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英国文学史，便可以懂得我所指摘了的由阶级斗争所唤起的对立的根原的心理作用，怎样强烈地反映于上层阶级的美底概念之中了。当自己的流放时代住在法兰西的英国的贵族，在那里亲近了法兰西文学和法兰西的剧场。那是优雅的贵族社会的典型底的这一方面的唯一的产物。所以较之伊利沙伯朝的英吉利的剧场和英吉利的文学，更很能符合他们本身的贵族底的倾向。复位之后，法兰西趣味的流行，在英吉利的演剧和英吉利的文学上开始了。后来，莎士比亚开始被苛待，恰如由见过他的古典主义底传统的顽固的支持者的那些法兰西人们，当作“烂醉的野蛮人”而受了苛待的一样。他的《罗美阿与求丽德》，那时是“坏戏文”，《夏夜之梦》是“愚劣的可笑的戏文”，《查理八世》是——“幼稚”，《阿绥罗》是——“平常”。[30]对他的这样的态度，虽到下一世纪，也还没有完全地消去。卢谟以为莎士比亚的戏曲底天才，是被夸张着的，那原因，即和大概一切不具的不均整的身体，往往见得非常之大的相同。他责备着伟大的戏剧作家对于戏剧艺术的法则之完全的无识。（total ignorance of all theatrical art and conduct）。波柏深惜莎士比亚为民众（for the people）写作，因此未受皇室的庇护和宫廷的维持（the protection of his prince and the encouragoment of the court）连莎士比亚的热烈的崇拜者的那有名的哈尔律克，也竭力想将自己的“偶像”做成高尚。他在自己的《哈谟力德》的上演，作为过于粗野的东西，而删掉了掘坟的场面。《理亚王》上，则他添上了幸福的收场。然而英国剧场的看客中的民主底的部分，却和这相反，对于莎士比亚继续着最热烈的爱执。改纂他的戏曲，不可不先准备这部分看客的猛烈的反对的事，哈尔律克是自觉着的。对于冒过了这危险的他的“勇气”，法兰西的朋友们寄他书简，说了赞辞，他们中的一个还加添道，“Car je connais la populace anglais.”[31]

十七世纪后半的贵族阶级的道德的颓废，如所共知，也反映于英国的舞台上。在那里，这真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了。从一六六○年到一六九○年的期间，在英国所作的喜剧，几乎无一例外，借爱德华·安格勒斯的话来说，是属于猥亵文学的领域的。[32]从这一端看来，就可以说，在英国，迟迟早早，已不能不a priori（由因推果）地，由于对立的根原，而有以描写和发扬家庭底的美德和道德的市民底的清净为主要目的的这一种类的剧本出现。而这样的种类，其实，后来竟由英吉利的有产阶级的知识底代言者来创造了。但于这种的戏剧，我到后面讲述法兰西的“伤感喜剧”之际，再来涉及罢。

在我所知道的范围里，叶波里德·泰纳是最能留心到对立的根原在美底概念的历史上的意义，并且最巧妙地将它指摘出来的。[33]

在富于机锋而有兴味的著作《披莱耐游记》中，他再录着和自己的“邻座的”波尔的对话，波尔的话，就在叙述著者自己的见解，这是从一切之点看来，很为明显的。“你到凡尔赛去。——波尔说，——而且你嫌憎十七世纪的趣味。……但请你暂时停止从你自己的必要和你自己的习惯的立场来下判断罢。……见了荒凉的风景而欢喜时，我们并不错，这正如这样的风景将忧郁吹给他们时，他们是并不错的一样。在十七世纪的人们，是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真实的山更不美的了。[34]山使他们发生许多不快的感慨。刚刚经历了市民战和半野蛮的时代的人们，看见这的时候，就想起关于饥饿，关于为雨所淋，以及雪中在马背上颠着前去的长久的行军，关于在挤满寓客的肮脏的客店里，交给他们的糠皮和一半的坏的黑面包那些事。他们倦于野蛮了，恰如我们的倦于文明一样地。……那些山脉……将从我们的石路，办事桌，小店，得到休息的可能，给与我们。荒凉的风景只靠着这原因，才于我们合意。倘使没有这一个原因，那么，这于我们，恐怕也全如马丹孟退侬曾经如此一样，见得是讨厌的东西了罢。”[35]

