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怎样地从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而发达了的呢?关于这事,若依毕海尔的意见,则我们在今日几乎不能构成什么概念。但倘将食料的搜索,太初并非个人底,乃是社会底的事,放在考虑里,那么,我想,我们才能构成这样的概念。人们在太初,象社会底动物的“搜索”食料一样,“搜索了”食料,就是,多少有些广泛的团体的结合了的力,向了太初自然所完成了的产物的领有了。我于前一信里,引在上面了的耶尔,正当地取了特·略·什罗涅尔的话,说道,内格黎多举全氏族以赴狩猎的时候,他们令人想起企图着猛烈的袭击的乌兰丹猿群来。阿卡族的毕格眉人之凭了结合的力以行上述的掠夺农场时,也令人想起同样的袭击。倘若可以算是在经济之下的人们的协同底的活动,则惟这向于生活资料之获得的这样的袭击,正应该是经济底活动的最太初底的形式之一了。
生活资料之获得的太初底的形式,是自然所完成了的产物之采取。[126]这采取的事,不消说,被区分为几类,打渔和狩猎,便是其一。采取之后,乃有生产,有时候——例如我们在原始农业的历史上之所见那样——和几乎眼不能见的推移的一系列,联结起来。农业是——虽是最原始底——不消说,已经有着经济底活动的一切的特征的。[127]
但因为太初土地的开垦,由血族结合的共同之力而施行者最多,所以在这里,就有很好的例子,为你明示原始人从自己的食人祖先作为遗产而继承了的社会底本能,能够在他的经济底活动之中,看出那广泛的适用是怎样。这些本能的后来的运命,是被人们居于——不绝地在变动的——这活动上,或如马克斯所说,则居于自己的生活的生产过程上的相互关系所决定了。一切这事,是自然到不能更加自然的。所以我不能懂得,发展的自然底的行程的不可解的方面,是在那里。
但是,请等一等罢。
据毕海尔,则困难是在下面的事。“假定如下,是颇为自然的罢,——他说,——就是,这变革(从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到经济的推移),是开始于为了直接使用而起的自然产物的简单的领有之处,发生了向于较远的目的的生产,有着意识底的目的的使用体力的劳动,占了诸器官的本能底的活动的地位的时候的,然而,纵使设定了这样的纯理论底的命题,而我们之所得,盖仍然殊少。出现于原始民族那里的劳动,是颇为漠然的现象。我们愈接近那发达的始发点去。则它在那形式上,又在那内容上,便也都愈近于游戏”[128]
就这样,有妨于懂得从食料的单纯的搜索到经济底活动的推移的障碍,即在劳动和游戏之间,不能容易地划出界线。
关于劳动对于游戏的——或者要这样说,则曰游戏对于劳动的——关系的问题的解决,于究明艺术的起源上,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希望你用心倾听,努力研寻于毕海尔就此而言的一切。使他自己来述自己的见解罢。
“人类当脱离食料的单纯的搜索的范围时,想来也是被见于各种高等动物的一样的诸本能,尤其是模仿的本能和对于一切经验的本能底倾向所鼓舞的。例如家畜的饲养,非从有用动物,而从人类只为满足自己而饲养者开端。工艺的发达则分明无论那里,都始于彩涂身体,文身,身体各部分的穿孔或毁伤,后来逐渐成为装饰品、假面、木版画、画文字,等等的制作……。这样,而技术底熟练,由游戏而完成,并且不过是逐渐底地至于得到了有益的适用。所以先前所采用的发展阶段的次序,是应该用正相反对的东西来代换的,就是,游戏古于劳动,艺术古于有用的对象的生产。”[129]
你听,游戏古于劳动,艺术古于有益的对象的生产云。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希望注意甚深地以对毕海尔的话〔之故〕了,凡那些,于我所正在拥护的历史理论,是有最接近的关系的。倘若在事实上,游戏比劳动古,又倘若在事实上,艺术比有用的对象的生产古,则历史的唯物论底解释,至少在《资本论》的作者所给与的那形式上,该将禁不起事实的批判,我的一切论议,因此也就非下文似的改正不可,就是,我应该不讲艺术依附于经济,而讲经济依附于艺术了。但是,毕海尔是对的么?
