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世道演变，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将两千年间的十余次反复集中到一本书里，这种常规就比较容易显现出来。我们试以明朝为起点再追溯两步看看。

宋朝初年（960年起），赃满五贯者处死。五贯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宰相每月的俸禄是三百贯，小县主簿每月的俸禄为六贯。小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干部，月薪不足一千元人民币。贪污数额不足一个科级干部的月薪就要处死，真有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感觉。而且，当时的执行措施也颇为得力，监察御史每月都要完成参劾任务，百日不纠弹，就是给台谏（近似监察部或中纪委）丢脸，要罚“辱台钱”[57]。

过了四十年（998年），到了宋朝的第三代领导真宗赵恒手里，年轻气盛的标准渐露老态，流配海岛代替了死刑。再过六七十年，贪官流放时无须受杖了，脸上也不再刺字。又过三四十年，宋徽宗赵佶即位，《水浒》所描写的这个时代是贪官们的好时光，据说，当时廉吏的比例不过10%，而贪官的比重达到了90%，皇上发现了贪官污吏，只给一个行政处分，“去官勿论”，惩贪的法律名存实亡。南宋亦然。“不屑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58]

唐朝的立法也很严厉。当时以绢计价，官吏受赃一尺，杖一百；贪赃枉法十五匹，以绞刑处死。据说，唐太宗立法后执法心切，有一次竟派人去贿赂官吏，故意勾引官员们犯法。刑部司门令史没有经受住皇上的考验，受贿一匹绢，唐太宗就要将他处决。多亏了户部尚书裴矩依法力争，批评皇上求治心切，矫枉过正，这才救下一条人命[59]。一匹绢的长度为三丈，按照明朝的折算率，价值七钱银子，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唐朝的立法竟以十两银子为处死标准，而唐太宗竟然要为七钱银子杀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执法气势，又叫人想起解放区那晴朗的天空。当然，这股气势又渐渐衰竭，《唐律》中有关官吏贪赃的刑罚规定，最后也与一纸空文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