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必然会推动价格上涨。但需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高于工资增长幅度，所以工资水平的提高在推动我国通货膨胀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认为，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单靠生产要素如工资、租金、利润、利息等的价格上涨，也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有人认为，这一现象目前在我国比较明显；但货币主义认为这种说法缺乏依据，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只是一种假象。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如下图所示：

图中横轴Y表示总产出或国民收入，纵轴P代表物价水平。一开始时，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价格提高会带动生产成本上升，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曲线从AS1上升到AS2。接下来，这种生产成本上升又会导致失业率提高、产量减少、国民收入下降、物价上升。

而这时候政府势必会采取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提高社会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这样一来工人的工资水平就会停止下降甚至有所回升，但实际上的工资水平是下降的，所以工人必然会进一步提出要求涨工资，从而使得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推动全社会的价格水平上扬。

平心而论，这种全社会生产成本的上升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一个整体，部分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带动其他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只是程度大小而已；主观原因是，一些垄断企业、垄断组织、工会组织也会利用集体谈判等方式，来抬高甚至操纵生产成本。

成本自然上升的内在要求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样样都涨，就是工资不涨。”而实际上呢，既然外面的东西“样样都涨”，工人的工资就“应该涨”，也“必然会涨”，只不过上涨幅度大小及时机选择罢了。这不是工人“狮子大开口”，也不是谁的“恩赐”，而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自然上升”。

所以，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必然会上升；而反过来也可以说，通货膨胀本来就意味着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自然上升，是对这种成本上升提前作出的反应。

不用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涉及面很广，但其突出表现是劳动力成本的温和上升。例如，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尤其是在“民工荒”比较严重的东部沿海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年年都要调整。当然，不仅是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基层员工也都在不时发出提高收入的呼声。这些不断上调的工资成本最终都会分摊到产品生产成本中去，于是形成了“工资-成本-物价”的价格上涨螺旋，构成一种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

所以读者能看到，一方面是基层工人强烈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是，企业工资水平的上涨虽然也看得到，但与工人们的要求相比还差得很远。这种尴尬局面恰恰反映了一种谨慎的现实背景，即受“工资-成本-物价”价格上涨螺旋制约，政府不敢广泛、迅速、大面积地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

而实际上呢？虽然我国的出口贸易顺差过大，主要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太低即工人工资太低，却不会因为较大幅度地提高工人工资而推动通货膨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点[注释1]：

一是我国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并且这几年的比重不但没有提高，还在逐步下降。例如，2006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该市13个行业的企业调研发现，人工成本在企业生产总成本中所占比例平均只有5.6%，比前几年有较大幅度下降。而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体现为基层工人的工资上涨。由于这些工人原有工资基数低，所以即使上涨，对生产总成本的影响也很小，不至于会对推动通货膨胀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二是我国从2008年开始试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得税率已经从原来的33%逐步降到25%左右；2009年推行增值税后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税务负担。所有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因素的影响。

三是这几年来我国城市生活成本明显上升，可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却没有得到同步增长，所以每年春节后各地都会出现一阵阵不同的“民工荒”和“民工潮”。容易看出，这种“民工荒”和“民工潮”的最大区别，实际上就相差那么一点点工资收入。只要某个地方的农民工收入稍稍有所上调，原本是“民工荒”的地区就会出现“民工潮”。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注定各地对基层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标准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提高，天然限制因素就在这里明摆着。

四是随着我国各地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支持和鼓励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往中西部地区，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在全国范围内规避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举措。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一种释放，所以接下来不至于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当然，除此以外需要提出的是，企业成本的自然上升，除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外，还有其他许多间接因素。比如这些年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就与企业成本如工人工资上涨不无关系。

虽然许多人认为，我国通货膨胀中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而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是天气恶劣、气候问题，但实际上，天气因素只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导火线，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房地产价格上涨。换句话说就是，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推动了各行各业的成本提高，形成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房价虽然在统计上并没有计入我国CPI，但毫无疑问，住房消费是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买房、租房都必然会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引发工资上涨。有人会说，我住的是自住房，不用买，也不用付租金，但这仍然会构成你的生活成本。难道说，你买来的住房就没有成本、投入？根本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过快，必定会推高劳动力成本，从来要求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增加了，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机会成本也相应提高了，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机械化作业替代劳动力的发展趋势。这样，也就必然会推动农产品价格的提高。

[注释1]何孝星、张宁：《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结构性分析》，2010年第10期经济学动态。

成本被迫上升的人为要求

所谓成本被迫上升，是指这种成本提高并不是企业自主而是被迫的。例如，当工会通过集体工资谈判，迫使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并且使得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时，生产成本也就相应提高了；而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并反弹产品出厂价的提高，推动物价上涨。当整个社会的物价都上涨时，工会又会通过这种方式要求提高工人工资，从而进行下一轮循环，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压力。

类似上述情况，称之为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而不用说，除了工资推动型外，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成本推动型。例如：利润推动型，主要是垄断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通过提高价格、增加利润而导致的价格普遍上涨；进口成本推动型，主要是一些国际垄断企业、卡塔尔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凭借其特殊地位，提高所控制的产品价格，从而促使这个组织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通货膨胀。这时候虽然全世界的这种产品价格都在涨，但卡塔尔组织内部成员国却可以通过产品价格上涨抵消通货膨胀压力，而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就无法消化这种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从而不得不推动价格普遍上涨。

2011年春节过后，我国市场上原本在人们脑海中很难跟“涨价”两字沾上边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吸油烟机等白色家电产品，也都在酝酿集体涨价了。清明节前，白色家电的零售价普遍调高了近10%，并且与往年相比降价促销措施大大减少；即使没有涨价的家电产品，价格也变得不像过去那么“好商量”了。这种涨价可以看作是原材料、物流仓储、人工装卸成本上升导致的，同样是一种“胁迫”，市场的“胁迫”。

最后再强调一遍：无论什么外在因素迫使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在推动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都不能随意夸大。权威研究认为，没有迹象表明我国各地提高工人工资最低水平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明显上升”。

高盛集团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过去10年来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我国工人的工资上涨推高了通货膨胀。究其原因在于，工人的工资确实在上涨，但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仍然很低。以我国制造业为例，具体数据是，我国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为16%，远远高于每年工资的增长速度。不但如此，而且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呈下降走势，2009年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低于2001年时的水平，相当于2002年时美国的竞争优势[注释1]。

[注释1]高盛高华：《工资上涨并未推高通胀》，2010年8月6日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