最初,先来检讨就游戏而言的事,关于艺术,则到后来再说罢。
据斯宾塞,则游戏的为主的特殊底的特征,是对于维持生活所必要的历程,直接地是并不加以作用的那事情。游戏者的活动,并不追求一定的功利底的目的。诚然,由游戏所致的运动的诸器官的练习,于正在游戏的个人有益,一样地于全种族,到底也是有益的。然而,练习也不被追求功利底的目的的活动所排除。问题并不在练习上,乃在功利底的活动,于练习和由此所获的满足之外,还引向什么实际的目的——譬如得到食料的目的——的达成,而游戏却相反,欠缺着这样的目的的事。猫捕鼠时,它于练习它的诸器官而得的满足之外,还收到美味的食物,但当同是这猫在追逐滚在地板上的线团时,他却除了由游戏所致的满足而外,一无所得。然而,倘若这是如此的,那么,这样的无目的的活动,怎么会发生了的呢?
对于这个,斯宾塞怎样地回答,是大都知道的。在下等动物,有机体的全力,尽被支出于维持生活所必要的行为的实现。下等动物,是只知道功利底的活动的。但在动物底阶段的较高的阶段,事态就早不如此。在这里,全部的力,不被功利底的活动所并吞。作为较好的营养的结果,在有机体中,蓄积着正在寻求出路的一种力的余剩,而动物游戏的时候,——即正是在依照这要求。游戏者,是人工底的力的练习。[130]
这样的,是游戏的起源。但那内容,是怎样的呢?倘以为动物之于游戏,是在练习自己的力的,则为什么或种动物,将这用或种特定的这模样地,而别的动物——不是这模样地,来练习的呢,为什么在种类不同的动物之间,特有不同的游戏的呢?
据斯宾塞的话,则肉食动物分明示给我们,它们的游戏,是由模拟狩猎和模拟争斗而成的。那全体,除了“追蹑获物的戏曲底扮演,即在欠缺那现实底的满足之际的,破坏底本能的观念底的满足之外,什么”也没有。[131]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动物的游戏,为借其佐助而它们的生活得以维持的活动所规定的意思。那么,什么先于什么呢,游戏——先于功利底的活动,还是功利底的活动——先于游戏呢?功利底的活动先于游戏,前者更“古”于后者,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们在人们中,又看见什么?儿童的“游戏”玩傀儡,扮主客,以及其他——是成年者的活动的戏曲底扮演。[132]然而成年者在自己的活动上,又在追求着怎样的目的呢?最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追求着功利底的目的的。这就是在人类中,也是追求功利底的目的的活动,换言之,即维持个人和社会全体的生活所必要的活动,先于游戏,且又规定其内容的意思。象这样的,便是从斯宾塞的关于游戏之所说,论理底地生发出来的结论。
这论理底的结论,和威廉·洪德对于同一对象的见解,是全然一致的。
“游戏是劳动的孩子,——有名的心理、生理学者说。——这是自明的事,在时间底地先行的认真的勤劳的任何形式中,没有本身的模型的那样游戏,是任何形态也不存在的。盖生活底必然性,是强制劳动的,而人在劳动中,逐渐领会了将自己之力的实际底的行使,看作满足的事。”[133]
游戏,是由于要将力的实际底行使所得的满足,再来经验一回的冲动而产生的。所以力的蓄积愈大,游戏冲动就也愈大,但不消说,这以外,是在一样的条件之下的。比相信这个更容易的事,再也没有了。
在这里,也和在各处相同,我将举了例子,来证明而且说明自己的思想。[134]
如大家所知道,野蛮人在自己们的跳舞中,往往再现各种动物的运动。借什么来说明这事呢?除了要将狩猎之际,由力的行使所得的满足,再来经验一回的冲动以外,更无什么东西了。看看遏斯吉摩的狩猎海豹罢,他爬近它去,他象海豹的昂着头照样地,竭力抬了头,他模仿它一切的举动,待到悄悄地接近了它们之后,才下狙击的决心,[135]模仿动物的态度的事,是这样地成着狩猎的最本质底的部分的。所以狩猎者发生欲望,要再来经验狩猎中由力的行使所得的满足的时候,则重复模仿动物的态度,于是遂创造了自己的独创底的狩猎人的跳舞,是不足为异的。然而当此之际,跳舞即游戏的性质,是被什么所规定的呢?是被认真的勤劳,即狩猎的性质所规定的。游戏是劳动的孩子,后者时间底地一定不得不较前者先行。
