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的大名叫“消费者价格指数”，这是全球各国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最主要指标，却又是最不贴切、容易低估实际通货膨胀率的指标。CPI地位有被GDP平减指数取代的危险。

谈到通货膨胀，就不能不提到CPI。

实事求是地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CPI在我国还只是少数专业人士在专业范围内使用的专用名词。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通货膨胀以及宏观经济急剧变化，尤其是在2010年末CPI持续走高以后，CPI几乎成了普通百姓家喻户晓的名词。

人们纷纷打听：CPI究竟怎么啦？CPI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

CPI的基本概念

CPI的全称是Consumer　Price　Index，中文叫“消费者价格指数”，国外叫“消费价格指数”。这是国际上普遍用来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程度的主要指标，也是我国四大宏观经济调控指标之一。

从概念上看，CPI是用来反映城乡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趋势和变动幅度的相对数。在这其中，既包括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类消费品价格，也包括多数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价格如水、电、交通、教育、医疗等费用，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市场价格变动对居民实际生活的影响程度。

从百姓生活角度看，CPI的基本含义就是要为此付出多高的生活成本；在收入水平一定或收入水平增长幅度低于CPI的情况下，意味着原有生活水平的下降程度。这也是普通百姓关注CPI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往往容易与事实发生较大偏差。所以说，根据国际惯例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是必要的，但又可能是名不符实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根据CPI来治理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则有可能类似于“刻舟求剑”，而这正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尴尬一幕——政府虽然在努力采取措施治理通货膨胀，但效果不明显。

CPI的重要性

CPI是普通百姓衡量自己的生活成本提高了多少，是一国政府用来分析和制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国民经济核算工具的重要参考，所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CPI反映的价格水平和走势，又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衡量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每当讨论通货膨胀时，媒体和专家总喜欢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来分析，讨论目前的CPI上涨是不是“健康”、是不是“过高”、会不会引发加息，以及食品价格上涨的周期性等，而不是从普通百姓生活角度来关注，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归根到底，物价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关注民生，首先应当关注物价。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CPI，它就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数字，而是切切实实代表着民生。

更何况，在我国CPI指标中，无论涨幅大小，都会发现其上涨的主导因素是肉蛋油等生活必需品涨幅过大，而这对百姓生活质量影响更大。尤其是从单一品种的农产品涨幅看，可以说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可是其对CPI的推动作用并不很明显。所以即使CPI涨幅不大，对普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也可能非常严重。

正因如此，各国政府对CPI都可谓爱恨交加。爱的是，任何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尤其是经济、金融政策，都离不开参考CPI；恨的是，CPI过高又会暴露这个政府领导无方、管理无能，尤其是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失当、效率低下的背景下。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是完全有可能会通过改变统计方法、调整这组反映消费价格变动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构成及权重，来“修正”CPI、“控制”通货膨胀，从而自欺欺人。

不用说，如果CPI不能反映实际通货膨胀，那么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就可能会因为误判而产生政策扭曲，无法取得理想效果。

一般认为，CPI稳定、就业充分、GDP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三大指标。可是在我国，CPI稳定及其重要性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重要，原因在于它的权威性不够，市场经济活动根据CPI变化来进行调整的灵活性也不够。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我国GDP年增长速度连续保持在10%左右，可是CPI上涨幅度却很小，这说明CPI与GDP的联动作用不大。与近年来西方国家GDP增长率一般在2%左右，CPI通常在0～3%范围内小幅波动迥然不同。

二是我国CPI往往会在一年内出现大起大落，前后相差好几个百分点，而这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在它们看来，只有当经济生活中出现重大突发事件（如爆发金融危机），CPI才可能这样剧烈波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CPI不能真实反映国民经济现状。

CPI的计算和编制方法

根据CPI概念，它的计算公式如下：

从中容易看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CPI实际上就代表购买这组商品今天要比过去某个时点多花多少钱，它反映的是居民生活成本增加。

例如，如果在过去一年中CPI上涨了5.4%，就表明同样是购买这些商品，今年要比去年多花5.4元钱；折算过来就是，一年前的100元人民币现在只能买到价值100÷（100+5.4）=94.88元的商品或服务了。

CPI在确定基期样本时，是采用拉斯派尔指数法、通过抽样调查得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2009年某消费者只购买4种商品：衣、食、住、行，它们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35%、30%、15%，并且基期价格都为100；又假如2010年中这4种商品的价格分别上涨22%、38%、24%、3%，那么这时候2009、2010年的CPI指数分别为：

