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中的通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所以决没有“结构性通货膨胀”一说。否则，这岂不是就等于说还有“结构性”货币了？“结构性通货膨胀”一说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在误导。

通货膨胀是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我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无论宏观调控还是微观经营，或者市场体系建设，许多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为普通百姓所掌握。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什么样的经济学家要想有所作为，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不用说，国际上对我国经济学家的社会价值颇多非议，认为限于专业能力和道德标准，我国经济学家们普遍地在胡说八道，某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所作的判断过于离谱，对一些经济常识的解释甚至还不及普通百姓[注释1]。

有鉴于此，读者在理解通货膨胀概念时要破除迷信，警惕被人牵着鼻子走。近几年来流行的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概念就是其中之一。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个伪命题

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结构性”通货膨胀因为不是构成CPI的各类商品价格全都上涨，所以不能称为“全面性”通货膨胀；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全面性”通货膨胀概念也是如此。

先说“结构性”通货膨胀。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已无从查考，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标准CPI中包括8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所以在考察是否发生通货膨胀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CPI高低，而不是看其各构成部分的涨跌；否则，如果一定要坚持CPI中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全都上涨才叫通货膨胀，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因为既然设计CPI这样一个指数来考察价格总水平，实际上就已经抽象掉了各种具体商品的价格变动，否则还要这个指数干什么呢？

就好比你说这是一堆球，公众就马上会联想到这些物体都是“圆”的。这就是“球”的概念所抽象了的指代，而不是非要从中一个个去寻找是不是还有“方”的球。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球本来就是圆的，如果有人说还要想方设法去排除“方”的球，那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

所以，只要谈到通货膨胀，就没必要再去用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构性”定语去搪塞。CPI各组成部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动，并不是用来衡量是结构性通货膨胀还是全面通货膨胀的标准，其真正作用在于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发展变化趋势和程度，以及如何根据这些分类价格变动寻求治理对策。平时在讨论CPI上涨了多少时，也根本没必要去考察具体商品的价格涨跌幅度大小，有CPI就够了。

如果继续推测下去，那些提出结构性通货膨胀概念的人，实际上很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结构性通货膨胀代替核心通货膨胀。而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曾经因为误导政府决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被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所唾弃。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考察和治理通货膨胀时都是不看核心通货膨胀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产生决策误导。

明确了这一点就知道，目前我国经济学界有许多似是而非、容易产生误解的观念和方法。例如2010年4月，就在我国CPI承接上年的上行走势时，国内某著名经济学家依然认为我国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他说，通货膨胀的基本定义之一“是物价普遍增长。其内在含义是，如果CPI上行不是由物价普遍增长所引致的，而只是由某一种或某几种商品价格增长所引致的，那么，这种CPI上行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不但如此，他还认为，“就1998年以后的10多年时间而言，中国虽有几次物价上涨时期，但没有发生过物价普遍上涨的通货膨胀。”[注释2]

显而易见，这位经济学家在这里又把通货膨胀中的“通货”（货币）理解成“所有商品”了。

确实，如果要等到“所有商品”价格上涨那一天才能算是出现了通货膨胀，那么不要说我国，就是在全球也不会有哪个国家出现“通货”膨胀。只是这样一来，CPI这个指数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存在了，只要用眼睛扫瞄一下，看看有没有商品价格在下跌就可以排除了。

再看“全面性”通货膨胀。

从道理上说，如果有“全面通货膨胀”一说，那就必然会有“局部通货膨胀”的说法。只是如果是这样，恐怕很少有人会理解什么叫“局部通货膨胀”了。

这里的“局部”是指地区还是个别商品，不得而知。如果是指局部地区发生了通货膨胀，那显然每个地区的通货膨胀程度有大有小，只不过有些地区的CPI恰好超过3%（所以踏进了通货膨胀门槛），有些地区低于3%罢了。如果是指CPI构成中的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幅度超过3%，那也说不通。因为这8大类商品中包含的具体商品成千上万，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动，如果要想看到这成千上万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全都上涨，恐怕不易。

正如前面所说，如果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问题，恐怕永远都不会出现“全面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说也就不用去提了。