别的例。望·覃·斯泰南在巴西的一个种族那里,曾经见了用震撼底的演剧手段,来描写负伤了的战士之死的跳舞。[136]你以为怎样,这之际,什么先于什么呢,战争先于跳舞,还是跳舞先于战争呢?我想,是最初有了战争,后来才发生了描写战争的各种光景的跳舞,最初有了由在战场上受伤的他的战友之死,惹起于野蛮人的内部的印象,而后来乃发现将这印象,由跳舞来再现的冲动,倘若我是对的,——但我自信是对的,——则我在这里,也有十足的根据来说,追求功利底的目的的活动,古于游戏,所以游戏是它的孩子。
毕海尔会说,战争和狩猎,在原始人,都是娱乐,即游戏,而不是劳动,也未可料的。但是,说这样的话者,乃是玩弄言词的人。在低级的狩猎种族所站的那发展阶级上,为了维持狩猎人的生存,又为了他的自卫,狩猎和战争都是必要不可缺的活动。那两者之一,都全然在追求一定的功利底的目的,所以将两者和正以欠缺这样的目的为特色的游戏看作一律,是惟有太甚而且几乎是意识底的用语的滥用,这才可能。不独此也,野蛮生活的研究者,还说是野蛮人决不为了单单的满足而行狩猎云。[137]
但是,来举关于我在拥护的见解之正确,早没有什么疑惑的余地的第三个例子罢。
在先,我将社会底劳动在和狩猎一同,也在从事农业的原始民族的生活上的重大的意义,加以指摘了。现在我希望你注意于南明大瑙的土人种族之一——排戈皤斯族那里,行着社会底的开垦的事。在他们那里,男女都从事于农业。种稻之日,男人们和女人们从早晨聚在一处,开手工作。男人们走在先头,并且跳舞着将铁的踏锹插入地里去。此后跟着女人们,将稻种抛入男人们所挖的洼中,于是用土盖在那上面。一切这些,都做得认真而且隆重的。[138]
在这里,我们看见游戏(跳舞)和劳动的综合。然而这综合,并没有遮蔽了现象间的真关系。倘若你并不以为排戈皤斯族太初为了娱乐,将自己的踏锹插入地里去,播上稻种,到后来才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来动手开垦土地,则你就不得不承认当此之际,劳动古于游戏,游戏之在排戈皤斯族那里,是由施行播种的那特殊的条件所产出了的。游戏——是时间底地比它先行的劳动的孩子呀。
请你注意在一样的时会,跳舞这事本身,乃是劳动者的动作的单纯的再现的事罢。我引用毕海尔自己,来作这的证明罢,他在自己的著作“Arbeit und Rhythmus”(劳动和韵律)里,这样地在说,“原始民族的许多跳舞,那本身不过是一定的生产底行为的意识底的模仿。所以当这模仿底描写之际,劳动是必然底地应该先行于跳舞的。”[139]我完全不解毕海尔为什么到后来会断定了游戏更古于劳动。
大概可以并无一切夸张地说,“Arbeit und Rhythmus”是用了那全内容,将我正在分析的毕海尔关于游戏和艺术之对于劳动的见解,完全地而且出色地推翻了。为什么毕海尔自己,没有觉到这分明的矛盾的呢,只好出惊。
想来他是被近时锡闪大学的教授凯尔·格罗斯[140]所贡献于学界的那游戏说,引进胡涂里去了的。所以知道格罗斯的学说,在我们也不为无益罢。
据格罗斯的意见,则以游戏为过剩之力的发现的见解,未必能由事实来实证的。小狗互相游戏,直到完全疲劳,而在并非力的过剩,不过恢复了略足再来游戏的力的分量的最短的休息之后,便又游戏起来。我们的孩子们也一样,即使他们,譬如因长时间的散步而非常疲乏了,但游戏一开始,他们就立刻忘掉了疲劳。他们并不以长时间的休息和过剩的力的蓄积为必要,“是本能使他们,倘若形象底地来表现,则不但杯子洋溢的时候,即使其中几乎只有一滴的时候,也省悟到活动的。”[141]力的过剩,不是游戏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而仅是于它极幸福的条件罢了。
然而即使那并不这样的,斯宾塞说(格罗斯称之为希勒垒尔·斯宾塞说)也还是不够的罢。它想给我们说明游戏的生理学底意义,但将那生物学底意义,却没有说明。然而它的这意义,是极广大的。游戏,尤其是年青的动物的游戏,全有一定的生物学底目的。无论在人类,在动物,年青的个体的游戏,乃是有益于个别底的个体或全种族的性质的练习。[142]游戏使年青的动物准备,以向它未来的生活活动。然而正因为那是准备年青的动物以向它未来的活动的,所以那就较这活动为先行,而且也因此格罗斯不想承认游戏是劳动的孩子,他反而说,劳动是游戏的孩子了。[143]
如你所见,这和我们在毕海尔那里所遇见的,是完全一样的见解。所以我所已经讲过的关于劳动之对于游戏的真的关系之处,也全部适合于他的。然而格罗斯是从别一面接近问题去的,他首先并不以成年者而以儿童为问题。假使我们也如格罗斯一样,从这观点来观察它,那么,问题之显现于我们者,是怎样的情形呢?
