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的结构型通货膨胀，并不是说另外还有什么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的全面通货膨胀；只是为了说明，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会更容易引发通货膨胀。

结构型通货膨胀认为，在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大体平衡时，也会因为经济结构不平衡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但这一说法很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舆论误解。所以，本书前面不但指出不提倡这种说法，而且还指出这种说法“包藏祸心”，有可能是在故意误导民众、误导政府。

因为道理很简单，通货膨胀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超量发行，如果控制住了这个总闸门，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构型产品短缺都不会从整体上推动通货膨胀——如果真的存在一部分商品短缺引发的价格上涨，那么也就势必会存在另一部分商品过剩导致的价格下跌，两者相互抵销，从而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大体稳定。

但鉴于结构型通货膨胀一说广泛流传，所以这里不妨顺水推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部分商品短缺在我国通货膨胀中的表现方式和作用。

结构型通货膨胀的观点似是而非

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本来就是似是而非的，很容易迷惑人。

毫无疑问，CPI考察的是总的指数，而不是其中每一类商品的结构性指数（每一类商品的结构性指数的主要作用，一是构成CPI依据；二是提供了解和治理通货膨胀时的参考）。打个比方说，高考录取时依据的是你的高考总分有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如果你因为没有达到分数线而落榜，难道还要说“结构性落榜”吗？

本书前面提到，通货膨胀本来是没有所谓结构性不结构性的；如果一定要从商品的结构性大类进行分析，由于各类商品之间的结构并不协调，尤其是每类商品供求关系不协调，那么是一定会发生这种从某类商品价格趋势看是在走高还是走低的。

也就是说，在我国CPI所包括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其中必定会有一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不断走高，而另一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断走低，从而表现出这些商品类别的价格指数有高有低。也正因如此，才需要在整体上组成CPI指数。

具体地说就是，这几年来我国构成CPI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有5类商品的价格总是保持上升、3类商品价格保持下跌的。

顺着这种似是而非的结构型通货膨胀说法，有人认为还可以做进一步划分，这就是把它继续划分为：需求结构转移型通货膨胀、部门差异型通货膨胀、小国型通货膨胀、落后经济的结构型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结构转移型通货膨胀，是指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需求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可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却不能及时转移，所以这时候需求增加了的部门的工资和产品价格就会上涨；相反，这时候需求减少的部门的工资和产品价格却不一定下跌，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上升。

所谓部门差异型通货膨胀，是指一般来说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会高于服务业，可是这两大部门之间的货币工资增长速度却是差不多的，所以相比之下，服务业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这样一来，就使得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成本持续上升，从而成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所谓小国型通货膨胀，是指与开放经济体相比，那些无权决定商品国际价格的“小型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所以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受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这里的“小国”是指“小型国家”，并不是绝对以国土面积和人口多少来衡量的，只是指该国在全球开放经济中属于价格被动接受者。当发生全球性通货膨胀时，这些“小型国家”中与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的部门如制造加工业等，劳动力工资等成本就会随之上涨；而只有当这些部门的成本、价格上涨一段时间后，其他与对外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部门如服务业、建筑业等的成本和价格才会随之上涨，从而导致这个“小型国家”全面发生通货膨胀。

所谓落后经济的结构型通货膨胀，是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农业、外贸等部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从而导致物价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而上涨。究其原因在于，农业部门存在着过时了的土地所有制，这会限制农业投入和技术进步，从而导致基础性农产品价格上涨，继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扬；而这时候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必定会通过外贸进口来加以弥补。遗憾的是这些国家的外贸部门生产效率也十分差劲，进出口结构很不合理，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以往往呈现出国际收支逆差。而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导致本币贬值，本币贬值又会提高进口商品成本，最终在国内推动通货膨胀。

可以说，对于一个具体国家来说，这样的通货膨胀哪怕真的属于“结构性”，也会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无论它们是怎样从总体上推动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都无法否认国内货币发行过多过滥引发通货膨胀这一根本原因。

结构性通货膨胀依然围绕货币超发跳舞

如同本书前面所述，结构型通货膨胀的观点并不能否认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这一根本原因。所以，哪怕是结构型通货膨胀，也必定会围绕着货币超量发行来跳舞，这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