[注释1]黄小鹏：《通货膨胀与经济学家含金量》，2010年12月7日证券时报。

[注释2]王国刚：《2010年中国CPI上行中并无通货膨胀因素》，2010年4月19日中国金融。

剖析CPI各组价格涨跌有必要

这里说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个伪命题，并没有否认对CPI做结构性分析的意义。通过对CPI各组成部分的价格涨跌进行考察分析，会有助于更好地研究、治理、预防通货膨胀。

以通货膨胀幅度较大的2007年下半年为例。当年8月，我国CPI同比上涨6.5%，9月上涨6.2%，10月上涨6.5%，三个月全都高于6%

的水平，已经进入严重通货膨胀阶段。仔细考察这三个月的CPI构成发现，其中都是5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在上涨、3类下跌，尤其是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上涨过快，10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54.9%（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7.6%）。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拉动10月份CPI上涨5.4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当月CPI上涨1.1个百分点[注释1]。

鉴于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我国出现的这种严重通货膨胀还是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而不是全面性通货膨胀。

需要警惕的是，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如果控制得不好，完全可能向“全面性”通货膨胀转变，这些专家为什么不提醒公众这一点呢？

回过头来看看美国。2010年11月3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推出用6000亿美元收购长期国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此，全美企业经济学家协会（NABE）对该协会的51名经济学家进行专项调查。调查表明，虽然当时（2010年10月）美国的核心CPI增长幅度只有0.6%，是195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这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接下来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要高于通货紧缩。他们不仅对这种量化宽松政策提出广泛批评，并且认为有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一大挑战，导致通货膨胀失控[注释2]。

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相当“大度”。面对货币流动性泛滥、CPI增幅达到4%至5%，他们不是提醒政府有发生通货膨胀可能性的威胁，而是认为我国消费者还可以“容忍”更高一些的通货膨胀率。

也难怪，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要惊叹“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了。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注释3]

再看2008年4月16日，当天国家统计局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公布了2008年3月的CPI数据：同比上涨8.3%。而就在同一天，社论表示我国将继续实行从紧货币政策，努力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胀”[注释4]，好像这时候的CPI仍然没有进入全面通货膨胀阶段似的，他们的“理由”是：在这次公布的CPI中，8大类商品中依然是5类商品价格上涨、3类价格下跌，所以“不属于”全面通货膨胀。

具体数据是：这5类价格上涨的商品分别是，食品类上涨23.3%、非食品类上涨1.6%、消费品上涨10.9%、服务项目上涨2%、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6.6%，3类价格下跌的商品分别是，衣着类下跌1.3%，交通通讯类下跌1.7%，文化娱乐类下跌0.5%。

熟悉国情的读者知道，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很高，所以体现在CPI中的食品类价格权重最大，2008年时约占34%。这就意味着对于双职工的三口之家来说，每个月的食品消费在其总收入中要占34%左右，而对于收入较低的百姓来说这个比例更高。而CPI表明，当月食品类价格上涨23.3%，可想而知这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多么大了。

相反，总观三类价格下跌的商品，无论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程度还是其价格下跌幅度，都很小。例如这3类价格下跌的商品中，下跌幅度最大的是交通通讯，也只不过只有1.7%；下跌幅度最小的文化娱乐类，只下跌0.5%，很难说这在统计学上有什么具体意义。

所以相比而言，虽然在这8大类商品中有3类商品价格下跌，但由于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关联度小，并且价格下跌幅度很小，因此就认定如此之高的CPI依然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是非常勉强的。

更不用说，即使是在价格下跌幅度最大的交通通讯类中，其中还有许多子项目的价格是上涨的。具体地说是其中的通讯工具（说穿了就是手机）价格大幅度下跌，才拉动了价格下跌。

可是要知道，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价格下跌主要是受科学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与货币发行量过大造成的通货膨胀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种价格下跌更多地体现为技术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不能混为一谈。

[注释1]谢百三、吴秀波：《警惕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2007年第11期价格理论与实践。

[注释2]刘丽娜、蒋旭峰：《调查结果显示美经济学家担忧通货膨胀》，2010年11月23日新世纪。

[注释3]曲力秋：《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2005年10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

[注释4]吴丽华：《CPI维持高位，货币从紧不变》，2008年4月18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