再举例罢。耶尔说,[144]澳洲的土人的孩子,常作战争游戏。而且这样的游戏,很为成年者所奖励,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使未来的战士的机敏会发达起来的。我们于北美的印地安,也见到一样的例子,在他们那里,有时是几百个儿童,在有经验的战士的指挥之下,参加着这种的游戏。据凯忒林的话,则这种游戏,是成为印地安的养育体系的实质底的一肢体的。[145]现在,在我们之前,有着格罗斯之所谓年青的个体向于未来的生活活动之准备的分明的际会了。但这际会,是肯定他的所说的么?也是的,而也并不!我所举的原始民族的“养育体系”,是显示着在个人的生活上,则战争的游戏,先行于向战争的现实底的参加。[146]所以格罗斯便是对的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游戏确是古于功利底的活动。然而为什么在上述的民族那里,设定了战争游戏占着那么大的地位这样的养育体系的呢?为的什么,是明明白白的,就因为在他们那里,得到从孩子时候起,就惯于各种军事底训练的,准备很好的战士,是极为必要的缘故,这意思,便是从社会(氏族)的观点来看,事态即显了全然别种的趣旨,在最初——有真的战争和因此而造成的好战士的要求,其次——有为了使这要求得以满足的战争的游戏,换了话说,便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功利底的活动,古于游戏的。
别的例子。澳洲的女土人在跳舞里面,从中描写着她从地里掘起食用植物的根来的处所。[147]她的女儿看见这跳舞,于是照着儿童所特有的向模仿的冲动,她就再现自己的母亲的举动。[148]她在还未到真去从事于食料之采取的年龄,做着这。所以在她的生活上,掘根的游戏(跳舞)是较现实的掘根为先行,在她,游戏是较古于劳动。但在社会的生活上,则现实底的掘根,不消说,就先行于成年者的跳舞和在儿童的游戏上的这历程的再现了。因此之故,在社会的生活上,是劳动古于游戏的。[149]想来这是全然明白的。但倘若这是全然明白的事,则剩在我们这里的,只有向自己这样地问,经济学者和一般从事于社会科学的人们,应该从怎样的观点,来观察劳动对于游戏的关系的问题呢?我以为当此之际,回答也是明白的。从事于社会科学的人们,将这问题——发生于这科学的圈内的别的一切问题也一样,——从社会的观点以外来观察,是不行的。不行的理由,就因为仗了站在社会的观点上,我们才能够较容易地发见在个人的生活中,游戏先于劳动而出现的原因的缘故,倘若我们不出个人的观点以上,那么,我们对于他的生活中为什么游戏先于劳动而出现的事,他为什么做着正是特定的这,而非这以外的东西的游戏的事,将都不能懂得了。
在生物学上,这事也一样地对,但将“社会”的概念,在那里,换为“种族”(严密地说——种)的概念,是必要的。倘若游戏是在尽准备年青的个体向未来的生活底任务之职的,那就明明白白,在最初,种的发展在他面前设定了要求一定的活动的一定的任务,其次,作为这任务的现存的结果,而现出和这任务所要求的诸特质相应的,在诸个体的淘汰和幼年少年期上的养育来。在这里,游戏也不出于劳动的孩子,不出于功利底的活动的机能。
人类和动物之间所存的差异,这之际,只在继承下来的本能的发达,在他的养育上,较之在动物的养育上演着小得很多的脚色。虎之子,是作为肉食动物而生下来的,但人类并不作为猎人,农人,军人,商人而产生,他在围绕他的条件的影响之下,成为这个或别个。而且这事,无论男女都是这样的。澳洲的少女,并非生来就本能底地带着对于从地里掘出根来或和这相类的经济的劳动的冲动。这冲动,乃由她里面的向模仿的倾向所产出,就是她竭力要在自己的游戏里,再现出自己的母亲的劳动来。然而为什么她不模仿父亲,却是母亲呢?这是因为她之所属的社会,男女之间,已经确立着分工的缘故。所以这原因,也并不在诸个人的本能之中,而是横在围绕他们的社会底环境之中的。但是,社会底环境的意义愈大,则抛掉社会的观点,象毕海尔论游戏对于劳动的关系时候之所为那样,站在个人的观点上的事,也愈加难以容许了。