荒凉的风景，由于和我们所厌倦的都市风景的对照，而中我们的意。都市的风景和修剪了的庭园，则因和荒凉的境地的对照，中了十七世纪的人们的意了。“对立的根原”的作用，在这里也无可疑。然而正因为这是无可疑的，所以就在分明示给我们，心理学底诸法则对于观念形态的一般的历史，以及一部分底地，则艺术的历史的说明，可以成为钥匙，是到怎样的程度。

对立的根原在十七世纪的人们的心理上，也曾充着和我们现代人的心理上一样的脚色。为什么我们的美底趣味，和十七世纪的人们的趣味相反呢？

就因为我们处于不同的状态上的缘故。于是我们到达了既知的结论，就是，人类的心理底本性，是使美底概念的存在，于他成为可能，而达尔文的对立的根原（黑格尔的“矛盾”），则在这些概念的机械作用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迄今未得十足的估价的脚色。然而，为什么所与的社会底人类，恰有这些的，而非这些以外的趣味的呢？为什么他喜欢恰是这些，而非这些以外的对象的呢？那是关于环绕着他的条件的如何的。泰纳所引用的例子，也很能显示这些条件的性质是怎样，就是，依着这，则分明被社会底诸条件，这些东西的总和——我暂且用着不精确的表现——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36]

在这里，我豫料着你这面的一个反驳。你将说，“且将泰纳所引的例子，算是使我们心理的基本底的法则，活动起来的原因，而指出了社会底诸条件的罢。且将你自己所引的例子，也算是指示着这个的罢。然而，不能引用些指示着和这全然各别的事的例子么？将我们的心理的诸法则，活动于围绕我们的自然的影响之下的事，证示出来的例子，没有人知道么？”

当然知道的，——我将回答道，——就在泰纳所引的例子里，我们对于由自然在我们之上所惹起的印象的关系，也正是成着问题。然而问题之所在，是在这样的印象之及于我们的影响，和我们自己的对于自然的关系之变化，而一同变化；以及这最后者，为我们的（即社会底）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

在泰纳所引的例子里，有讲关于风景的。敬爱的先生，在绘画史上，风景大抵决不占着常住底的地位的事，请你注意罢。密开朗改罗和他的同时代者，蔑视了这个。在意大利，这只在文艺复兴期之末，在没落期开了花。

完全一样地，在十七世纪，以及连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的美术家，这也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到十九世纪，事情忽然变化起来，就是将风景作为风景，开始加以尊重。而且年青的画家们——茀来尔，凯巴，绥阿陀尔·卢梭——于自然的怀中，在巴黎的近郊，芳丁勃罗，美陀尔等处，发见了路·勃兰和蒲先的时代的画家们连那可能也未曾梦想到的那样的感激。那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法兰西的社会关系变化了，所以法兰西人的心理也变化了。于是在社会底发达的种种的时代，人类则从自然领受种种的印象，盖因为他是从种种的观点，观察自然的。

人类的心理底本性的一般底法则，不消说，无论在那一时代，都不停止的。但因为在种种时代的社会关系之不同，作为那结果，而全不一样的材料，入于人类的脑里，所以那造成的结果，也就全不一样了：这是无足怪的。

再举一个例罢。有两三个著作者，发表了人类的容貌中，仿佛下等动物的相貌者，在我们都觉得丑的这一种思想。这事，只要关于文明民族，是对的。当此之际，固然也有譬如“狮子头”，我们谁也不会以为畸形的那样许多的例外。但虽有这样的例外，人类也还因为意识着较之动物世界中的自己的一切同族，自己是无限地高尚的存在，于是怕和他们相象，而将和他们不象之处，竭力装点起来，夸张起来的事，却也的确的。[37]

然而，在适用于原始民族上，那却绝对地不对。他们的有一些是为要象反刍动物，拔掉自己的上门牙；别的一些是为要象肉食兽，将这截短；又有些是将自己的头发，结得象角一样。此外，这样的例，几乎有无限，是大家知道的。[38]