例如，这些年我国通货膨胀的主导因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虽然房价上涨更快，但由于房价上涨没有被纳入在我国CPI内，所以价格涨得再厉害也和CPI关系不大。可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是不是就属于结构型通货膨胀呢？其实，它最终推动的还是整个CPI的上扬，哪怕食品类价格在CPI中的上涨幅度最快。

回过头来看比农产品价格上涨更快的房价上涨。短短几年间，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上涨了好几倍，可谓民怨沸腾。正因如此，我国政府不断推出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想借机打压通货膨胀，可是效果又如何呢？

比如，2010年6月我国推出了历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虽然市场交易量一度骤然下降，但并不影响房价的继续上扬。相反，价格应声而落的只是房地产开发中用得最多的钢材、水泥的价格。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从股市中看出来。打压房地产价格，倒霉的是钢材、水泥销售；钢材、水泥销不出去了，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就一路下跌。

可是，钢材、水泥的价格有没有带动CPI下跌呢？没有，相反却在这时候，从房地产、股市炒作中被挤出来的资金又转向投入到农产品价格炒作中去。所以看到，就在商品房价格整治根本没有到位时，大蒜、绿豆、辣椒、土豆、玉米等价格开始成倍上涨，令过去循着教科书照搬照抄的那些理财专家们大跌眼镜，因为谁也没想到还会有这一招。

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管你想到想不到，也不管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来看能不能解释得通，更不理睬你这是不是结构型通货膨胀，反正游资的德性就是炒作，唯利是图，炒一把就走，过把瘾就死。

然而归根到底，这仍然是前几年尤其是2009年、2010年我国货币巨额超量发行导致的结果。

这么多万亿元资金在市场上流通，总要寻找出路，不炒这些就炒那些，哪怕政府文件再怎么声色俱厉，也无济于事。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以。”炒作，就是游资的本性；除非你政府有本事把游资规模压缩到最小程度。当然，这又仍然回到货币流动性问题上来了。

所以世界银行顾问、经济学家许小年形容说：“货币如同演员，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限制了时尚剧，他就要上古装戏。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回收多余货币，请演员回家安心休息。紧缩银根是否危及‘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也许，但不必因此而忧虑。犹犹豫豫，患得患失，既不收银根，又不搞改革，滞胀的前景清晰可见。没有改革就没有新的增长点，经济焉能不‘滞’？听任钞票继续泛滥，价格岂有不涨之理？”[注释1]

许小年认为，说穿了，这些都是货币超发惹的祸，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在2009年灌了水，现在就要想方设法抽取缸中漫溢的水，怨不得小商小贩，也怨不得轻信流言的群众。因为小商小贩就是要赚钱的，不赚钱还去当什么商贩；而群众是最容易受伤的，除了群众，还有谁受过伤？

所以说，在讨论所谓的结构型通货膨胀时，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可能会一叶障目，从而导致错误的判断。

再举个例子来说。2010年我国电子元器件和终端类产品出现了罕见的涨价现象，开始时的零组件涨价幅度为10%左右，并且是最近5年来的第一次涨价；发展到后来，部分电子元器件价格发生普涨，原价0.26元的钽电容至少上涨到0.6元，原价3.4万元左右的单片机至少上涨到6万元，而包括贴片电容、电阻、三极管在内的许多元器件的价格上涨幅度均已达到30%[注释2]。

对此，深圳东方港湾投资公司总经理但斌认为，在这种涨价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向全球市场发出的一种最强烈的通货膨胀信号。

要知道，从全球来看，电子制造业都是生产链条中效率最高的生产部门，而布局在我国的电子制造业就更是如此，因为它把欧美国家顶级的电子商的设计研发能力，与我国性价比极高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全球市场融为在了一体。在这样一个竞争白热化的自由市场中，谁也不可能垄断得了。最常见的情形是，中国在全球市场卖什么，什么就跌价；中国在全球市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

回过头来看，我国在全球市场上卖得最多的就是电子产品，所以电子产品的价格一直以来都是往下走的。而现在倒好，居然开始大幅度涨价了，这就说明最有效率的生产线速度也赶不上印钞机的印钞速度！

这样一分析，或许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通货膨胀，也无论这种通货膨胀是不是最先从某些商品涨价开始的，归根到底都是货币超发惹的祸。

[注释1]许小年：《房价飞涨都是货币超发惹得祸》，2010年6月17日经济参考报。下同。

[注释2]但斌：《中国经济已向世界发出最强烈的全球通胀信号》，2010年6月28日安邦咨询评论。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