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指数越高，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居民生活成本越高、日子越难过，痛苦程度越大。在影响痛苦指数诸因素中，作用最大的是通货膨胀率，它甚至具有对它“一票否决”的能耐。

CPI居高不下，已经引起社会的恐慌。因为如果CPI得不到有效控制，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的中央银行接下来就势必会提高利率；而提高利率水平无论对房地产还是股市来说都意味着资产缩水，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成本上升和盈利下降，对个人来说意味着生活成本提高、生活品质下降。虽然这种生活成本的提高对富裕阶层来说影响不大，但富裕阶层的家庭资产也必然会更多，账面缩水是肯定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通货膨胀与所有人都有关，谁也逃脱不了，但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低收入人群。正因如此，有人也把CPI称为“穷人指数”；与此相应地，把股票指数称为“中产阶级指数”，把房价指数称为“富人指数”。显而易见的是，这三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这就是CPI上涨必定会导致股票指数和房价指数双双回落。

从财富变化结构看，这时候穷人亏的是商品、小钱——同样多的钱已经买不到和过去同样多的商品了；而富人亏的是资产、大钱——账面资产大大缩水，部分大富豪变成了小富翁、小富翁跌入了贫困阶层。

通货膨胀越高，痛苦指数越大

国际上的“痛苦指数”概念，和通货膨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所谓痛苦指数，是指普通百姓面对同样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所感受到的不愉快。这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奥肯（Arthur　Okun）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其计算公式是：

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

奥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就低，而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就低。如果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就能看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提高，这时候的百姓就会感到日子难过（痛苦）了。不用说，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高，痛苦指数就越高。

按照这一定义，如果痛苦指数超过0.2，就表明这个国家已经进入“痛苦”状态。后来，经济学家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居民对通货膨胀的忍受力是失业率的1.6倍，所以又把上述公式修正为：

上面这两种痛苦指数概念，统称为“旧的痛苦指数”。

2010年，我国青年经济学家苗实又提出了新的痛苦指数概念，就是在上述概念基础上增加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当然与居民的幸福感和痛苦感直接相关了。

基尼系数的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它反映的是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严重性。很显然，如果居民收入绝对平均，那么这时候的基尼系数就是0。

据此，得到一个新的痛苦指数计算公式：

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基尼系数

按照这个公式，如果痛苦指数超过0.6，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进入了“痛苦”状态。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可是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率，就会发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给居民带来幸福感的同步增长。

2005年至2009年，美国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机构访问了来自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民众，要求从你“是否有足够的休息、能否受到尊重、健康状况是否良好、是否有有益的休闲”等方面进行详细回答，最终据此作出了全球“幸福感排名”。结果显示，我国大陆在15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125位，我国香港排名第81位[注释1]。

再想想改革开放之初的“万元户”吧。20世纪80年代，我国流行一种“万元户”的说法，意思是说，当时如果某个家庭的年收入能达到1万元就算“非常富裕”了；可是如果放在今天，不要说整个家庭的年收入1万元，就是每个家庭成员的月收入达到1万元，恐怕也没有那个时候富裕，说不定其“痛苦指数”比那个时候还高。

这能怪现在的人“人心不足蛇吞象”吗？当然不能。实在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今天的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值钱了。

据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锦计算，1981年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5万元；反过来说，现在的1万元只相当于30年前的35分之一，即280元。1981年时的“万元户”，年收入相当于当时城镇职工平均年收入的13倍，如果放在今天，相当于现在一家三口的年收入是35万元[注释2]。不用说，如果你现在的家庭年收入有35万元，那么在我国的确可以算得上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

再例如，当时的家庭年收入1万元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额的200倍，如果放在今天，人均储蓄额的200倍就是255万元。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的家庭年收入是255万元，那就算富裕家庭了！