这模仿动物的冲动，往往联结于原始民族的宗教底信仰。[39]

然而这事，是毫不使事态发生变化的。

假使原始人之观察动物，用了我们的眼睛，那么，在他的宗教底表象之中，它们岂不是大概就得不到位置了么？原始人是另样地看待动物的。为什么另样地呢？就因为他站在文化的别样的阶段上的缘故。如果人类在或一时地竭力要象动物，在别一时地——却使自己和它们相对立，那就是由于他的文化的状态，即我也已经说过的社会底诸条件之如何的意思。固然，当此之际，我也能作更精确的表现，我说，那是关联于他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于他的生产方法的。但是，为夸张和“一面性”之点，免于得到非难起见，我将使我已经引用过的博学的德国的旅行家——望·覃·斯泰南来替我说话。“我们只能在如次之际，懂得这些人们，——他关于巴西的印地安人，说，——那便是将他们当作狩猎生活的所产，而加以观察。他们的全经验的最主要的部分，都和动物的世界相关联，而且在这经验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他们的世界观。和这相对应，而他们的艺术底意匠，也以令人生倦的单调，从动物的世界里取得。可以说，他们的值得惊叹的丰富的艺术的一切，是生根在狩猎生活的。”[40]

车勒芮绥夫斯基曾在他的学位论文《艺术对于现实的美学底关系》中写着，“在草木，合我们之意者，是将力量横溢的泼剌的生活，曝露出来的色彩之新鲜，华丽，和形式之丰富。凋枯的草木，是不好的，生命的液汁不充足的植物，是不好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学位论文，是极有兴味，也是在这种文字中，唯一的将孚伊尔巴赫的唯物论的一般底原则，应用到美学的问题去的例子。

然而，历史常常是这唯物论的弱点，而且在我刚才引用了的几行里，就很可以看出。“在草木，合于我们之意者……。”

所谓“于我们”，是于谁呢？人们的趣味，岂不是就如车勒芮绥夫斯基自己在那同一论文里，指摘了不止一回那样，极为变化底的么？如大家所知道，原始底的种族，——例如薄墟曼和澳洲土人，——虽然住在花卉的极其丰富的地土，也决不用于装饰。相传塔司玛尼亚人，于这一点是例外的，但现在早已无从确证这报告的真实，因为塔司玛尼亚人已经灭绝了。总之，在将那意匠取自动物世界的原始——说得更精确些，则狩猎——民族的装饰艺术之中，全无植物的事，很为大家所知道。现代的科学，是将这也仗生产力的状态来说明的。

“狩猎民族所取自自然的装饰艺术的意匠，专限于动物和人类的形状，——爱伦斯忒·格罗绥说，——就是，他们就专挑选那些于他们最有实际底的兴味的现象的。原始狩猎人将于他固然也是一样地必要的植物之采取，作为较低一类的工作，委之女人们，自己对于那些却毫无兴味。由这一事，即可以说明在他的装饰艺术之中，连我们文明民族的装饰艺术上那么丰富地发达了的植物底意匠的痕迹，也不遇见的事实。其实，从动物底装饰艺术向植物底装饰艺术的推移，是在文化史上的最大进步——从狩猎生活向农业生活的推移的象征。”[41]

原始艺术是很明了地在那里面反映着生产力的状态的，现在遇有可疑之际，竟至于由艺术来判断这力的状态。就是，譬如蒲墟曼，非常地喜欢，也比较底非常地巧妙地描写人类和动物。他们所住之处的几个洞窟，现出着真的画廊。但薄墟曼决不画植物。在躲在一个丛莽后面的猎人的描写上的稚拙的丛莽的画，是这一般底的规则的唯一的例外，最能显示这题材之于原始艺术家，是怎样地新奇。以这为基础，有几位人种学者便这样地下着结论，即使薄墟曼在不知若干年前，曾站在比现在高出几段的阶段上，——虽然这样的事，大抵是不可能的，——他们分明是决没有知道农业的罢。[42]

