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论文集《二十年间》的新版出世之际，这回决计要在那前面加上几条注意书了。

或一批评家——不但倾向不好而已，且是极不注意的批评家，竟将实在可惊的文学的规范，归在我身上了。他决定地说，我所承认者，只是承认社会底环境有影响于个人的发达的文艺家，而将不承认这影响的文艺家，加以否定。要将我解释得比这更不行是不能的了。

我所抱的见解，是社会底意识，由社会底存在而被决定。凡在支持这种见解的人，则分明是一切“观念形态”——以及艺术和所谓美文学——乃是表现所与的社会，或——倘我们以分了阶级的社会为问题之际，则——所与的社会阶级的努力和心情的。凡在支持这样见解的人，将所与的艺术作品，开手加以评量的文艺批评，就也分明应该首先第一，剖明在这作品中，所表现者，正是社会底（或阶级底）意识的怎样的方面。黑格尔学派的批评家——观念论者——这里面，连在那发达和这相应了的时期的我们的最天才底的培林斯基（Belinski）也包括在内——说，“哲学底批评的任务，是将借艺术家而被表现于那作品中的思想，从艺术的言语，译成哲学的言语，从形象的言语，译成论理学的言语。”但作为唯物论底世界观的同人的我，却要这样说，“批评家的第一的任务，是将所与的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言语，译成社会的言语，以发见可以称为所与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的东西。”我的这见解，在我的文学底论文里说明，已经不止一次了，但看起来，这见解，竟好象引我们的批评家于迷误似的。

这富于奇智的汉子，竟以为倘如我的意见，文艺批评的第一的任务，既在决定由作者所运用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则我所赞赏，是将在我觉得愉快的社会底努力，表现于那作品中的作家，而将不愉快的这些事的表现者，加以否定。就这事本身而论，就已经愚蠢，因为在真实的批评家，问题是并不在“笑”了“哭”了那些事情里，而在理解之中的。然而现在我所作为问题的“作者”，却将问题更加单纯化了。他所述说，是所与的作家，那作品能否确证我关于社会环境的意义的见解，我便据以分为赞赏或非难。[186]于是就生出可笑的漫画来，假使这对于我国的——可惜还不独我国——文学史家，不成为极有兴味的“历史底记录”，那就恐怕是连谈讲的价值也没有的。

G·I·乌斯班斯基（Uspenski）在《难医的汉子》这一篇短篇里，将一个苦于暴饮，向医生访求着医治这病的药，“譬如连身体的角角落落”也都达到的药的教士，作为唯物论的决定底反对者，证明着物质和精神的决非一物。“你瞧，——这汉子讲道理道，——连《俄国的言语》报上，也没有说这是一体的……倘若这样，那么，拿一段木棒来——这是脊骨，缠上绳子——是神经，再加上些什么——选出去做土地争议裁定官罢，只要给带上缀着红带子的帽，就好了……”

这教士，留下了无数的子孙，他是马克斯的一切“批评家”的先祖。我们的“作者”，一定也属于这苗裔里面的。然而应该说真话，——教士还没有“狭隘”到他的子孙一般。他“连”依据了《俄国的言语》报，也并无偏见地，承认了脊骨不是木棒，神经不是绳子。而我的大慈大悲的批判者，却要将神经和绳子，木棒和脊骨的等观的坚强的确信，归之于我。岂但我们的批评家而已呢？反对者们也将和这相类的愚昧，十分认真地归给了我们。——其实是，虽现今也还在归给，没有歇——要确信这事，只要想起社会革命党和主观主义者们对于马克斯主义所加的反驳，就够了。不独此也，——虽在西欧的马克斯批判——例如有名的培仑斯坦因先生——上，也还将那有判断的教士所未必加于唯物论的关于“神经”和“绳子”的意见，归之“正统底”马克斯主义，这事，是可以无须什么夸张地来说的。我真不知道，我们可能遇到一个时代，会从和这种“批评家”交矛的满足，得到解放。但我想，这时代是要来的，我以为这的到来，当在社会底变革，除去了或种哲学底以及其他的偏见的社会底原因之后。然而现在，却还很要常常听我们的“批评家”的认真的忠告，说是将缠着绳子，用了缀着红带的帽子装饰起来的木棒，推举出去做“土地争议的裁定官”，是不行的罢。没有法，只好和果戈理（Gogol）一同大叫道：“诸位，生活在这世间，是多么无聊呵！”

