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通货膨胀节节攀升，专家学者不该要求普通百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否则就是颠倒了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丧失公平与良知的本末倒置。

所谓通货膨胀容忍度，是指这种通货膨胀并不会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危害，甚至对发展经济还会有润滑作用，所以这时候虽然已经出现通货膨胀，但这种通货膨胀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欢迎的。

那么，客观上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容忍度呢？理论上说是有的，但它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大基本前提，否则就是自欺欺人[注释1]：一是确保居民收入有实质性增长。只有居民收入有实质性增长，面对通货膨胀率时才不会那么“在乎”。二是政府采取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已经用完，换句话说，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回过头来劝导民众“暂时忍受一下”了，别无他法。三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官员要和普通百姓一样同甘共苦、共赴时艰，一起面对并忍受逐步走高的通货膨胀。

所谓“容忍度”标准是什么

既然称为“容忍度”，那就必然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可以“容忍”的标准。然而，这种容忍度标准客观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观上或许存在，那就是老百姓对此是不是有抱怨，以及抱怨声大小——如果虽然有人抱怨，可是人数相对较少，那还可以认为“比较正常”、可以“容忍”，否则就是“不可容忍”的。千万不要把能否容忍的标准交给专家学者来把握，因为他们不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饱汉不知饿汉饥”。

谈到通货膨胀忍受度，比较著名的事件发生在2008年1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背景是2007年我国CPI增长率高达4.8%，接近于严重通货膨胀，会上有记者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现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说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是你不能跑不过CPI，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发言人不无轻松地说：“我首先想到就是刘翔的速度特别快，但是同时中国的价格并不是世界最快的，至少是去年，去年实际上俄罗斯、印度的价格涨幅都比中国要快得多，大概俄罗斯可能在7%以上。”[注释2]这就是说，4.8%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可以忍受”的嘛。

而本书作者在读到发言人的这段讲话时，首先想到的是一位贪官在受审时所说的话：“我才受贿500万，不算多；受贿1000万的人多的是，你们为什么不去抓他？”这位贪官的言外之意是说，我的这点数目应该是大家“可以忍受”（可以原谅）的。

不用说，通货膨胀的忍受度应该问普通百姓，问最贫困的人，因为他们才是“最广大的人民”；决不能问“财务自由”者，因为他们从来不用担心生计，相反却还会因为通货膨胀推高资产价格而从中受益。

最贫困的人在哪里？就在贫困线附近及其以下。2009年我国贫困线标准调整为人均年收入1196元后，按照这个标准测算，我国贫困人口大约有4320万人；而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标准测算，我国贫困人口规模至少1.5亿[注释3]。

要知道，年收入1196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每天哪怕只吃方便面也不够，请问他们忍受得住通货膨胀冲击吗？在他们眼里，哪怕CPI只有1%，也会剥夺他们碗里原本就少得可怜的面条根数。你要他们忍，他们就应该忍，就忍得住吗？

俗话说，“忍气吞声”。即使他们勒紧裤腰带忍住了，可是满肚子都是怨气，这社会还能和谐得了吗！

可以说，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清。2011年2月19日他在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敦促与会者本着“2011年食品第一”的态度参加会议。他警告说，全球主要国家的食品价格飞涨已经威胁到部分国家的政治稳定，令全世界走向“危险点”。他认为，食品价格的上涨毫无疑问最终会导致供给增加，可是其中必定会有几年时间“可能引发动乱、政治不稳定及社会动**”，道理很简单，因为食品、燃油等商品价格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所以他强调说，“我们需要保持敏感，用指尖感觉正在发生什么，了解食品价格变化和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呼吁国际社会做好准备，帮助一些政局不稳定的国家摆脱经济困境[注释4]。

什么叫“用指尖感觉正在发生什么”，说穿了就是要深入基层了解民间疾苦，就是要用手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话，不能昧良心。

而此时此刻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短短3个月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15%，由此导致贫困人口规模增加4000万。可想而知，如果我国要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就会因为通货膨胀提高一点点就推动食品价格上涨许多倍，这会给贫困阶层造成多大的利益剥夺，他们忍受得住吗？！

[注释1]瞿玉杰：《“忍受更高物价上涨”应有仨前提》，2010年10月15日新文化报。

[注释2]殷莉、井天增：《国家统计局：我们不是价格上涨最快的》，2008年1月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