如果这都对的，大约就可以将上文的从达尔文的话，我们所下的结论，变形如下了：原始狩猎人的心理底本性，限定他一般地能有美底趣味和概念，但他的生产力的状态，他的狩猎生活，则使他有恰是这些，而非这以外的东西的美底趣味和概念。照明了狩猎种族的艺术的这结论，同时也是有利于唯物史观的一个多出来的证明。

在文明民族，生产的技术，只将很少的直接底的影响给与艺术。看去好象反对唯物史观的这事实，其实是在作灿烂的论证之用的。然而关于这事，要待什么时候别的机会来讲了。

移到一样地曾在艺术的历史上历充重大的脚色，一样地向来未尝加以相当的一切注意的别的心理底法则去罢。

巴敦说，在他所知道的非洲的黑人那里，音乐底的听觉，几乎没有发达，但在他们，对于韵律，却敏感得至于可惊。“水手合着自己的楫子的运动而唱歌，挑夫且走且歌，主妇在家里，且舂且歌。”[43]凯萨里斯关于他所很加研究了的巴苏多族的卡斐尔人，说着同样的事。“这一种族的女人们，两手上带着一动就响的金属制的环。她们为了用手推的水车来舂自己的麦子，常常聚在一处，而且合唱着和自己们的手的整齐的运动时，从环子所发的韵律底的音响，精确地相一致的歌，[44]同一种族的男人们，当鞣皮的时候，和那一举一动相应，——凯萨里斯说，——发着我所不能懂得意义的奇怪的声音。”[45]在音乐之中，这种族尤其爱那韵律，而且这在所与的调子中，愈是强的，这调子于他们就愈是愉快。[46]跳舞之际，巴苏多用手和脚来拍板，但因为要增强拍出的声音，他们的身上挂着发响的器具。[47]巴西的印地安人的音乐里，韵律的感情也一样地显得很强，而反之，他们对于谐调，却非常地弱，关于调和的概念，则似乎连一点也没有。[48]关于澳洲的土人，也不能不说一样的话。[49]对于韵律的感性，大抵恰如音乐底能力是如此的一样，是成着人类的心理底本性的基本底诸特质之一的。也不独限于人类。“纵使并非喜欢拍子和韵律的有音乐性，但至少，认识这些的能力，在一切动物却分明是天禀的，——达尔文说，——而且为他们的神经系统的一般生理学底性质所规定，也无可疑。”[50]从这点看来，恐怕便可以假定为人类和动物所通有的这能力的发现之际，那发现，和他的社会底生活一般的条件以及尤其是他的生产力的状态，是没有关系的罢。但这样的假定，一见虽然好象很自然，然而禁不起事实的批评。科学已经明示了有这样的关联存在了。而且，敬爱的先生，请你注意。是科学使最卓越的经济学者之一人——凯尔·毕海尔来做了的。

就如从我引在上文的事实看来，便见分明那样，感到韵律而且以这为乐的人类的能力，则使原始生产者喜欢在那劳动的历程中，依照着一定的拍子，并且在那生产底动作上，伴以匀整的音响或各种挂件的节奏底的响声。然而原始生产者所依照的拍子，是被什么所规定的呢？为什么在他的生产底动作上，谨守着正是这，而非这以外的韵律的呢？那是被所与的生产历程的技术底性质，所与的生产的技术所规定的。原始种族那里，劳动的样样的种类，各有样样的歌，那调子，常是极精确地适应于那一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底动作的韵律。[51]跟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历程上的韵律底活动的意义，便微弱了，但虽在文明民族，例如，在德意志的村落里，每年的各时期，据毕海尔的话，就各有特别的劳动者的热闹点缀，而且各种劳动——各有其自己的音乐。[52]

一样地应该注意的，是和劳动是怎样地施行——由一个生产者，还是由全集团呢相关联，而发生了给一个歌者或给全合唱团的歌谣，而且这后者，又被分为几个范畴的事。而在一切这些之际，歌谣的韵律，是往往严密地被生产历程的韵律所规定的。不特此也，这历程的技术底性质，对于随伴劳动的歌谣的内容，也有决定底的影响。劳动和音乐以及诗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将毕海尔引到如次的结论了，“在那发达的最初的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最紧密地相结合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础底要素，是劳动，其余的两要素，仅有从属底意义而已。”[53]