也许有人要说，着手于艺术作品的社会学底等价之决定的批评家，是容易将那方法来恶用的。这我知道。然而不能恶用的方法，有在那里呢？这是没有的，也不会有。又将说罢，——所与的方法愈是切实的，则由拙劣地驾驭这方法的人们所犯的那恶用，就愈不堪。然而这事，成为反对切实的方法的理由么？人们往往将火恶用，但人类倘不回到文化底发达的最低阶段去，却不能拒绝其使用。

在我国，现在是将“有产者底”或“小市民底”这形容词，非常恶用着了。那事例之多，竟至于使我读着“Russkie Vedmosti”第九十四号的漫谈（Feuilleton）的I先生的下几行，未尝没有同感。——

“现在的文学，在要发见一种手段，只留下于那支持者并无危险的东西，而决定底地将一切解体，破坏。这是包藏于‘有产者底’或‘小市民底’这言语之中。只要将这言语，抛在或一社会活动家或文学作品上，便作为杀死，解体，绝灭最强的有机体的毒，作用起来。‘有产者底’这句话里，含有无论用了怎样狡狯的中伤，论争底才能的怎样的展开，也都不能斗争的论据。这好象是不能证明它没有对准必要之处，未常命中适当之处的日本的下濑火药似的东西。触着它也好，不触着也好，而它已经将那些东西破坏了。

“对于这可怕的判决，唯一的充足的回答，是向着和这相应的致命底的爆裂弹的飞来之处，抛过同样的东西去。对于将‘有产者底’这句话，抛给你们了的处所，就送以‘小市民底’这句话罢。那么，你们将在敌阵里面，看见刚才在你们自己这边那样的败灭了，为什么呢，因为防御这爆裂弹，是怎样的城墙，怎样的壕堑，也不会有的。”

在或一意义上，I先生是对的。但仅在或一意义上，是对的而已。作为分明看透了或种现象，却并不来取解决那社会底意义之劳者，是对的。但是，倘若I先生要懂得这意思，那很容易，就只要从他刚才所说上述的形容词的恶用之可怕的事，便懂得了。兑什思沛兰德先生说得不错（《基雅夫意向》，一九○八年，一三二号）——

全世界是——据梭罗古勃，是“有产者”。

据陀勃罗文，则是“犹太人”。

那是如此的。然而为什么从陀勃罗文（Dubrovin）先生看来，全世界是“犹太人”呢？将这奇怪的心理学底光差的社会学底等价，加以决定，是做不到的么？对于这问题，恐怕大家都未必能说“做得到”，大家也未必毫无困难，决定这等价的罢。那么，梭罗古勃（Sologub）先生的心理学底光差，怎样呢？决定那社会学底等价，是可能的么？我还是以为可能的。

例如——看罢。近时陀勃罗文先生的机关杂志说过——“社会主义所约给我们的饱满的有产者底幸福，并不使我们满足”（据《基雅夫意向》一九○八年，一三二号所引用）云。

总之，陀勃罗文先生对于自己的反对者们，现在是不但非难其犹太性，而且也非难其小市民性了。然而陀勃罗文先生是并非将可怕的有产者性的“下濑火药”，亲自制造了的，他是从别人，例如，从由他看来，全世界都是“有产者”的梭罗古勃先生，或从并不反对甚至将有产者性之罪归于造化的伊凡诺夫·拉士谟涅克（Ivanov-Razumnik）先生，所接来的现成品。但这些人们，也并未自己制造了这可怕的“下濑火药”。他们从几个马克斯的批判者，将这接受过来，而这些批判者们，则继承之于法兰西的罗曼派。谁都知道，法兰西的罗曼派们，是雄健地反抗了“有产者”和“有产者性”的。但到现在看起来，凡在知道法兰西文学史的人们，就明白那反抗了“有产者”和“有产者性”的罗曼派本身，即彻骨地为有产者精神所长养。所以对于“有产者”的他们的攻击和对于“有产者性”的他们的嫌恶，不过是有产阶级内的家庭争执。台阿斐尔·戈兼（Théophile Gautier），是“有产者”的无可解救的敌人，然而虽然如此，他对于一八七一年五月的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却以渴血似的狂喜来欢迎了。只要看这事，便知道对于“有产者”在嚷嚷着的一切人们，并不是对于有产者底社会组织的反对者。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要知道可怕的“下濑火药”的本质，就也没有象I先生所设想之难。是有“反小市民性”，又有“反小市民性”的。有一种“反小市民性”，是和资产阶级的榨取大众（群集）的事，虽然还容易和解，但到终局，和由这榨取而生的有产者底性质的缺点，却无论怎样，总不能和解。还有一种“反小市民性”——那不消说，对于有产者底性质的坏的方面，是并不掩起眼睛来的，但分明知道，这只有靠着除去相关的生产关系的方法，才能够除去。要明白这两种“反小市民性”的任何之一，都应该在文学上发见那反映，而且其实已经发见的事，是容易的。凡明白了这事的人，就毫不为难地知道“下濑火药”的本质了。