[注释3]姜丽钧：《政协委员质疑1亿人“被脱贫”，建议提高贫困线》，2011年3月3日东方早报。

[注释4]《世行警告：食品价格飙升奔向“危险点”》，2011年2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下同。

提高容忍度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

我国正在推进社会和谐，而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上；随意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必定会与社会和谐的宗旨和举措背道而驰。现在的问题是，几乎人人都对物价上涨感到“吃不消”了，这就表明这种所谓容忍度已经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

可是容易看到，各种场合专家学者的论调恰恰相反。面对CPI节节攀升，更多的声音不是如何控制CPI，而是要大家准备忍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就像有小偷进入你家里偷你的东西、正在慢慢运出你家的财物（CPI上涨实际上就是在无形中剥夺你的财富），边上的人却不是阻止这种财富侵蚀，而是要你“想开一点”、“学会忍耐”，并且对你说小偷归根到底是“要钱不要命”的，不会对你怎么样，“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2010年10月16日，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2010沃德财富博览会上认为，因为我国近期经济增长率仍然可以维持在4.5%，所以通货膨胀警戒线不应该局限于3%，而是可以提高到4.5%[注释1]。也就是说，在他看来，4.5%的通货膨胀率在我国是“可以忍受的”。

而实际上，在过去我国通货膨胀率达到5%的时候，仍然不乏有太多的专家学者认为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国民是忍受得起的。例如，就在2004年6月和7月我国CPI分别高达5.0%和5.3%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基本正常”。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国家信息中心发展战略部的一位副主任认为，从我国过去20多年的五轮经济增长周期看，5%的CPI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数字，5%以下是绿灯区，比较正常；5%到9%是黄灯区，属于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9%以上才是红灯区，属于严重通货膨胀[注释2]。

读者容易看出，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当时5%左右的CPI，就可以说比较正常，最多才达到温和通货膨胀的下限。不用说，既然是正常的，也就是百姓可以忍受的；如果不能忍受那绝不是CPI的错，而是你自己的错。因为既然CPI是正常的，那么“不正常”的就只能是你了。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更是认为，当时的这种“CPI是非常正常的，甚至低于预想程度”，并且当时的CPI指数运行情况早就被警惕性极高的中央银行所预知，所以这种情况是可控的。

2010年10月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表示，我国必须忍受更高的通货膨胀，因为现在加息已经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并且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我国的CPI在11月份有可能上涨到5%，但全年应该不会超过3.5%[注释3]。

可以说，这一观点从某个侧面透露我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那就是物价上涨、可支配收入增长困难、银行利率已经连续7个月负利率，已经无可奈何；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普通百姓“必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任何经济增长的目的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如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这种经济发展就是不可取的，即使发展了也没什么意义，甚至是有害的。

再说了，为什么面对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率，我国就不能提高利率水平；提高利率水平就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呢？没有道理嘛。

例如在澳大利亚，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6月开始，澳大利亚一连6次提高银行利率水平，把充裕的货币流动性关在笼子里，从而成功地把CPI控制在3%，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出口增长速度达到2008年最高水平的可喜局面。

所以说，面对通货膨胀，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政府更应该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研究如何把通货膨胀降下去，而不是轻轻松松地要求百姓“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如果经济发展不能保障全体人民利益，这种经济即使“发展”了也不可取，不发展也罢。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要求普通百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例如，就在美国不断推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一再对国民表示，他决不会允许美国的CPI超过2%。言外之意是说，美国这种宽容货币政策宁可给全球造成灾难，也不会危害美国民众。所以看到，美国的物价虽然也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有所上涨，但CPI却不受影响[注释4]。在美国，任何一个官员和专家学者都不敢要求国民提高通货膨胀忍受度，因为这意味着丧失公平与良知。

[注释1]赵谨：《厉以宁：通胀警戒线可提至4.5%，社会可以承受》，2010年10月18日新京报。

[注释2]温秀：《专家谈通货膨胀中国警戒线，下半年物价先扬后抑》，2004年9月4日中国经营报。下同。

[注释3]周锐：《发改委专家：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目前加息不现实》，2010年10月13日中国新闻网。

[注释4]叶檀：《提高通胀容忍度残害中国经济》，2010年11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