过去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功经验，从而出现了路径依赖，最终纷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那就是：无论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如何“成功”，从现在开始都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过去的那套做法。因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如果出现路径依赖，就很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教授提醒说：有鉴于此，我国政府从2010年初提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指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加快经济发展转变，说穿了，就是要防止出现路径依赖[1]。

那么，怎样防止出现路径依赖呢？这在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从五个方面入手，其中第一个就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具体地说，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点要调整三大结构：一是需求结构，也就是要改变过去所说的“两匹壮马加一匹瘦驴”[2]的局面；二是供给结构，从过去主要依靠工业转向三个产业协调发展，其中特别是服务业要大有作为，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要与制造业越来越接近；三是要素结构，要从过去主要依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土地不要钱、环境不要钱的粗放型增长，转移到劳动力素质提高上来，依靠科技进步等集约式发展路径。在上述三大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最关键的是需求结构调整，这方面我国遇到的国际压力最大，很难轻易突破。

不用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要以可持续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而要想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原有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就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那么，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哪里呢？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其中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是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所以，改变发展路线依赖，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就是要适时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这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宝贵经验。

先看日本。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主要靠的就是适时转换并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升级换代，完成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过程。

再看韩国。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改造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创新能力不断加强，最终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从轻工业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转型，在90年代成为高收入国家[3]。

受益于这种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成功带来的巨大收益，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这些东亚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都是几乎一跃而过，创造了被称为“东亚速度”的奇迹。具体时间表如下：

从东亚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看，日本、韩国等高收入国家无一不是把技术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源泉的。在这些国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4]。从这一点上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全球所有中等收入国家跨越陷阱的战略通道，也是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一句话，改变发展路径依赖的最大理由是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经越来越受制约，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如果这种调整比较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有相应的动力支持；否则，就很可能会因为产业结构升级不及时，长期趴在中等收入陷阱里。

第二节　注重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经济发展模式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必然会使经济发展速度走得更稳、更健康，从而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质量的速度，不但不可靠，而且是空的。

正如日本经济财政部长与谢野馨在听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日本从盘踞了42年之久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宝座上跌下来时所说的那样：“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态度虽然有些酸溜溜，但却非常值得肯定，也是充满自豪和自信的。

当然，我国政府对此也有清醒认识。2011年1月在瑞士举行的第41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回答主持人就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提问时回应：“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我们的人均GDP居于世界100位以后。”[5]

从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到注重提高经济质量，一直是我国政府努力的方向。所以大家能看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直到“十一五”规划前，我国政府强调的指导思想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了“十一五”规划中就不这么提了，而是改成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了“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口号就更是变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虽然只有一词之差，却实实在在地强调了要以改革求发展，具体地是指“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也就是说，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重点已经从过去的工具和手段转移到目的上来，从而决心要使普通百姓过上好日子。虽然当时还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但实际上，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块重要跳板。

如果再往前推进一步，我国第六个五年规划之前的名称都叫“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后来才加上“社会发展”一词，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同样是一词之差，反映了政府从这时候开始，就已经意识到应当把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奋斗目标来考虑。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可是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无法实现社会和谐，这种经济发展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含义。

仔细考察“十二五”规划中的两项基本战略任务，即第一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项“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且第二项战略任务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就容易体会到我国政府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考量。

例如，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而不是过去所说的GDP总量翻两番。虽然人均GDP翻两番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GDP总量翻两番，但毋庸讳言，人均GDP的提法更能反映一国国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应该分享到的经济成果，同时又淡化了经济增长速度。

如果做进一步的推敲还可以发现，要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年GDP增长速度达到7%~8%就行了，这就是俗称的“七上八下”，比过去有较大幅度的减缓。不用说，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利的。

顺便一提的是，从全球范围看，凡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核心技术支撑的主导产业。所以，我国要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目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大对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物联网等新兴战略产业的投入力度，力求培养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以便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如果我国能把握好经济发展的度，具体地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度、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度，并且坚持不懈做出成效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就非常高[6]。

第三节　靠制度释放经济活力

变革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靠什么？关键靠制度。通过制度来释放经济活力，这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唯一的选择路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历程看。

最早是1978年我国开始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随之而来的是在城乡实行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仅此一项，在原有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一跃而起，并且有了加速度。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提高了劳动分工和效率，所以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也称之为“斯密增长”，即主要是依靠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增长。[7]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提出和建立，我国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国外成熟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途径，实现了GDP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这种增长方式称之为“库兹涅兹增长”，即主要是依靠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增加，经济结构从以农业生产为主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最终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增长。

发展到现在，我国无论是制度变革、要素投入、经济全球化还是人口红利，这些能够给经济增长提供长期驱动力的因素都在减弱；并且与此同时，我国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

这样一个时间点的重叠，实际上意味着我国已经不可能再沿用过去那套经济增长方式模式，否则就必定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2002年到2007年为例，在此期间我国的GDP实际增长67%，可是能源消耗总量却增加了75%，可想而知，这种高能耗增长动力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吗？不可能。