他将要说罢，——有“下濑火药”，又有“下濑火药”，其一，是有产者愿意脱离由有产者底社会关系而生的缺点，于是他从对于由他所榨取的大众的劳动，希望维持政权的人们所团结的阵营里，跑了过来。这些“下濑火药”在效用上，就象仅足惊吓苍蝇的蝇扑。然而还有别的“下濑火药”，那是从反抗“人类对人类的”一切榨取的人们的阵营里跑来的。这些人们，比第一种的人们诚实得多。那数目之中，不但陀勃罗文之徒而已，连台阿斐尔·戈兼之辈，也不在内。现代俄国的“小市民性”的反对者们的最大多数，也知他们毫没有什么共通之处。例如茹珂夫斯基（Zhukovski）先生似的人，也不属于此，据他的意见，戈理基（Maxim Gorki）——“是从头顶起，到脚尖止，是小市民。”在戈理基，是有许多缺点的。可以用了完全的意识，称他为空想家。但能够说他是小市民者，却只有陀勃罗文先生似的，将社会主义和小市民性，混为一谈的人。I先生说，“戈理基先生常在非难别人，说是小市民性。别人也在这样地非难他。一切都很合适的。这恐怕是孩子的游戏罢。”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大错的。一种文学，其中“玩弄”着“小市民”呀，“小市民性”呀那样的诚实的概念，却可以说是一切都很合适的么？凡是对于文学的问题，抱着诚实的态度的人们，可以不来努力，使这游戏有一结束的么？然而要将孩子用着诚实的概念的游戏，加以结束，则倘不能决定这游戏的社会学底等价，换了话说，就是剖明那引它出来的社会底心情，就不行。但这事，倘不是在“社会底意识，由社会底存在而被决定”这一个不可争的命题上，就是我所努力要将自己的批评论文的基础，放在那里的思想上，两手牢牢地抓着的人，是办不到的。

一切的“反小市民”，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这事，在西欧知道文学底潮流的历史的一切人们，是很明白的。但可惜在我国，凡有兴味于社会问题的人们，却远不知道这历史。于是I先生所指摘的有害的游戏的可能，就被造成了。并不很古的时候，说起来，就只在两三天以前，在我国，自己的魂灵里除了对于小市民的罗曼底的——即Par Excellence（几乎全体）地小市民底的——憎恶之外，一无所有的人们，都将身子裹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的外套里面了。这种人们的不少的数目，即形成于新闻《新生活》的协力者之中。其中之一的闵斯基（Minski）先生，在上述的新闻停刊了几个月之后，夸张地指摘着一个事实，说是我们的颓废派诗人，大半投入我们的解放运动的极左底潮流里了，而艺术上的写实主义的拥护者，倾向这潮流的却少得远。事实，是未曾正确地指摘到的。而且对于闵斯基先生所要证明的，事实却毫没有证明着。在法兰西，自己彻骨为小市民底精神所育养的“小市民性”的反对者的许多人——例如波特莱尔（Baudelaire）——，就很神往于一八四八年的运动，但这事，于那运动刚要失败，而他们便转过脸去，是不来妨碍的。以强有力的“超人”自居的这种的人们，实际上却极端地孱弱。而且也如孱弱的一切人们一样，神往于自然力那一边。然而他们的出现，则并非作为力的新要素，倒是代表着否定底要素，要运动之力不减少，还是和他们分离了，却较为有效的。而在我国，和这些人们曾经协力的劳动者利益的拥护者们，是将许多罪戾，接收在自己的魂灵里了。