格罗斯说,斯宾塞说忽略了游戏的生物学底意义。能够以大得多的权利,来说格罗斯自己,是遗漏着那社会学底意义的。固然,这遗漏,在供献给人类的游戏的他的著述的第二部里,也许会加以订正。男女之间的分工,给与了由新观点,来观察毕海尔的议论的动机。他将成年的野蛮人的劳动,作为娱乐而描写着。这不消说,即此一点,也是错的,在野蛮人,狩猎不是竞技,乃是维持生活所必要的认真的劳作。
毕海尔自己完全正当地这样说,“野蛮人往往苦于厉害的穷乏,成为他们的衣服全体的带子,在他们,其实是用以作德国的下层人民所称为“Schmachtriemen”这东西,就是为了要缓和苦恼他们的饥饿,以此紧束腹部的东西的。”[150]虽在“往往”(据毕海尔自己所承认)发生这些事之际,野蛮人竟还是作为竞技者,不因苦恼的必然,却为了娱乐,而去狩猎的么?由力锡典斯坦因,我们知道薄墟曼几天没有食料的事,往往有之。这样的饥饿的期间,当然是必至底的食料搜索的期间。这搜索,竟也是娱乐么?北美洲的印地安,在恰值久不遇见野牛,饿死来威吓他们那时候,就跳自己的“野牛舞。”跳舞一直继续到野牛的出现。[151]那出现,印地安是当作和跳舞有因果关系的。为什么在他们的脑里,会发生了关于这样的关系的表象的呢,这一个此时和我们没有关系的问题,姑且不谈,我们可以用了确信来说,当此之际,“野牛舞”以及和动物的出现同时开手的狩猎,都不能看作游戏。在这里,跳舞本身,是作为追求功利底的目的,同时也作为和印地安的主要的生活活动紧密地相联结的活动而出现的。[152]
往前进罢。看一看我们的疑问的竞技者的妻罢!行军的时候,她搬运重担,掘起根来,搭小屋、生火、鞣毛皮、编篮、以后也从事于土地的开垦。[153]一切这些,都不是劳动,而是游戏么?据F·普列司各得的话,则印度的达科泰族的男人,夏季每天劳动不到一小时以上,如果愿意,这就可以称之为娱乐。然而在一年的同一时期中,同一种族的女人,每天却劳动到约六小时,在这里,就难以假定我们的问题是在“游戏”了。但到冬季,夫妻便都非比夏季更加劳动不可,那时男人劳动约六小时,女人约十小时。[154]
在这里,早已全然而且断然地不能谈到“游戏”了。在这里,我们已经Sans phrase(没有文词)地惟劳动算是问题,而且即使这劳动比起文明社会的劳动者的劳动来,为无兴味,且少疲劳,然而并不因此而失其为全然是一定的形式的经济底活动。
就这样,由格罗斯所假定了的游戏说,也无以救助我所正在分析的毕海尔的命题。劳动古于游戏,和父母之古于孩子,社会之古于各个的成员是一样程度的。
但既经说起了游戏,我还应该使你的注意,向一部分已为你所知道的毕海尔的一个命题去。
据他的意见,则在人类发展的最早的阶段,文化底获得之从氏族传给氏族的事,是没有的。[155]而且这事情,就从野蛮人的生活上,夺去了经济的最本质底的特征。[156]然而游戏倘若连格罗斯也以为是使原始社会中的幼小的个人,准备实行他们的未来的生活底任务的,则岂非明明白白,那是结合不同的时代,并且正成为扮演着从氏族向氏族传达文化底获得的脚色的联系之一的么?
毕海尔说,“最后者(原始人)对于努力制作殆及一年,而且于他盖一定值得绝大的努力的石斧,有特别的爱执的事,以及这斧之于他,象是他本身的存在的一部分的事,固然可以认到。但以为这贵重的财产,将作为遗产,移交于他的子孙,而且成为以后的进步的基础,却是错误的。”类似的对象,在关于“我的”和“你的”的概念的最初的发达上,给与着动机的事,是确实的,而指示着这些概念,仅联结于个人,和他一同消灭而去的观察,也多得不相上下。“财产是和生前是那个人底所有的所有者,一同埋下坟里去的(毕海尔的旁点。)这习惯,行于世界的一切部分,而那遗制,则在许多民族中,虽在他们的发展的文化时代也还遇见。”[157]
这事,不消说,是对的,然而,和物一同,从新制作这物的技能也就消灭的么?否,不消灭的。我们在低级的狩猎种族中,已经看见父母要将他们自己所获的一切技术底知识,努力传给孩子。“澳洲土人的儿子一会步行,父亲便带他去狩猎和打渔,教导他,讲给他种种的传说。”[158]而澳洲土人在这里并非一个一般底的规则的例外。在北美洲的印地安那里,氏族(the clan)任命着特别的养育者,那职任,是在当幼小时,授以将来他们所必要的一切实际的智识。[159]科司族的土人那里,则十岁以上的一切儿童,都一同养育于首长的严峻的监督之下,那时候,男孩子学关于军事和狩猎,女孩子则学各种家庭底劳动。[160]这不是时代的活的联系么?这不是文化底获得之从氏族到氏族的传达么?