许多随伴生产历程的音响，那本身就已经是有音乐底效果的，加以在原始民族，音乐中的主要的东西——是韵律，所以要懂得他们的无技巧底的音乐底作品，怎样地由劳动的用具和那对象接触所发的音响而生成，也不是烦难的事。那是由于增强这些的音响，由于将或种的复杂化，放进这些韵律里去，而且由于使这些一般地适应于人类底感情的表现，而被完成了的。[54]但为了这，首先必须将劳动用具变形，于是这就变化为乐器了。

生产者仅只敲着那劳动的对象的那样的用具，是应该首先经验这种变化的。大家知道，鼓在原始民族之间，非常普及，他们中的有一些，竟至今还以这为唯一的乐器。弦索乐器在原始底地，也属于和这同一的范畴，为什么呢？因为原始音乐家是一面演奏，一面敲弦的。吹奏乐器在他们那里，退居于副次底的地位，笛子比别的东西常常较为多见，但那演奏，往往是随伴——于或种协同底的劳动——为了将韵律底正确，传给他们——的。[55]我在这里不能详述毕海尔关于诗歌的发生的见解，在我，不如在后来的信札之一里来说之为便当。简单地说罢，毕海尔相信，势力底的节奏底的动作，尤其是我们所称为劳动的动作，催促了它的发生，而且这不但关于诗歌的形式，是对的而已，即关于那内容，也一样地对。[56]

如果毕海尔的值得注目的结论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下文似的话，人类的本性（他的神经系统的生理学底性质），给与了他认得韵律的音乐性，并且以此为乐的能力，但他的生产的技术，则规定了这能力的此后的运命。

很久以前，研究家就觉到所谓原始民族的生产力的状态和他们的艺术之间的密接的关联了。然而因为他们是站在观念论底见地之际居多，所以虽然勉强承认了这关联的存在，而于这却给以不当的说明。有名的艺术史家威廉·留勃开就说，原始民族的艺术作品，那上面打着自然底必然性的刻印，反之，文明民族的那个，则为精神底自觉所贯穿。这样的对比，除了观念论底迷妄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在事实上，文明民族的艺术底创作——其被从属于必然性，是不下于原始底的东西的。差异之处，只在在文明民族，艺术之于生产的技术和方法，消灭了那直接底凭依。固然，我知道那是极大的差异。然而我也一样地知道，这是正为分配社会底劳动于种种阶级间的，社会底生产力之发展这事所引出来的。那岂但没有推翻唯物史观，还贡献着于它有利的一个新而有力的证据。

还来讲讲“均齐的法则”罢。那意义，是伟大的，而且也丝毫不容疑惑。那是在什么上生根的呢？大概，是在人类的身体，还有动物的肢体，那样东西的构造上的罢。在肉体上，只有对于平常的人们，一定常给以不快的印象的跛者和残疾者的身体，是不均齐的。喜欢均齐的能力，也由自然给与着我们。然而，倘使这能力，未尝为原始人的生活样式所巩固，所养成，则能够发达到什么程度呢，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原始人——大抵是狩猎人。这生活样式就如我们所已经知道那样，使在他的装饰艺术上，大抵是取自动物世界的意匠。而这则使原始艺术家——已从很早以来——很注意地考察起均齐的法则来。[57]

人类所特有的均齐的感情，就这样地而被养成的事，从野蛮人（不但野蛮人而已）在自己的装饰艺术上，尤重水平底的均齐，过于垂直底的均齐的事看来，也就明白了。[58]去看任何人类或动物的（当然并非不具的）形体罢，那么，你便会看出他所特有，是第一类而非第二类了。并且，于武器和器具，单从那性质和使命上，就屡屡要求了均齐底的形态的事，也有注意的必要。临末，倘如完全正当的格罗绥的意见，以为装饰自己的盾的澳洲的土人，其识得均齐的意义，程度和已达了高的文明之域的集灵宫的创建者们之所识全然相等，那便明明白白，均齐的感情这东西，在艺术的历史上绝未有所说明，因而在这里也和在别的各处一样，不能不说，自然给人类以能力，而这能力的练习和实际底应用，则为他的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了。

