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价格上涨不是也不可能是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太多。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快是对过去价格偏低的一种纠偏，未来还将加速上升。

仔细考察这几年我国的CPI，每当CPI上涨速度快时，都会看到其中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过快。所以，有人就据此埋怨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造成了通货膨胀。言外之意是说，只要把农产品价格压住了，就可以“治理”通货膨胀了。其实，这不是误导就是无知，是没有认清通货膨胀本质，没有抓住治理通货膨胀要害。

实事求是地说，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快而导致CPI上升过快，问题并不在农产品及其价格身上，而在于农产品在CPI中权重过大。而制定CPI权重的不是农产品，也不是CPI，而在于它们后面的人。

所以，出现上述情形不但不能轻易说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了通货膨胀，而且可以预测，将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还会加速。因为这本身就是对过去长期以来农产品价格偏低所作的一种纠偏，即使是现在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依然过大。治理通货膨胀不能从压制农产品价格上来做文章，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就会失去价格的信号功能。

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涨价势在必然

关注通货膨胀的读者，看到的更多是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而看不到农产品价格本身也面临着成本增加的各种压力。也就是说，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农产品价格上涨应该会给农民带来好处、增加农民收入，其实当然不是这样的。

道理很简单，农产品也是一种商品，而商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快甚至出现暴涨，从中获利最多的必定是中间环节，不可能是生产厂家，这是商品流通的必然规律。

至于农民，虽然也能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得一部分收益，但其所得还抵不上农产品种植成本提高幅度。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政府应当允许甚至鼓励农产品价格适当上涨，以此来促使农业及相关产业的良好发展。

提出这一观点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2011年3月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说，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认为，农产品价格的这种“适度”上涨是年增长幅度不超过10%[注释1]。

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所以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凤田看来，这还远远不够。按照目前我国城市化率47%来计算，农村人口仍然占大部分，如果再包括那些在城市打工、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在内，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占70%左右；可是用于“三农”的投入只占财政总支出的五分之一不到，未来还应该继续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才能缩小目前城乡之间巨大的公共品贫富差距[注释2]。

要知道，虽然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保持物价总体水平稳定放在第一位，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其中最难、最基础、最重要的是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稳定。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粮价高涨的大背景下，如何阻断国际粮价暴涨对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显得尤其重要。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来增强农民种粮积极性。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实行低粮价政策，种粮农民的收入历来是最低的。如果单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农民们本不该种粮，而应该改种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所以容易看到，这两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农民工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返乡务农，第一件事就是不种粮食而改种其他赚钱的蔬菜、搞养殖业。这样一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就更要受到威胁了。

过去有人说，农民工在外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可以抵在家干一年，所以只要条件许可，他们千方百计要外出打工。而现在农民工的收入增加了，在城里打工半个月的收入就可以抵在家干一年。说到底，这还是证明种粮农民在为国家“低粮价战略”作“无私奉献”。

可想而知，这种局面一定会慢慢得到改变，而这也就意味着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一定会步步攀升。这不是农业和农产品的错。

再从土地面积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一直在持续减少。为了遏制这种耕地迅速减少趋势，199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必须“占一补一”，从而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然而，由于考核政府官员的主要指标是GDP，而提高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粮田上搞房地产，所以这样的政策注定要被各级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钻空子。

所以，我国的耕地面积从2000年的13004万公顷（19.506亿亩）迅速减少到2009年的12172万公顷（18.258亿亩）[注释3]，短短9年间就减少1.248亿亩，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推算，我国如果要满足国内农产品需求完全自给，至少需要21亿亩耕地。

这就是说，我国目前已经永远失去了在农产品方面完全自给自足的土地条件。换句话说，由于农产品数量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今后的长期趋势是不断向上，这是我国土地面积迅速锐减必须付出的代价。

农田减少了，农业发展不能得到应有的政策扶持和价格补贴，农产品价格又被人为地压得过低，所以许多地方的农民哪怕只能领到极其微薄的工资，也要外出打工，因为打工比种田强。而这样一来，就使得农业发展更加落后，农产品产出和需求矛盾更大。

