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直接降低国民生活质量、危及社会稳定，给政府造成不可挽回的信誉损失。国民党政府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物价飞涨，彻底失去民心。民心不稳，社会也就必然不稳。

通货膨胀猛于虎，不仅降低国民生活质量、危及社会稳定，而且还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信誉损失。而要防止这一点，就要认清形势、了解实际通货膨胀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更不是高唱赞歌能够解决问题的。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2010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指数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满意度不仅比5年前明显下降，而且对于短期生活品质改进的信心也明显下跌。调查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物价上涨、房价居高、收入水平无改善。调查认为，普通工人虽然年年都在增加退休工资，但6年下来的涨幅还不如公务员涨1年，这种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的现象有可能会引发社会风险上升[注释1]。

从历史上看，几乎从来不可能从官方嘴里会说出通货膨胀一旦无法控制、经济就会崩溃在即的真相，因为这样会使百姓陷入恐慌，更加增强全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层纸不被挑破并不能否认问题的严重性。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挑破这层纸，而在于未雨绸缪，把物价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从国际惯例上看，就是CPI年增长幅度在3%以下。一旦超过3%，就表明通货膨胀出现了；超过5%，更是表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这种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无论它是“结构性”的还是“全面性”的，都表明问题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阶段。

要知道，物价如果一旦上涨上去就很难跌下来，不是变本加厉地持续上涨，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历来有人对通货膨胀唱赞歌

通货膨胀显然是弊大于利，但奇怪的是历朝历代对通货膨胀唱赞歌的人不知其数，而且都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以蛊惑性更大。

说到底，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人迫于自身利益不敢说真话；另一方面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通货膨胀的好处，认为通货膨胀“也并非一无是处”。不用说，这样也就必然会导致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

应该说前者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人是一种很现实的动物，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言行后果；所以这里重点说说后者。

鼓吹通货膨胀的说法历来有之，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为了避免被人抓到“小辫子”，这种观念在鼓吹通货膨胀时往往会在前面加一个定语“温和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说话留有余地、退可守进可攻了。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各国中央银行都能确定一个目标通货膨胀率，就会使得实际利率下降许多，有助于帮助政府渡过经济危机。不但如此，通货膨胀还会有助于那些不景气的产业和地区恢复成本竞争力，有助于帮助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私人部门减轻债务负担。

例如，几乎所有工人都赞同劳动报酬要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涨这样一种观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当劳动生产率下降时你却很难把实际工资水平降下来。这时候怎么办？通货膨胀就可以从中帮忙。

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工资和利率水平应该有相应上升，但如果工资和利率水平的上升幅度低于通货膨胀，实际上就可以起到变相降低工人工资的作用。

工人们拿到手的工资虽然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增加，可实际购买力却相应降低了，这在劳资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事，也可以说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这就是所谓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起到的经济润滑剂作用。

而且有人研究认为，当通货膨胀率为3%到4%时，比通货膨胀率为1%到2%时更容易掩盖工人工资收入的缩水率。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如果说，这时候欧洲中央银行有一个较高的目标通货膨胀率的话，那么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也就都能重新获得竞争力，避免因为降低工资而遭民众反对[注释2]。

更奇怪的是，从工资增长水平不高的工人角度看，有时候他们也愿意有一点通货膨胀。因为许多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都在借债过日子，而通货膨胀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

例如，许多“房奴”需要归还购房贷款，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一方面自己有可能会因此增加名义收入，另一方面也会因此降低抵押贷款的实际价值，从而缩短实际还款过程。

当然，抱有这种想法的不仅有个人，还有政府。政府同样希望能从通货膨胀中收到同样的效果：一方面刺激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降低政府债务负担。前者如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如果不是随着通货膨胀率提高而相应提高，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并且他们的纳税收入级差也会相应提高。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会因为面临更高的税率，从而把更多的所得税变成政府财政收入。

至于后者，简单想一想就知道：现在居民的银行存款利率赶不上通货膨胀，居民的这部分实际损失到哪里去了呢？

容易看出，为通货膨胀唱赞歌的人是站在某个利益集团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公正立场上。如果站在公正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就有弊。即使上面所说的都对，也要看到通货膨胀对投资、对节俭者赋税这样一种负面作用。

就拿适当的通货膨胀率能够帮助政府减轻债务负担为例，这确实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等推行的政策中看出来；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政策的效果很有限。

因为通货膨胀在帮助政府减轻债务负担的同时，也会因为通货膨胀使得政府的GDP和预算结余大大缩水。尤其是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时，会对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产生恶劣影响，使得政府从中得到的这一点点好处得不偿失。

比如，如果中央银行原来承诺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最终并没能够兑现这种承诺而是突破了这一目标，那么政府以后类似的承诺还会让百姓相信吗？要知道，这不仅仅是承诺问题，更在于利益问题。