我在这里故意又用了不精确的表现，文化。读了这，你会热烈地叫起来罢，“什么人，而且什么时候，将那个否定了呢？我们只是说，限定着文化的发展者，不仅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仅是经济罢了！”

悲哉！我太熟悉这样的反驳。而且言其实，为什么连贤明的人们，也不觉得横在那基底上的可怕的论理底错误的呢？无论如何，我不能懂。

其实，你是在希望文化的发展行程，同样地也被别的“诸要因”所规定的。我请教你：那些之中，艺术在内么？你将答道：当然，在的。那时候，你那里会有这样的命题罢。文化的发展行程，从中，为艺术的发达所规定，而艺术的发达，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而关于一切别的“诸要因”，经济，公民权，政治组织，道德，等等，你也将不能不说和这全然一样的话了。那将成为怎样呢？成为下面似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为一切上揭的诸要因的活动所规定，而一切上揭的诸要因的活动，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那岂非就是我们的父祖们曾经犯过的旧的论理底错误么——地站在什么上面呢？——鲸鱼上面，——鲸鱼呢？——水上面。——水呢？——地上面。但地呢？等等，同一的可惊的顺序。请你赞成：当研究社会底发达的真切的问题时，临末要能够，而且也应该更真切地论议的。

我确信从今以后，批评（精确地说，则科学底美学说）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可以进步。我又以为批评在那过去的发达上，那些代表者们距我所正在主张的历史观愈近，我们便愈是获得了确实的基础。作为那例子，我将给你指出在法兰西的批评的进化来。

这进化，是和一般底历史底观念的发展，紧密地相联系的。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就如我已经说过那样，从观念论的观点，观察了历史。他们将知识的蓄积和普及，看成了人类的历史底运动的最主要而比什么都埋伏得深的原因。但倘若科学的进步和大抵的人类底思想的运动，在事实上是成着历史底运动的最重要而且最深的原因的，那就自然不得不起这样的疑问，思想的运动本身是被什么所限定的呢！倘依十八世纪的观点，则对于这只有唯一的回答，曰，由于人类的本性，由于他的思想的发展的内在底法则。但是，如果人类的本性，是规定他的思想的全发展的，那么，文学和艺术的发达，就分明也被它所规定。于是人类的本性——而且惟独这个——是能够将领会文明世界上的文学和艺术的发达的钥匙，给与我们，并且也不得不给的了。

人类底本性的诸特质，使人类经验种种的时期，少年期，青年期，成熟期，等。文学和艺术，也在自己的发达上，经过这些的时期。

“什么民族，并非首先是诗人，其次是思想家的呢？”格林在他的“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里，想由此来说诗歌的盛时，和民族的少年期及青年期相应，哲学的发达——和成熟期相应，而问着自己。十八世纪的这见解，为十九世纪之所继承。连在斯泰勒夫人的有名的著作“De la litératur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中，我们也会遇见，虽然在那里，固然同时也有全然别种见解的极明显的萌芽。“研究希腊文学之发达的三个不同的时代的时候，——斯泰勒夫人说，——我们在那些之中，看见人类底知识的自然底行程。荷马给第一个时代以特色；沛理克来斯的时代，戏剧艺术，雄辩和道德，都显示着绚烂的隆盛，而且哲学也跨开了最初的第一步；在亚山大的时代，则哲学底的学术的更深一层的研究，成着文学界中的人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消说，诗歌要发达到最高的顶上，人类底知识之发达的一定阶段，是必要的。但是，文学的这部分，虽以进步和文明及哲学之赐，订正了幻想的或种的错误，而同时也不能不失其灿烂的容姿的有些东西。”[59]

这意思，就是所与的民族一过青春的时代，诗歌便无可避免地不能不到或一程度的衰微。

斯泰勒夫人知道近代的民族，他们的理智的一切虽然进步，但胜于《伊里约特》以及《阿迭绥》的诗歌的作品，却连一篇也没有。这事情，吓了她对于人类的不息而且不偏之完成的确信，使之动摇了，而且因此之故，她也不愿离开她承十八世纪而来的关于种种时期的理论，因为这给以容易免于上述的困难的可能。

