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较量——中国反贪历程》一书时[53]，我忽然冒出一个疑问：假如刘青山和张子善活在今天，他们会被枪毙吗？

1952年2月，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而被处决，史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第一大案。据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这二位贪官党籍的决议介绍，刘张二位共贪污挥霍三亿多元旧币[54]。旧币的三亿元等于新币三万元，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1951年的一元新币大体相当于2000年的七元人民币。这就是说，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二位大贪官平均每人贪污了十万元左右。贪污到这个数目的官员，如今该当何罪？

《较量》一书从先秦写到1997年，倒数第三页提到了八个最新贪官的名字，我查到其中七位的案情和下落，抄录如下[55]：

1、陈希同，北京市委原书记，贪污礼物折合55.6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2、王宝森，北京市原副市长，贪污25万、美元2万、挪用3.5亿，自杀。

3、阎健宏，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贪污65万、美金1.4万、合伙贪污150 万，被判处死刑。

4、郭子文，中国煤炭销售公司原总经理，受贿193.6万，死刑。

5、李善有，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受贿人民币43万、股票8万，死缓。

6、胡建学，山东泰安市委原书记，受贿60万，死缓。

7、欧阳德，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贿53万，有期徒刑15年。

比照上述各位，刘青山和张子善如果不再做十倍的努力，不贪到百万以上，只要厚着脸皮不自杀，今天就不至于死。十万元级别的贪污犯，根据如今的案例推测，也就是坐牢十年的罪过。试比较下列案例：

1、康辉，人事部工资福利司原司长，受贿10万，有期徒刑10年。

2、孟庆平，湖北省原副省长，受贿人民币24.5万、港币10万，有期徒刑10年。

3、梁高才，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公司原总经理，受贿10万，有期徒刑10年。

4、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贿款物合计17万，有期徒刑10年。

5、钱棣华，黑龙江大庆市原市长，受贿22.5万，有期徒刑10年。

6、杨善修，河南安阳市原市长，受贿款物折合13.8万、美金3300元，有期徒刑10年。

7、彭虎，深圳市南山区原人大主任，受贿人民币20万、港币42万(俱乐部会员证)，有期徒刑8年。

8、滕国荣，江西省国税局原局长，受贿12万，有期徒刑7年。

由此看来，与五十年前相比，如今的世道也变了。

假设海瑞活在今天，呼吁恢复建国初期的惩贪标准，众人会不会骂他劝诱皇上“虐刑”呢？我估计干部会骂，百姓不会骂。这种说法有点阶级分析的味道，恐怕低估了共同的人性，我们不妨比喻得再极端一些。

1942年10月15日，晋察冀根据地民主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其中规定：贪污数目在5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斤小米以上500斤未满者，处死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43年8月抗日根据地政府公布施行的《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56]

三五百斤粮食不就是三五百元人民币吗？这条标准让我想起了当代民间流传的笑话：“把所有干部拉出来排队枪毙，难免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漏网太多。”

这太过分了。这才是无可置疑的“虐刑”。假如海瑞胆敢倡导这种标准，我估计广大干部群众会一致起来反对。奇怪的是，六十年前，通过这条法令的时候，大家怎么不这么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