属于死者的物品,即使委实非常地屡屡终于在他的坟里失掉,但生产这些物品的技能,是从氏族传给氏族的,而这事,则较之物品本身的传达,更其重要得多。不消说,死者的财产消灭在他的坟墓里,是会使原始社会中的富的蓄积,至于迟缓起来。然而第一,如我们之所观察了的那样,那并不排除时代的活的连系,第二,是因为对于非常之多的对象的物品的存在,个人的财产大抵是极为微末的,那首先就是武器,但原始底的狩猎人,战士的武器,是非常密切地和他的个性一同成长,恰如他本身的延长一般,所以在别人,便是不很合用的物品。[161]这就是和那死掉的所有者的同时底消灭,较之粗粗一看之所想,只是小得很远的社会底损失的原因。待到后来,和技术以及社会底富的发达一同,死者的所有物的消灭成为他的近亲的重大的损失的时候,那就渐被限制,或者将地位让给单是消灭的象征,而全被废弃了。[162]
因为毕海尔否定着野蛮人的时代间的活的联系的缘故,所以他对于他们的父母底感情,极为怀疑,是无足怪的。
“最近的人种学者,——他说,——为要证明母**的力在一切文化底发展阶段上是共通的性质,曾倾注了许多的努力。其实,以为到处由多数的动物种以如此引动人心的形态,发现出来的这感情,在人类则独无的这种思想,在我们是难于承认的。但是,许多观察,却显示着亲子间的精神底联系,已经是文化的成果的事,以及在最低的阶段的民族中,为维持民族本身的存在起见的谋虑,强于别的一切精神运动的事,或者甚至于仅有这谋虑现存的事……。无限的利己主义的同样的性质,在许多原始民族当移住之际,将也许有妨于健康者的病人和老人,委之运命的自然,或遗弃于荒凉之处而去的残酷里,也显现着的。”[163]
可惜的是毕海尔毫不举出什么事实来,以作自己的思想的确证,所以他在就怎样的观察而说,我们竟全不了然。因此我也只得以我自己所知道的观察为基础,来检讨他的所说。
澳洲的土人,是能以十足的根据,看作最低级的狩猎种族的。他们的文化底发展,等于无。所以称为父母底爱这种“文化底获得”,可以豫料为他们大概还没有知道。但是现实并不将这豫料化为正当。澳洲的土人,是热烈地爱自己的孩子,他们常常和他们游戏,并且爱抚他们的。[164]
锡仑岛的韦陀族,也站在最低的发展阶段上。毕海尔将他们和薄墟曼一同,举为极端的野蛮的例子。但虽然如此,据丁南德所保证,则他们也“于自己的孩子们和血族很有挚爱的。”[165]
遏斯吉摩——这冰河时代的代表者——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们。”[166]
关于南美洲印地安,对于自己的孩子们的大的爱,神甫休密拉已经说过了。[167]辉忒则以这为美洲印地安的最显著的性质。[168]
在非洲的黑人种族中,也可以指出不少因为对于自己的孩子的和善的顾虑,而唤起旅行家的注意的种族来。[169]
他的错误,何自而来的呢?他是将颇为广行于野蛮人之间的杀害小儿和老人的习惯,不得当地解释了。不消说,从杀害小儿和老人的事,来判断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相互底亲爱的欠缺,一下子是觉得似乎极合于论理的。然而只是觉得,那又不过是一下子罢了。
在事实上,小儿杀害是很广行于非洲土人之间的。在一八六○年,纳里那也黎族的新生小儿的三分之一,都被杀掉。生在已有小的孩子们的家族里的孩子,都被杀,一切病弱的,每年生的孩子,等等,也被杀。然而这也并非上述的种族的澳洲土人中,欠缺着父母底感情的意思。全然相反的,或一孩子一经决定留下,他们便“以无限的忍耐”[170]来保育他。就是,事态未必象最初所觉得那样地简单,小儿杀害,于澳洲土人并不妨碍其爱自己的孩子们,很坚忍地将他们抚养。而且这也不独在澳洲的土人。古代的斯巴达也曾有小儿杀害,然而因此便可以说,斯巴达人还未到达能够发生父母对子的爱情的文化底发展阶段么?