其实，倘从这理论的观点，则我们之所见，诗歌的衰微乃是新世界的文明民族的智底成熟的特征。然而斯泰勒夫人当抛下这些的比较，移到近代民族的文学史去时，她是知道可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观察的。在这意义上，她的著作中说到关于法兰西文学的考证的那几章，就尤有兴味甚深之处。“法兰西人的快活，法兰西人的趣味，在一切欧洲的国度里，至于已经成为熟语了，——她在这几章之一的里面，说，——这趣味和这快活，普通是归之于国民性的，但倘以为所与的国民的性质，并非对于他的幸福，他的利益，以及他的习惯，给了影响的秩序和条件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呢？在最近十年间，虽在最极端的革命底沉滞的瞬间，最醒目的对照，于一篇讽刺诗，于一篇辛辣的讥刺，都没有用处了。将至大的影响，给与法兰西的运命的人们的多数，全然没有表现的华艳，也没有理智的闪光，他们的影响力的一部分，是很可以将那原因归于他们的忧郁，寡言，冷的残酷的。”[60]这些句子当时对谁而发，这里面所藏的暗示和现实相应到什么程度，于我们都不关紧要。我们所必要的，只是注意于据斯泰勒夫人的意见，则国民性乃是历史底条件的出产这一件事。但是，倘以为国民性并不是显现于所与的国民的精神底特质之中的人类的本性，那又是什么呢？

而且倘若所与的国民的本性，由那历史底发展所创造，则它之不能是这发展的第一的动因，是很明白的。但从这里，却可以说，文学——国民底精神底本性的反映——就是创造这本性的历史底条件本身的出产。那意思，便是说明他的文学的，并非人类的本性，也非所与的民族的性质，而是他的历史和他的社会底构造。斯泰勒夫人是也从这观点，观察着法兰西的文学的。她献给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文学的一章，是想由当时的法兰西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从那对于帝王权的关系之中观察出来的法国贵族阶级的心理，来说明这文学的主要性质的，极有兴味的尝试。

在那里面，有许多关于当时支配阶级的心理的极确的观察，和若干关于法兰西文学之将来的非常成功底的考察。“在法兰西的新的政治底秩序之下，我们早已遇不见什么类似（于十七世纪的文学）的东西了罢，——斯泰勒夫人说，——由此而我之所谓法兰西人的机智和法兰西人的优美，只不过是几世纪间存在于法兰西的君主制和道德的直接底的，而又必然底的出产的事，也充足地得到证明了罢。”[61]文学是社会底构造的出产这一种新的见解，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批评上，渐次成为支配底的了。

在法兰西，基梭在他的文艺评论里，是屡次提及这事的。[62]圣蒲孚也在说，虽然他添上若干但书，才与以优容，最后，则于泰纳的劳作中，发见那完全而辉煌的表现。

泰纳是怀着“人们的状态的一切变化，结果是他们的心理的变化”这一个确信的。然而一切所与的社会的文学和那艺术，却正可凭他的心理来说明，因为“人类精神的产物，就如活的自然也如此一样，只能凭他们的环境来说明”的缘故。所以要懂得这国或那国的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则研究发生于那居民的状态之中的各种变化的历史，是必要的。这——是不可疑的真理。而且为发见许多最明快，又最巧妙的那些的说明图起见，则看过“Philosophie de l’art”，“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或“Voyage en Italie”，就很够了。但泰纳也如斯泰勒夫人以及别个他的先进者们一样，还是把持着唯心史观底的见解，而这则妨害了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家从他所明快地，而且巧妙地说明了的无疑的真理里，抽出那凡是可以抽出的一切利益来。