再从在职职工工资收入的变动情况看，在过去的30年里，大约每10年职工收入就要增长三四倍。例如以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看，1981年时的平均年收入为500元，1991年为2300元，增长3.6倍；2001年的年收入为10800元，增长3.7倍；2007年的年收入为21200元，6年间增长1倍。

这样一对比就知道，你在同期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也达到了这样的增长水平？如果没达到，那就意味着你的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落后于通货膨胀了（从GDP平减指数角度来衡量的通货膨胀）。

所以，虽然从表面上看，过去30年间我国CPI平均只有4.8%，并没有出现多么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实际上，由于各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在急速增长，这种“货币化”进程正在攫走你的大部分财富。

再从我国每年净投放的现金规模看，1981年为50亿元，2010年达到6381亿元，增长了127倍[注释3]。可以说，很少有居民的现金拥有量在这些年间会达到这么高的增长率。

[注释1]郭钇杉：《中国人幸福感仍在下降，2010年你幸福吗》，2010年12月24日中华工商时报。

[注释2]李锦：《1980年的万元户相当现在的35万元》，2011年1月20日李锦的博客。下同。

[注释3]牛娟娟：《央行发布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净投放现金6381亿元》，2011年1月12日金融时报。

通货膨胀率被人为降低了

痛苦指数与通货膨胀有关，所以通货膨胀率的计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痛苦指数，至少在名义上会影响痛苦指数的计算。而不用说，痛苦指数和通货膨胀都与职工收入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居民的个人或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实际CPI，就会对通货膨胀不太敏感；如果个人或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追不上实际CPI甚至根本就没增长，这时候就会对CPI有着强烈的刺激。

除此以外，问题更大的还在于我国在计算CPI时所采用的社会平均收入，并不是国际上通行的收入中位数，而是收入平均数。这样，也就在无形中拔高了全社会职工的平均收入、人为降低了CPI标准，从而使得普通百姓感到官方公布的CPI与实际不符，与自己的痛苦指数不符。

2010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张世平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透露，2009年全国总工会对我国职工收入状况进行的一次专项调查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经呈现出利益群体分化态势。2008年我国20个行业的分类收入差距为4.77倍，有的甚至高达10倍（国际惯例是不超过3倍）。在大多数企业中，干部和普通职工、城镇工和农民工、正式工和派遣工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注释1]。

张世平透露说，2002年到2009年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13%，全国职工工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18%。令人吃惊的是，有高达23.45%的职工最近5年内没有增加过任何工资；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最大的不公。

简单推算一下就知道，年平均增长幅度8.18%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这几年的名义CPI了，可为什么仍然会有这么多普通百姓尤其是工薪阶层感觉到物价在涨、自己的工资多年没有增加呢？

除了这23.45%没有涨工资的人以外，即使在此期间收入水平有所增长的职工，仍然对通货膨胀感到害怕，觉得这与自己的感觉不符，原因就在于我国衡量工资水平时采用的平均收入指标有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在计算职工平均工资时采用的是“平均值”，而这与国际上通常采用全社会收入“中位数”作为平均工资有很大不同。

虽然“平均值”和“中位数”都可以作为平均收入来看待，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我国贫富差别越来越严重，用“平均值”作为收入平均数，实际上无形中就把社会上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平均给了自己，从而把这条平均线抬上去了。毫无疑问，依据被人为拔高了的收入平均数来计算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就是变相降低了CPI、变相降低了痛苦指数。

这不能说群众的感受有偏差，只能说这种统计方法有问题。比如，如果按照年平均8.18%的收入增幅计算，2002年到2009年这7年间的平均工资收入应该增长到203%，即增长1倍多。但究竟有多少人达到这个水平呢？读者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了。

而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所谓的平均数，而是用全社会收入的中位数来进行衡量对比，就会更符合百姓的切身感受。举个例子来说，有一首打油诗是这样描述平均值的：“张家资产上千万，邻居九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注释1]仇惠栋、黄阳阳等：《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近1/4职工5年未加工资》，2010年3月10日南京晨报。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