就杀害病人和老人而言,则在这里,首先必须将至于施行这事的特殊的事情,加以计及。那是仅仅施行于精力已经耗尽的老人,当行军之际,失掉了和自己的氏族偕行的可能的时候的。因为野蛮人所有的移居的手段,还不够搬运这样的体力已衰的成员,所以必然勒令将他们一任运命的意志,而且那时候,由近亲者来致死,在他们,是算作一切恶中的最小者的。况且老人的遗弃和杀害,是拖延到最后的可能,所以虽在以这一事出名的种族中,也实行得极其稀少,这事是必须记得的。火岛的土人,和达尔文讲了多回的吃掉自己的老妪的故事相反,拉追勒说,老人和老妪,在这种族中,却受着大大的尊敬。[171]耶尔关于飞猎滨群岛的内格黎多,[172]蔼连赖息(引玛乔斯的话)关于巴西的皤多库陀,都说着一样的事。[173]海克威理兑尔称北美的印地安为比别的任何民族都尊敬老人的民族。[174]关于非洲的土人,锡瓦因孚德说,他们不但很注意地抚养自己的孩子们而已,也尊敬自己的老人们,这是在他们的任何村落里,常常可以目睹的。[175]而据史坦来的话,则对于老人的尊敬,是成着全非洲内地的一般底的规则。[176]
毕海尔全然将站在具体底的基础上,这才得以说明的现象,抽象底地在观察了。对于老人杀害,也和对于婴儿杀害完全相同,不是原始人的性格的特质,不是他的疑问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欠缺时代间的活的连系,乃是应当归之于野蛮人在那里面,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争斗的诸条件的。我在第一信里,已曾使你想起人类倘若生活于和巢蜂同样条件之下,他们便将并无良心的苛责地,甚至于怀着尽义务的愉快的自觉,以谋自己社会中的不生产底的成员的绝灭罢这一种达尔文的思想来了。野蛮人就正是生活于不生产的成员的绝灭,或一程度为止,是对于社会的道德底义务那样的条件之中的。他们既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便势不得不杀掉多余的孩子和耄年的老人,然而他们之并不因此便成为毕海尔所描写那样的利己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者,是由我引用的许多例子所明证的。使杀孩子和老人的野蛮生活的那同一条件,就同样地支持着留遗下来的团体的诸成员间的紧密的连系以父母底感情的发达和对于老人致大尊敬为世所知的种族,时而同时施行着杀害小儿和老人的paradox(颠倒),即据此可以说明,问题的核心,是不在野蛮人的心理,而在他的经济的。
在截止关于原始人的性质的毕海尔的议论之前,我还不可不关于那动机,来加两个的注意。
第一,作为由他归给野蛮人的个人主义的最明了的表现之一,映在他的眼里的,是他们之间,非常广行的各自采取食料的习惯。
第二,在许多的原始民族那里,家族的各成员,有着自己的动产,对于这,家族的其余的成员无论谁,都没有一些权利,普通也并不现出什么欲望来。一个大家族的各成员,散开来住在小小的小屋里的,也不少有。毕海尔在这里,就看出了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显现。倘使他知道了我们大俄罗斯有那么许多的大农家族的秩序,就会全然改变了那意见的罢。
在这样的家族里,经济的基础是纯粹地共产主义底的。但这事,于他们的各个成员,例如于“妇人们”和“姑娘们”并不妨碍其拥有虽从最压制底的“家长”这边的侵犯,也由习惯之力严加保护着的自己本身的财产。为了这样大家族的既婚的成员,往往在共同的大院内,造起分屋来(在旦波夫斯克县,称这些为小屋)。
你也许早已倦于关于原始经济的这些议论了。但是,请你容认,我没有这个是全然不能济事的。如我已经说过,艺术是社会现象,所以倘若野蛮人实在是完全的个人主义者,那么,絮说他的艺术,盖是无意味的罢,我们在他们那里,将毫不能发见艺术活动的怎样的特征。然而,这活动,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原始艺术——决不是神话。只这一个事实,即使是间接底地罢,就已经能够否定毕海尔的对于“原始经济底构造”的见解之足信了。
毕海尔屡屡反复着说,“为了不绝的放浪生活,关于食料的顾虑全然并吞了人们,和这一同,连我们所想为最自然的感情,也不容其发生了”[177]而那同一的毕海尔,如你所已经知道,却相信人类在不可测知的世纪间,曾经不劳动而生活,以及虽在今日,地理底条件允许人们支出最少的努力而生存的处所,也还不少的。在我们的著者,艺术古于有用的对象的生产这一种确信还和这相连结,正如游戏古于劳动一般。那就成为这样——
第一,原始人用最微细的劳力的价值,维持了自己的生存;
第二,虽然如此,这些微细的劳力却完全并吞了原始人,为了别的任何活动,连我们所以为自然的感情之一,也不留一些余地;
第三,自己的营养以外,什么也不想到的人,却连为了那营养,也不从有用的对象的生产开始,而从满足自己的美底要求开始的。
这是非常奇怪了!当此之际,矛盾是显然的。但是,要怎样办,才能够脱却这个呢?