不用说，这样的发展政策和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压力得到释放，农产品价格就必然上涨。这也是为什么读者看到，一旦猪肉涨价、粮油涨价甚至大蒜绿豆等杂粮涨价，都会推动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反映了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强烈愿望，是靠人为压制无法奏效的。真正有效的应当是理顺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就好比说，皮肤上生了个脓肿，正确的办法是挑破、敷药，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不是随随便便地在这上面贴张膏药敷衍了事。

[注释1]陈琳：《委员刘永好称农产品成本增加应允许适度涨价》，2011年3月5日北京晨报。

[注释2]郑风田：《近万亿的“三农”投入很给力？》，2011年3月7日国际财经时报。

[注释3]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1公顷=15亩。

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表面现象

货币主义认为，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只能是货币发行得太多，而不可能是其他。所以，包括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在内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都不是推动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普通读者如果产生这样的判断，除了理解错误外，还在于我国CPI构成中食品权重最大，所以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快必定会导致CPI上涨速度过快。但从本质上看，这不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了通货膨胀，而是因为农产品价格本身就是CPI组成部分，所以才发生这样的错觉。

为了防止产生这种错觉，今后我国应当进一步降低食品支出在CPI中的权重。从恩格尔系数看，我国城镇家庭20世纪80年代的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而2010年已经下降到40%左右。相比之下，食品类支出在CPI中的权重太高。有人认为，我国食品支出在CPI中的权重应当与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平衡，最多不能超过20%。否则就会出现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具有非常强的周期性，容易对宏观经济走势产生误判；二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对推动CPI作用大，从而使得政府在采取抑制通货膨胀措施时总是从食品类商品着手、三番五次地打压农产品价格上涨，让农产品做替罪羊[注释1]。

与此同时，粮食浪费现象严重也与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关。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与农产品供求关系密切相关，而影响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因素除了农产品生产就是消费了。以农产品消费中的粮食消费为例，仅仅我国每年在餐饮业、集体食堂、个人和家庭食物方面浪费的粮食就达1000亿斤左右，相当于他所在的湖北省粮食年产量的3倍，大约可以养活3.5亿人[注释2]。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这些粮食浪费问题解决了，粮食（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就可以因为供求关系得到改善而降下来，从而拉低CPI。

除此以外，我国这几年在粮食问题上的盲目乐观情绪，也在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方面“功不可没”。例如，各地纷纷新上的燃料乙醇加工项目，主要原料就是玉米等粮食，并且还能得到政府的巨额补贴，这样就使得这些原本亏损的项目不但坚强地活看与人畜争粮，而且还在以市场化方式行使部分政府职能。面对这种情形，政府在平抑粮价方面的愿望必然会大打折扣，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同时也会对其他“三农”政策产生误导。

例如，2010年10月我国CPI反弹幅度过大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是受季节性影响导致新鲜蔬菜价格上涨过快，以及入秋后猪肉消费量增加带动价格上涨，所以政府以为只要扩大蔬菜种植面积、财政补贴繁育母猪就能解决问题了。殊不知，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相互之间的政策配套和衔接，能不能让农民从种植业、养殖业中得到真正实惠。

正是因为粮食生产和粮食供应具有高度敏感性，所以全球许多工业化国家如欧盟、日本、韩国、美国等都有一条基本政策，那就是无论工业化如何发达，都绝对不会放弃农业大国地位，千方百计要保证本国粮食自给自足，更没有谁会指责“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注释3]。

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农业不能作为一个“赚钱”产业、而是应当被当作国家战略性产业来看待。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由政府财政补贴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确保本国居民粮食供应不受人制约。

[注释1]刘先云：《CPI权重为何要定期调整》，201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注释2]陈琳：《委员刘永好称农产品成本增加应允许适度涨价》，2011年3月5日北京晨报。

[注释3]谢百三、吴秀波：《警惕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2007年第11期价格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