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有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在通货膨胀面前无法维持原有生活水准。尤其是在我国财政收入比重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这就需要政府压缩开支、伸出援手，关注民生了。

单从数据上看，这几年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增速并不低，每年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八九；可与此相比，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快，每年增长百分之二三十[注释1]。不用说，整个国民收入包括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包括企业）收入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增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向政府倾斜。

正因如此，现在的政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以帮助他们应付通货膨胀、保证生活水准下降得过快。

政府让利于民，初看起来政府“吃亏”了，其实不然。这和商品经营中的“薄利多销”原则是一样的，“薄利”“多销”最终还是商家占便宜，因为它能赢得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利润，更别说融洽双方关系了。

无论从这几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看，还是从政府的财力保障看，现在都已经到了政府让利于民尤其是重点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关键时候了。

政府让利会造成双赢局面

政府让利并不就意味着政府“吃亏”，相反往往会形成双赢局面。

不用说，政府的“利”与国有经济比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粗略地说，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占100%，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中的所有“利”都是政府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政府让利”就是要降低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凡是民间和私营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国有经济要尽可能地从中退出。

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如果过高，普通百姓从中得到的好处就很少。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把1980年时全球70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占GDP比重按照五等分划分，结果发现，1980年到2003年间，这些国有经济比重最小的国家，即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最高，具体数据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长1%，国民消费会增长0.96%；相反，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组国家这个数据只有0.83[注释2]。

国民消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劳动收入，二是资产收入。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国家之所以“消费不起来”，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股权等最大的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土地、股权等资产增值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国民收入，当然也就无法转化成现实购买力了。

政府让利于民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在GDP这块总蛋糕中，政府得到的部分多了，百姓分配的部分就必然减少。政府纳税过多既不利于国富民强，也会影响拉动内需。

例如，通过对全球30多个国家的政府支出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在1995年到2007年间，政府支出增长的国家中工人平均工资年增长速度只有3%不到，低于GDP年增长速度1.2%；相反，在政府支出减少的国家中，工人的平均工资年增长速度高达6%，并且还超出GDP增长速度0.8%。我国的数据是，最近四五年来，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二到三倍。1995年到2007年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我国财政收入累计增长6.7倍，可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农民纯收入更是只有增长1.2倍，差距显而易见[注释3]。

如果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相当于3.3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相当于1.5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说明改革开放后的“小政府”努力初见成效；可是到了2009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相当于3.9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财政收入只是指预算内财政收入，并没有包括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土地销售所得收入在内，否则这个数字还要更加庞大。

这里为什么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依据比较呢？因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相比较高，如果以农民纯收入为依据比较，那就更是“没法比”啦。例如，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近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13.8亿个农民的全年纯收入。不要说我国没有这么多农民，就是全体国民的数量还没这么多。这本身就说明政府的规模是多么庞大，“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的离谱”。

所以说，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越来越低。这与美国恰好相反——在过去的60年内，美国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一直是在下降的；反过来，民间消费比重却一直在上升。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数据，我国1998年的财政收入为9875.95亿元，2008年财政收入为61330.35亿元，增长5.21倍；1998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为5425.1元，2008年为15780.8元，增长1.91倍；1998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平均值2162.0元，2008年为4760.6元，增长1.20倍；1998年GDP总额84402.3亿元，2008年300670.0亿元，增长2.56倍[注释4]。

容易看出，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相当于后者的2倍；而GDP增速又大大高于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值增速只有GDP增速的0.75倍，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平均增速更是只有GDP增速的0.47倍！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从社会攫取的财富占GDP份额在逐年上升，而百姓收入占GDP的份额却在逐年下降。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

所以能看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解决居民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民生问题的比重高达60%，可是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只有20%[注释5]。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掌握的财政收入越多，居民收入就越少，社会贫富差别就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美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8年任期内不仅摆脱了长达10年的经济“滞胀”，并且还使美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为今天美国在全球的老大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仅仅从通货膨胀来看，1981年他上台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上、银行利率20%，而在他1989年离任时通货膨胀率已经恢复到3%。

在里根采取的诸多措施中，政府减税是很重要的一项，以至于出现了一门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里根经济学”——“小政府、低税收、少干预”。例如，美国的税率从1980年的70%下降到1982年的28%，虽然联邦政府因此减少了收入，但却因为让利于民，民众有了更强的购买力，从而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失业率从11.3%下降到6%以下[注释6]。

[注释1]蔡继明：《提高居民收入需要政府让利》，2010年12月13日深圳商报。

[注释2]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

[注释3]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注释4]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释5]蔡继明：《提高居民收入需要政府让利》，2010年12月13日深圳商报。

[注释6]《里根：降低税率刺激经济》，2008年10月27日南国早报。

政府让利主要是减少政府主导

政府让利怎么让？办法多种多样，在我国主要是减少政府主导。

在我国各种重要经济文稿中，经常会出现“政府主导”这个词。在许多人看来，政府主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甚至还是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秘密武器，甚至称为“有史以来人类最好的制度”。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的。例如在我国，偏爱通过中央银行采用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作为货币调控主打工具。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不但与汇率压住利率的政策有关，还是政府主导投资与信贷行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因为在政府主导下，货币发行是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行政审批的，所以我国的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表面上看已经大幅度下降，可是这种统计范围仅仅局限于进入财政预算的投资项目；如果包括财政预算外的国有企业投资在内，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注释1]。

国有企业投资算不算政府投资，各国有所不同。从我国的情况看，国有企业投资虽然不算是政府投资，可是却比政府投资更自由，它完全可以因此避免通过人大审议的程序，更具有隐蔽性。

例如，我国京沪高速铁路的票价分为两种，其中北京到上海的直达列车票价是根据全程直达运输来测算的，具体地说是铁路企业根据铁路建设成本、运行成本来测算的[注释2]。初看起来，这种定价方法只是“企业”行为，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这里的“企业”因为政企不分，实际上就是国家铁道部自己，这算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呢？

展开一点来说，我国的高速铁路从原来的时速200公里以下提高到350公里，线路长度从10万公里增加到12万公里，从京沪高铁到遍布全国四横四纵、总里程1.6万公里的全球最大高铁网络，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建设成本与营运成本”，是凭什么在一个人均GDP排名全球100位以后的国家得到通过的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不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我国又是凭什么去争这个全球龙头老大地位的呢？

所以看出，这样的企业投资虽然并没有列入政府投资范畴，实际上仍然属于政府投资；也因如此，高铁票价的制定依据也不可能是市场，而是“猜测”。这种投资决策与最终结果之间没有责任关联，即使“猜测”错了也不需要决策者负责。例如，自从北京到天津的城际铁路2008年8月开通后，第一年的客流量就只有1800万人次，大大低于预期的3000多万人次，而这还是在铁道部停开了这条线上所有动车组后才实现的。一方面是票价高导致客流量减少；另一方面是，春运期间全国有大批农民工骑摩托车千里迢迢回家过年，难道说这样的投资是合理的吗？

不用说，这些数额庞大的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必定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通货膨胀水平。只有减少这种“政府主导”行为，才能更好地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更好地调节市场经济，更好地抑制通货膨胀。

[注释1]周其仁：《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十七》，2010年4月4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注释2]刘乐：《京沪高铁即将开通，铁道部部长称比民航票价便宜》，2011年3月27日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