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方面是政府要创造一个合理公平的制度环境，消除制度鸿沟；另一方面是个人要善于投资理财，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加班加点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面对通货膨胀，千方百计提高个人收入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只有个人收入增长速度能跑得过通货膨胀，才会显示出实际收入的增长来。如果个人收入增长速度跑不过通货膨胀，那么这种表面上的“增长”实际上增长的只是名义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千方百计增加个人收入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政府应当真正从百姓角度出发，从政治、经济、法律等角度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机制，为国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每个国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也应该从自身条件出发，量力而行尽快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力争收入增长速度能够超越通货膨胀率，“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从制度原因看增加收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同样应当看到，我国在收入和消费结构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就必然导致从制度方面看，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在通货膨胀面前生活质量不是提高了，而是在下降，有的下降速度还很快，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以消费为例，1952年时我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约为69%，接近于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GDP71%的水平。1978年时我国民间消费占GDP比例为45%，而现在则直线下降到36%左右。

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却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上升到现在的30%。如果再加上预算外开支，就更是惊人[注释1]。

再看收入。1993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49.5%，2007年时已经下降到39.7%。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在1983年达到峰值56.5%，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内差不多下跌了20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与大家生活中的实际感受非常相似，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过去曾经在吸引外资时把劳动力价格便宜当作竞争优势，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有两位美国学者曾经对我国制造业、就业、报酬变化方面深入研究后发表论文认为，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的3%。与我国制造业工人这种低报酬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和墨西哥，但菲律宾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的6%，也就是说比中国工人高出一倍；还有一个工资较低的是墨西哥，可是墨西哥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相当于美国同行的12%，也就是说，说他们低，也要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的4倍。

所以，把这种所谓的“竞争优势”抬出来，实在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打肿脸充胖子”，客观上抑制了我国经济和购买力水平。

测算说明，1990年到2008年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要低3.8%，这在全球可谓是“举世无双”。

正如2007年美国劳工部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全球各国制造业中，1996年到2007年这12年间亚洲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4%，大约低于这些国家同期GDP增长速度2个百分点。同期欧洲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6%，高于这些国家同期GDP增长速度。

这就很好地说明，只有从制度方面入手，立刻消除我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逐年下降的根源，才能大大提高国民购买力。

也许有读者会问，既然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逐年下降、购买力受到压制，为什么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还会居高不下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两极分化严重。具体地说是，少数人拥有整个社会的多数财富，是他们拉动了消费品价格的上升。

那么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亚洲国家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会大大低于GDP增速呢？从制度方面的原因看，关键是经济自由度低，限制了工人收入增长空间。

美国调查机构Freedom　House研究认为，不同国家在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新闻自由等方面的开放度越高，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越GDP增长速度就越高。

具体到我国，就是因为一些垄断行业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从而造成全社会资源配置不充分、不合理，导致其他所有制企业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待遇无法得到根本提高。

而根据市场经济法则，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不应该存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区别的，所有经济类型都应该按照市场供求关系、价格进行资源配置。否则，就会因为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不够，影响劳动者收入增长空间。这就是制度方面的原因。

试想，当一些获利丰厚的行业尤其是垄断行业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时，这些私人资本还能投向哪里呢？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为了逐利，它们就只好进入更有获利空间的其他行业，如房地产、证券市场、农产品炒作，直接推动通货膨胀。而大多数产业工人因为不能进入这些获利丰厚、待遇好的垄断行业，所以只能在无法享受公平竞争氛围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中拿最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增长又怎么可能赶得上通货膨胀呢？

所以，要想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局面，只有从制度方面入手，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一碗水端平”，政府不该过多干预经济。

除此以外，低收入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退休人员，他们收入低的根源在于我国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截然不同的退休待遇“双轨制”[注释2]。

同样是共和国公民，退休待遇却要遭到如此人为歧视，太不公平。

一方面，这已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和谐。例如在人民日报、人民网2011年联合举办的大型网络调查中，94%的人认为这种“双轨制”养老待遇非常不合理，强烈要求赶快废除。另一方面，又正是因为这种人为歧视导致的贫富差距，使得全国5000多万企业退休员工长期生活在贫困底线上[注释3]。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立刻推翻现有不人道制度，还以公道。

[注释1]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注释2]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员工，只是因为退休时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待遇便有天壤之别。企业员工的退休金只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完全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注释3]吴仁寿：《养老金“双轨制”应尽快取消》，2011年3月5日南方网。

从自身原因看增加收入

从自身原因看增加收入、战胜通货膨胀，老调重弹叫勤劳致富。

勤劳致富的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应该说，这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害人的一面。好的是，勤劳有时候确实可以“致富”——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付出，更容易获得高的劳动报酬；坏的是，这种观念与现实中的“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是不相符合的。

以前者为例。经济史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历朝历代经济最繁荣的年代是在康熙、乾隆时代以及更早的明朝时期，那时候流行的观念是“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注释1]。意思是说，当时的这种经济繁荣是大家拼命干出来的。正因为那时候的人非常吃苦耐劳，并且对劳动报酬没有过多要求，所以才创造出了极大的社会财富，经济欣欣向荣。关于这一点，直到现在也能多少看出端倪来：许多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添置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而是喜欢雇佣更多工人进行操作。一方面这是因为我国工人肯吃苦，只要工资高一点，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重活、危险的活都肯干；另一方面是，企业通过比较发现人工干活与添置机器设备的成本比，费用更低、废品率更小，一句话，更合算。

以后者为例。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恰恰与我国相反。西方国家人少地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所以这就逼着他们去使用更多、更先进的机器设备，逼着他们进行产业革命。技术越发达，他们活得越轻松。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中国人追求勤劳致富，结果追求到的是“勤劳”而“不致富”；西方人追求的是技术革新，结果梦想成真，天天过“新生活”。

例如1998年的资料表明，当时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是我国制造业工人，全年工作时间2200小时；工作时间最短的是荷兰人，全年工作时间只有1350小时，差不多只有我们的60%。可是反过来，荷兰等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不但年年在增加，而且其增长速度超过他们所在国的GDP增速，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但是，我国的制造业工人却因为劳动力人数多、个人没有实力与企业进行博弈，所以为了赶追通货膨胀，就只好通过拼命加班加点来增加一点微薄收入。所以能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消费者尤其是制造业工人越来越不敢花钱。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一季度储户、银行家、企业家问卷调查表明，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包括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和储蓄存款；只有14.2%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开展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点[注释2]！现实中不难发现，“美国工人能够独自一人养活全家四五口人，而我国工人夫妻俩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注释3]

怎么办？在整个宏观背景没有较大改变的前提下，唯有通过个人创业、规划理财、增加劳动收入、尽量节省日常开支等途径，来消极应付通货膨胀。对那些工作固定、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通货膨胀的人来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多加几个班拿点加班费，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拓展一点说，加班除了可以得到一点加班费，还会有助于加强对自己本职工作的认识，有更多机会与领导交流、沟通。换句话说，除了加班费以外，或许还会对以后提升职位、提高待遇创造契机。

[注释1]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注释2]高晨：《央行：居民消费意愿至12年最低，7成人称房价高》，2011年3月17日京华时报。

[注释3]边立平：《“三高”强国？当心将国人惊出“三高”》，2010年11月1日鲁中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