但是，回到文艺批评的任务去罢。我说过，——黑格尔学派的批评家——观念论者，以为将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言语，译成哲学的言语，是自己的义务。然而他们很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很不以遂行了这义务为限的。上述的翻译，据他们的意思，不过是哲学底批评历程的第一段。这历程的第二段，在他们，——如培林斯基所曾写出——是在“将艺术底创造的思想，指示其具体底显现，追求之于形象之中，而且发见其各部分中的全体底的和单一的东西。”这意思，就是说，在艺术作品的思想的评价之后，应该继以那艺术底价值的分析。哲学不但并没有除去美学而已，反而努力于为他寻路，为他发见坚固的基础了。关于唯物论底批评，也应该说一样的话。一面努力于发见所与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而这批评，倘不懂得问题不该仅限于这等价的发见，以及社会学并非在美学前面关起门来，倒是将门开放的事，那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本性的东西。忠实的唯物论底批评的第二段的行动——恰如在批评家——观念论者那里也是如此一样——自然应该是正在审查的作品的美学底价值的评价。假使批评家——唯物论者，以他已经发见了所与的作品的社会学底等价为理由，而拒绝这样的评价，则不过曝露了他对于自己要据此立说的那见地，并无理解。一切所与的时代的艺术底创作的特殊性，是常被发见于里面所表现的社会底心情和那最紧密的因果关系之中的。一切所与的时代的社会底心情，则由那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关系而被决定。这事，艺术和文学的一切的历史，显示得比什么都了然。惟这个，就是当决定一切所与的时代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学底等价时，假使批评家从那艺术底价值的评价转过脸去，那么，这决定，便将止剩下不完全的，从而不确实的东西的原因。用了别的话来说，就是，唯物论底批评的第一段，不但不除去第二段的必要而已，倒是引起作为那必要的补充的第二段来。

再说一回，唯物论底批评的方法的恶用，是仅凭了不会有不能恶用的方法这一个简单的理由，就不能成为反对这方法的口实的。

在我的书籍《关于对历史的一元论底见解发达的问题》里，我反驳着密哈罗夫斯基（Michalovski），下面似的写着，——

“彻底底地坚持着一个原则，而说明历史底历程——这是困难的工作。然而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么？凡科学，只要这不是‘主观底’科学，就大抵并非容易的工作，——惟在那里面，则以惊人的容易，说明一切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既然到了那里了，我们就告诉密哈罗夫斯基先生罢，——在关于观念形态之发达的问题上，倘不统御着或种特别的才能，即艺术底感觉，则虽是‘弦’ [187]的最超等的通人，也往往成为无力。心理，是和经济相适应的。然而这适应，是复杂的历程，要通晓那全行程，描出他如何施行，给自己和别人，都易于明白，就往往必须艺术家的才能。例如巴尔札克（Balzac），于说明和他同时代的社会的种种阶级的心理，作了大大的贡献了。我们从伊孛生（Ibsen），也可以学得许多。但惟独从他而已么？我们和岁月一同，在一方面——理解‘弦’的运动的‘铁则’同时在别方面——期待着能够理解，并且表示出在那‘弦’上，就因了那运动，而‘活的衣裳’怎样地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的出现罢。”