因为就在政府作出2%的承诺时，投资者的投资回报、风险以及普通百姓的生活安排都会据此来进行；而现在你突破了这一目标，就会使得他们的投资和生活都被打乱计划，甚至变得民怨沸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我国也曾经出现过一波强劲的通货膨胀，CPI年增长幅度超过12%。资料表明，1989年3月我国的存款利率高达13.14%，为此政府推出了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因素在内的“保值储蓄”措施。当年的通货膨胀补贴率为13.64%，从而使得两者合计的银行存款的名义利率为26.78%。

通过这种把流动性泛滥的货币关在银行里的做法，我国的物价在此后虽然稳定了好几年，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原价位[注释3]。

[注释1]《大陆调查：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社会风险上升》，2011年1月4日台湾联合报。

[注释2]《通胀式解药》，2010年3月11日经济学人杂志。

[注释3]颜昌海：《中国通货膨胀真相还能掩盖多久》，2010年2月19日凤凰博报。

通胀猛于虎，殷鉴不远

通货膨胀是威胁政治稳定的第一杀手。以伊朗为例。伊朗2006年到2008年间的GDP实际年增长率达到6.5%，应该说很不错了，可是它的年通货膨胀率更高，高达百分之十几（反对派更认为超过24%）[注释1]。24%是什么概念？就是说现在的100元钱一年后的购买力就只剩下80.65元，再过一年就只有65.04元了，第三年就只有52.45元了。百姓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只好纷纷把钱投入房地产，结果使得房地产价格暴涨两三倍，从而引发2009年伊朗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局势很不稳定。

回顾国民党垮台前的通货膨胀，就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了。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的法币发行额是5569亿元，比抗日战争开始时的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392倍，应该说相当惊人了。可是没想到，接下来的货币发行量更是变本加厉，从而导致旧中国真正出现了“物价飞涨”[注释2]。

1945年末，旧中国的法币发行量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319万亿元，与8月份相比几乎已经翻了一番；1946年末增加到3.7261万亿元，短短一年间增长2.6倍；又过一年到1947年末，法币发行量达到33.1885万亿元，短短一年间又增加近8倍；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到1948年8月21日，发行额高达663.6946万亿元，8个月增加19倍，以至于纸币的价值还抵不上它的纸张费和印刷费，这不是很搞笑吗[注释3]？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孤注一掷，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取代法币，以1比300万的比例回收法币，发行总额20亿元。但政府当局很快就自食其言，1948年12月的金圆券发行量就达到83.2亿元，1949年1月又增加到208亿元，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更是猛增到67.9458万亿元，超过原发行限额的33972倍！

不用说，这时候如果把这些金圆券按照1比300万的兑换率兑换成法币，则数额高达20383兆元，与1937年6月相比增长了1446亿倍！

可想而知，这样的货币还会有什么价值？面额最大的钞票居然为100万元，货币结算时考验的完全是买卖双方的“计算能力”。

伴随着这种恶性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商品价格几十上百倍地上涨。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在全国物价方面居于领导地位，所以上海的物价走势依然能比较好地代表当时旧中国的物价总趋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前，上海的物价指数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8.64万倍。8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抛售商品，致使物价疯狂下跌，物价指数在一个月内下跌36.4%，许多股票的价格一个月内下跌三分之二。然后在接下来的10月以后又迅速回升，12月份的物价指数与9月相比上涨5倍。1946年一年内又上涨6.7倍，1947年一年内上涨13.76倍，1948年1到8月上涨55.1倍。这样的政府不垮台才怪。

物价飞涨导致人们见货就抢，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掉四分之三，甚至连棺材店里的棺材也被抢购一空。因为这时候的钱实在不值钱了，把钱放在家里什么都不是，还不如换点什么东西放在家里能看得到，哪怕是棺材也好，至少也是木头做的。

以至于到后来，无论是谁，只要拿到钱都会把它看作是烫手山芋，无论买什么也要把它变成商品，以此来抵消一日千里的通货膨胀压力。

面对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也进行过一系列努力，直接出面干预价格。但无奈货币发行太多、流动性泛滥，这种干预根本就是扬汤止沸。

例如，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配合发行金圆券，对物价、工资实行了名为“八·一九限价”的冻结，不许涨价。但这样一来，商家便宣布停止营业，使得公开市场交易非常清淡，生意都跑到黑市交易上去了，而黑市交易价格比原来的公开交易价格要高出3到10倍。11月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彻底失败。而在此期间，由于商家停止营业，给上海工商界造成的总损失大约为2亿元金圆券（发行初期的金圆券价值）。而当后来宣布废除限价政策后，所有商品价格犹如决堤之水**。以大米为例，在短短半个月内，每石大米的价格就从限价的20.9元一度突破2000元，上涨近100倍；其它商品的价格平均上涨20多倍。仍然以大米为例，到1949年5月最高时的价格，已经上涨到每石3亿元以上！

[注释1]王强：《不是GDP——通货膨胀加剧才是威胁政治稳定的第一杀手》，2009年7月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下同。

[注释2]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页。下同。

[注释3]《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2010年7月28日找法网。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