要脱却这个,非订正了毕海尔关于向有用对象的生产的活动和艺术的关系的见解的错误之后,是不可能的。
毕海尔说工艺的发达,无论那里都始于身体的涂彩时,就非常地错误着。他绝没有引一条事实,能够给我们设想为身体是涂彩或穿孔,先于制作原始底的武器或原始底的劳动用具的动机——是的,不消说,引不出来的。皤多库陀的或一种族,在那有限的身体装饰之中,有作为最主要的东西的他们的有名的皤多卡,即插入嘴唇里的木片,[178]倘若假定这木片的设色,是在皤多库陀人学得从事狩猎,或者至少是借着弄尖的棍棒之助,来掘食用植物的根之前,那是非常可笑的罢。关于澳洲土人,L·什蒙曾说,在他们那里,许多种族,是毫不加什么装饰的。[179]这恐怕未必如此,在事实上,一切澳洲的种族,是用着最不复杂的,以及这样那样的装饰的,即使是少数。但在这里,也仍然不能假定这些不复杂的少数的装饰,在澳洲的土人那里,较之关于营养的忧虑以及和这相应的劳动用具,即武器和用于采取食用植物的弄尖了的棍棒,为更先出现。萨拉辛以为未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的原始韦陀族,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毫不知道什么装饰,虽是现在,在山地里也还能遇见全不装饰的韦陀族。[180]这样的韦陀族,连耳朵也不穿孔的,然而他们却已经知道使用那,不消说是他们自己所制作的武器。在这样的韦陀族里,用于装饰武器的工艺,分明是先于装饰制造品的工艺的。
连非常低级的狩猎种族——例如薄墟曼或澳洲土人——也会作画,是事实。在他们那里如我将在别一信里来论及那样,有着真的画廊。[181]焦克谛和遏斯吉摩,以那雕刻和雕刻细工出名。[182]曾在古象期居住欧洲的种族,则以不亚于此的艺术底倾向见知于世。[183]一切这些,都是属于艺术史家谁也不当付之等闲的极重要的事实的。但是,在澳洲土人,薄墟曼、遏斯吉摩或古象的同时代者那里,艺术活动比有用的对象的生产先行了,在他们,艺术比劳动‘古’了的这等事,是从那里发生的呢?这样的事,是那里也决不会发生的。全然是那反对。原始狩猎人的艺术活动的性质,分明证明着有用的对象的生产和一般地经济底活动,较艺术的发生为先行,因而在那上面,也捺着最鲜明的印记。焦克谛的画,是描着什么的呢?——那是狩猎生活的种种的光景。[184]显然是焦克谛最初从事于狩猎,其次才开始在绘画上,再现出自己的狩猎来。全然一样地,倘若薄墟曼是几乎专画着动物,孔雀、象、河马、鸿雁、以及其他的,那就因为动物在他们的狩猎生活上,充着绝大的决定底的脚色的缘故。在最初,人类对于动物站在一定的关系上了(开始狩猎它们了),其次——也正因为对于它们站在一定的关系上的缘故——则在他那里,生起要描写这些动物的冲动来。那么,什么比什么先行了的呢,劳动先于艺术,还是艺术先于劳动呢?[185]
不,敬爱的先生,我相信,倘若我们不将如次的思想,即劳动古于艺术的事,以及人类大抵先从功利底的观点,来观察对象和现象,此后才在自己对于它们的关系上,站在美底观点上的事,将这思想据为己有,则我们在原始艺术的历史上,恐怕什么也全然不会懂得的。
我想将许多——由我看来,是完全可以凭信的——这思想的证明,举在下一信里,但那大约要从研究分民族为狩猎,牧畜,农业民族这旧的举世所知的分类,是否合于我们的人种学底知识的现在的状态这一个问题开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