再从人口红利因素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经济活动人口比在2005年达到高峰，而老年人口抚养比随之达到历史性低点。这些都表明，为了确保我国粮食安全，过去通过把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从而导致GDP增长的“土地红利”，同样无法继续下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的国家财富损失、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可跨越的障碍，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遇到的陷阱，都已经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呢？答案只能是制度，用制度来激发经济活力。

因为相比而言，各种物质资源都是有形的，越消耗越少；可是制度资源是无形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且，通过制度来激发劳动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证明是必由之路。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很值得重视。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通过大幅度减税，放松对航空、电信、电力、运输等行业的管制，取消市场准入禁令，打破以前的行政垄断等措施，轻而易举地就通过制度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奠定了后来的美元全球化扩张基础。

具体到我国，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继续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以刺激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要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采用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劳动用工制度，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当然，不断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减少垄断、放松管制，更是应有之义。

可以说，如果我国从这些制度方面入手，就有可能像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那样，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轻而易举地把中等收入陷阱踩在脚下。

然而应当承认的是，从目前我国的情形看，受利益格局复杂多样化牵制，任何涉及到制度方面的改革难度要比过去大得多；不过，这又反过来证明我国的制度改革空间很大，很有改革必要，也很有改革潜力。

例如，在我国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大、国有企业占有资源过多、资源价格扭曲、垄断行业影响市场规划等体制问题中，其中任何一项改革都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再如，放宽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能够使得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大大增加投资；进行资源价格改革，又能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促使企业开发节约资源的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比例，社会保障支出经费来源就有了更多保证。

由此可见，深化体制改革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延缓经济高速增长向次高速增长转换的时间过程，都有非常大的帮助[8]。

而不用说，这些都会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四节　靠产业升级创造奇迹

变革经济发展模式，说穿了就是希望通过产业升级创造经济奇迹。这几乎是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最主要的成功经验。

从目前看，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被别国挤压在中间。形成这种挤压的两端，一端是主导成熟产业、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另一端是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追求创新的富国。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实现产业升级，那么由于这种两端挤压，我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就无法形成新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是制造业竞争力）；就会因为创新激励不足而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我国引以为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会因为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国外竞争者的压力，失去昔日光彩；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又会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既受外资压迫，又缺乏有效的内在激励机制。尤其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因为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质量。[9]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已经暴露无遗，主要表现在：①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长期居高不下，200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40.1%；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明显低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②在工业内部结构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能够决定市场地位和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发展滞后。③高技术产业名义比重虽然提高较快，但缺乏核心技术和核心品牌，基本上集中在价值链低端。④重化工业产能扩张过快，与资源环境矛盾不断加剧[10]。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坏事能变成好事。上述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换个角度看，恰恰意味着我国产业升级转型的空间还很大。

例如，从服务业方面看。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2.6%，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比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低10.2个百分点和21.9个百分点，甚至比低收入国家水平还低4.9个百分点。可想而知，我国如果能加快发展服务业，在提高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方面会有怎样的效果了。

再如，从制造业方面看。目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对传统制造业增长速度放缓的宏观背景，加快发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在提升产业层次和整体素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纤维，到七八十年代就转移到了机械行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机械电子类产品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11]。

1980年，日本开始意识到这种依靠基础工业的经济奇迹不会延续太久，所以开始把产业结构调整到最终消费产业上来。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

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产业升级的脉络：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和升级，轻而易举地实现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通过突出的创新能力进入“全球领导者”行列。

再看韩国。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汉江奇迹”也是主要靠出口导向型经济来推动的，但此后韩国马上就开始转向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从原来政府通过减税免税、外汇支持等措施扶持战略产业发展，转向创新，并且把所有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环境之下，以刺激它们的内在创新能力。例如，韩国在1986年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同时推出“科技发展15年规划”、“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要从政府转向企业，这就大大缩短了产业升级进程。

从中容易看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日本、韩国都是把产业结构顺利转型升级作为影响人均GDP增长水平的最直接因素，先从农业到轻工业，然后由轻工业到重工业，最后由重工业到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意产业，走出一条非常清晰的产业升级之路，创造出了经济奇迹。

相反，如果无法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就很难想象在一种“衬衫换飞机”的两国贸易中，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还会可能是相等的？！

[1]范剑平在东兴证券“2011年度投资策略会”上的发言实录，搜狐财经，2010年12月21日。下同。

[2]形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

[3]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警示》，《半月谈》，2011年3月15日。下同。

[4]侯雪静、徐蕊等：《借鉴“东亚奇迹”，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新华社，2011年4月16日。

[5]朱学东：《国富民强之路：幸福生活系政府改革方向》，《中国周刊》，2011年3月23日。下同。

[6]易鹏：《中国如何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参考报》，2010年10月11日。

[7]滕泰：《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中国证券报》，2008年12月15日。

[8]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9]王小广：《中国模式面临的巨大挑战》，新浪网，2009年10月22日。

[10]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11]张亚光：《跨越陷阱的日韩经验》，《人民论坛》，2010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