观念论者将人类底知识的进步，看作历史底运动的究极的原因，所以在泰纳那里，就出现了人们的心理，由他们的状态而被规定，而他们的状态，则由他们的心理而被规定这等事。在这里——泰纳也和十八世纪的哲学者一样，借着在人种的形式上，向那出现于他那里的人类底本性的控告，而胚胎了也还可以走通的一串矛盾和困难。这钥匙，给他开了怎样的门呢，看下面的例便明白了。如大家所知道，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比在别的任何处都开始得早，而且意大利又一般地先于别的诸国，收场了中世期的生活。在意大利人的状态上的这变化，是由什么所唤起的呢？——由意大利人种的诸性质——泰纳回答说。[63]这样的说明充足到怎样，听凭你来判断，我就移到别的例子去。泰纳在罗马的霞尔画堂里，看见普珊的风景画，这样地说，意大利人因为那人种的特殊性之故，所以特殊底地来理解风景，在他们，那——也是别墅，但是大结构地扩大了的别墅，然而德意志人种，则就为自然这东西而爱自然。[64]然而，在别的处所，同是这泰纳对于同是普珊的风景画，却这样地说，“为要能够观赏这些，必须嗜爱悲剧（古典底的，）古典底的诗，仪式以及贵族底的或帝王底的壮观的华丽，但这样的感情，离我们现代人的感情是无限地远的。”[65]然而为什么我们的感情，那样地不象嗜爱过华丽的仪式，古典底的悲剧，亚历山特利亚的诗的人们的感情的呢？因为，譬如，“为王的太阳”时代的法兰西人，和十九世纪的法兰西人是别的人种的人们的缘故么？奇怪的质问呵！泰纳自己，不是用了确信而且固执地，对我们屡次说是人们的心理，跟着他们的状态之变化而变化的么？我们没有忘却了那个，所以照着他反复地说：我们时代的人们的状态，去十七世纪的人们的状态极远，因此之故，那感情也很不象勃亚罗和拉希努的同时代者的感情了。剩下的不过是明白那此事了：为什么状态变化了呢，就是，为什么ancein régime（旧政体）将地位让给了现在的有产者底秩序，为什么在路易十四世能够几乎并无夸张地说“国家——那就是我”的那国度里，现今是股票交易所正在支配的呢？但对于这，是这国的经济的历史，会十分满足地给与回答的。

敬爱的先生，站在极其种种的见地的著者们，曾经反驳过泰纳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你对于他们的反驳，以为何如，但使我说起来，则泰纳的批评家们之中，无论谁，要将收罗着他的美学说的几乎一切真理，而且宣言着艺术由人们的心理而被创造，而人们的心理则跟他们的状态而变化的那命题，来摇动一下，也做不到。而且全然一样地，他们之中的无论谁，都没有觉到使泰纳的见解不能有后来的成果底的发达的根本底的矛盾；他们之中的无论谁，都没有觉到从他的对于历史的见解的意思来说，便是被那状态所规定的人，那人本身，就成着这状态的最后底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之中的无论谁，都没有觉到这个的呢？——因为这矛盾，也浸渗着他们自家的历史观的缘故。但是，这矛盾是怎样的东西呢？由怎样的要素而成的呢？那是由两个要素而成的，其一、称为对于历史的观念论底见解，而别的——则称为对于它的唯物论底见解。当泰纳说人们的心理，准他们的状态之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他是唯物论者，但在同是这泰纳，说人们的状态，被他们的心理所规定的时候，他是复述了十八世纪的观念论底见解了。关于文学和艺术的他的最成功底的考察，并非受了这最后的见解的唆使，是无须赘说的罢。

从这事，结果出什么来呢？那是这样的，要从对于法兰西的艺术批评家们的富于机智而且深邃的见解，妨害了那成果底的发达的上述的矛盾脱离，只有能够向自己这样地说的人们，才做得到，就是：一切所与的民族的艺术，为他的心理所规定，他的心理，为他的状态所创造，而他的状态，则到底被限定于他的生产力和他的生产关系。但是，倘说这话的人，却正是在由此说出唯物史观来……。

虽然如此，我想，已是可以收场的时候了。待到第二信！倘若我因为我的解释的“偏狭”，有触怒了你的地方，那么，希见原宥。下一回，要来讲一讲关于原始民族的艺术。而且，我以为其中的我的解释，大约就可以显示决不如你曾经这样想，而且恐怕至今还在这样想似的，有这么的偏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