2009年的CPI=（20%×100）+（35%×100）+（30%×100）+（15%×100）=100

2010年的CPI=（20%×122）+（35%×138）+（30%×124）+（15%×103）=125.35

我国CPI的缺陷

我国的CPI是从1984年开始编制的，经过多次改革，目前在调查方法、计算公式、权重获得等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但依然有不少问题。

目前我国的CPI包括8大类商品和服务，分别是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药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和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263个基本分类、约7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编制CPI用到的权重，来自全国12万个城乡居民家庭调查资料中的消费支出构成。由于消费结构每年都有变化，所以我国的CPI权重也会每年做些小的调整，每5年做一次大的调整。

2011年1月，我国CPI权重经过每5年一次大的例行调整后，8大类商品中食品的权重约占32.8%，与前两年相比降低2.21个百分点，居住提高4.22个百分点[注释1]。

我国CPI在反映实际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与普通百姓的感觉不符（主要是大大低于百姓对物价上涨的直观感受）。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是CPI权重设置不合理，不能完全反映居民消费支出

例如，虽然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可是食品权重在8大类商品中依然高居榜首，这就显得很不真实。

由于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食品支出占消费比重逐年下降，所以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注释2]也同步下降。就城镇家庭而言，恩格尔系数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80%以上下降到2009年的36.5%。但从CPI权重看，食品类权重依然过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认为，“我国CPI中食品类商品所占权重，应与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进行比较，食品价格在CPI统计中的权重应当不超过20%。”[注释3]

食品权重过高，必然造成医疗、教育、住房消费权重严重偏低，从而使得CPI落后于实际。有人甚至刻薄地说，这种滞后的CPI数据只能反映“农耕时代”的数据。

二是CPI编制过程和相关信息发布不能与国际惯例接轨

例如，我国公布的CPI权重仅仅是各类消费在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至于更重要的占CPI的权重并没有公开，这样就势必影响普通百姓对政府政策的信心，影响公众对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把CPI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国民经济数据推到十分尴尬的境地，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不但来自民间，也来自官方。以至于中国人民银行也往往只能根据自己的研究数据来调整利率[注释4]。

[注释1]郑娜：《国家统计局称我国CPI权重调整不存在人为压低》，201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注释2]所谓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研究发现：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

[注释3]刘先云：《CPI权重为何要定期调整》，201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注释4]社论：《CPI既不反映民生疾苦，也不能指导货币政策》，2007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

准确的CPI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不用说，虽然同样是CPI，但只有准确的CPI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否则不但于事无补，还会误导政府决策和百姓感受。

从全球范围看，虽然各国普遍公布自己编制的CPI，但其中尤其以美国、日本、德国三国的CPI信誉度最高，它们的主要优点是涵盖面广、数据采集方式科学、计算方法不断完善、公布准时定期。

例如在美国，美国的CPI是由美国劳动部劳工统计局编制的。该局每月都要对大约23000个零售商和87个城市的其他商业机构进行电话采访，从中收集80000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资料。这些商品和服务也同样分为8个类别，其权重分别是：住宅42.1%、食品和饮料15.4%、交通运输16.9%、医疗6.1%、服装4.0%、娱乐5.8%、教育和交流5.9%、其他商品和服务3.8%[注释1]。

不用说，权重是衡量各类商品和服务在居民生活和消费支出中重要性的关键数据，与最终计算得到的CPI有莫大关系。所以，美国劳工统计局为了保证这些权重与实际相符，调查人员会向成千上万个家庭和个人调查他们前两年购买消费品的比重，以此来确定权重；并且这些权重每两年要修正一次，以便更好地符合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同时把这种修正结果公布于众，接受公众监督。这样的修正频率比我国要高得多。

美国的CPI每月公布一次，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或第三个星期公布上月的CPI。由于每季度总会有时令产品消费，而这些时令产品对当季的价格变动会产生影响，所以美国劳工统计局会据此对收集来的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尽可能减少时令产品对CPI造成的季节性波动。

从最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看，无论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时期，还是80年代中期的低物价时代，以及90年代以来持续了10多年的新经济时代的低通胀率，这种建立在科学、规范基础上编制的CPI数据都能较好地反映实际通货膨胀率，在帮助美国政府制定决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方面帮助不小，甚至可以说功不可没。

例如常常可以看到，在遇到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价格逐步走高，以及因为自然灾害导致生物能源、食品价格攀升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会动不动就上调联邦基准利率，寄希望于用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物价上涨，使得CPI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就要得益于比较准确的CPI数据；同时，这也是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平抑物价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在保持物价稳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原因。

这能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说明，统计部门发布的CPI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不是无关紧要，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

[注释1]王凯、倪建军：《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数：CPI》，2007年第9期当代世界。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