我现在也还这样想：倘要懂得我当时所名为观念形态的活衣裳者，则往往以艺术家的才能——或者至少是感觉——为必要。加以这样的感觉当我们着手于艺术作品的社会学底等价的决定之际，也是有益的。这样的决定，也是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工作。我们——例如关于这事，我在上面引用了的I先生的漫谈，在登在“Russkie Vedmosti”杂志上的那论文集《文学底颓废》中也就是——往往遇见显示着愿做这事的一切人们，却不适于这困难的工作的批评底判断。在这里，也是被召者虽多，而入选者却少的。我现在所言，并非为了唯物论底方法的辩明，——我已经说过，所与的方法的恶用的可能，还未曾给人以审判这方法本身的权利，——是为了对于那拥护者，警告其谬误而说的。在战术的问题上，在我国，已由了自以为总有些马克斯的继承者的权利的人们，做了许多谬误了。这样的谬误，倘施之于文艺批评的领域内，是非常可惜的。但要去掉这个，却除了马克斯主义的根本问题的新的研究之外，没有另外的方法。这研究，现在在我国这两三年的事件的影响之下，当正在开始着手于理论底“价值”的“再评价”之际，尤为有益，瞿提（Goethe）就已经说过，一切反动底时代，是倾于主观主义的。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着渐倾于这主观主义的时代之一，而且我们恐怕还至于要看见主义的真实的筵宴的罢。在现在，我们就已经看见这领域内的多少事情了，——调尔珂夫（Tyurkov）先生的神秘底无政府主义，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i）先生的“创神主义”，阿尔志跋绥夫（Artsybaschev）先生的色情狂主义，——这些一切，就都是同一毛病的各样的，然而分明的症候。将已经传染了这病的人们，是毫不想去医治了，但我要从还是健康的人们起，给以警戒。主观主义的霉菌，在马克斯学说的健康的氛围气里，极迅速地灭亡。所以马克斯主义，是防这毛病的最好的豫防手段，然而要马克斯主义能用作这样的手段，则必须不单是滥用马克斯主义底术语，而真实地理解他。卢那卡尔斯基先生，现在为止，倘若我没有错误，则是自以为马克斯主义者的。然而他完全没有获得马克斯主义的学说，就单是始终反复了马克斯主义底术语，正因为这缘故，他就走到了那最滑稽的“创神主义”了。

他的例子，在别人是教训……

卢那卡尔斯基先生是在一直先前，就有了现在的病的萌芽的。那最初的症候，是他对于亚筏那留斯的哲学的心醉，以及要借这哲学，来给马克斯主义“立定基础”的希望。在懂得事理的人们，当那时候，就已经明白这马克斯的“立定基础”，正不过证明着卢那卡尔斯基先生自己的无基础。所以卢那卡尔斯基先生的病的新症候，对于这样的人们，是不能使谁吃惊，使谁丧气的。懂得事理的人，在无论怎样的主观主义之前，都不会丧气。但在我国，懂得事理的人们，能很多么？唉唉，他们是很少！而且正因为他们少，所以我们，用了培林斯基的话来说，就不得不和那些与蛙儿们交战，虽当最好之际，也只值愉快的嘲笑那一流的非文学底的人们来争吵了。而且正因为在我国，懂得事理的人们少，所以象戈理基先生的《忏悔》那样的可悲的文学底现象，这才成为可能，——那当然，大约要使这极大才能的人的一切真实的崇拜者，抱着不安，而这样地发问的，——“他的歌，莫非实在唱完了么？”

我对于这质问，还不能敢于给以肯定底的回答——也很不愿意给。我只在这里说几句话，就是在那《忏悔》里，戈理基先生是站在较他为早的果戈理，陀斯妥夫斯基，托尔斯泰似的巨人所滑了下去的斜面之上了。他能够坠落而站住么？他能够敢于弃掉这危险的斜面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得很明白——要弃掉这斜面，惟在由他的马克斯主义的根本底获得的条件之下，这才可能。

我的这些话，大约要将动机，给与关于我的“一面性”的许多有些奇智的谐谑的罢。我对于新出的谐谑，赠之以拍掌。但我将继续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的罢。惟有马克斯主义，可以医治戈理基先生。而这我的固执，将要因了记起那“用挫折了的东西去医治去”这一句格言，而更加容易得到理解。戈理基先生，不是已经自以为马克斯主义者了么？他在那长篇《母亲》之中，不是已经作为马克斯底见解的宣传者而出发了么？然而这小说本身，却证明了——戈理基先生于作为这样的思想的宣传者的脚色，全不相宜，为什么呢？因为他全没有理解马克斯的见解。《忏悔》，则成了这全无理解的新的，而且恐怕是更加明白的证据了。于是我要说——假使戈理基要宣传马克斯主义，就豫先去取理解这主义之劳罢。理解马克斯主义的事，大抵是有益，并且也愉快的。而且对于戈理基先生，将给以一种买不到的利益，就是，明白了在艺术家，即以用形象的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那宣传家，即以用论理底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的职务，是怎样地只有一点点相宜而已的。戈理基先生确信了这个的时候，他大约便将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