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是开了的花，时候一到，就要凋零的罢。我在文学上，也看见这伤心的自然的法则。二十几年前始在英诗界的太空，大大地横画了彩虹的所谓爱尔兰文学运动，现在也消泯无迹了。昨年（译者案：1923） Yeats得了诺贝尔奖金，但这事，在我的耳朵里，却响作吊唁他们一派的文学运动的挽歌。A. E. （George Russell）和Yeats一同，被推举为爱尔兰自由国的最高顾问的事，说起来，也不过是一座墓碣。他们的文学底事业，是天命尽矣；然而他们的工作，则一定将和法兰西的象征运动一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永远的篇幅。我现在就要来寻究其遗踪。时节是万籁无声的冬季。我的书斋里的火是冷冷的。挂在书斋里的Yeats的肖像也岑寂。遥想于他，转多伤心之感了。

我不能将爱尔兰和印度分开了来设想。那都是受着英国的铁槌底的统治，在那下面不能动弹的国度。他们两国民，是所谓亡国之民，只好成为极端的乐天家，或则悲观论者。就爱尔兰文学看来，A. E. 代表前者，Yeats是属于后者的。我在这里，只要文学底地来讲一讲爱尔兰，印度的事情，则以俟异日。

读者首先必须知道在爱尔兰人，是没有国语，没有历史，加以没有国家这一个根本底事实，还必须知道爱尔兰的青年（二十几年前的青年，在现在，是也入了斑白的老境了），……他们是抱着三个的决心，文学底地觉醒了的。三个的决心云者，是什么呢？第一，是没有国语的他们，就从近便的英文，来造出适于自己的目的的表现的样式。第二，是回到过去的诗歌去，认精神底王国之存在。第三，是他们在从新发见了的文学底遗产上，放下自己的新文学的根柢去。这些三个的决心，精神底地，是极其悲壮的。于是这文学运动，便负着如火的热烈的爱国心的背景，而取了惊人的美丽的攻击的态度了。

所谓爱尔兰文学运动者，是袭击的文学。在国内，是用了文学底新教之力，以破坏传统底地主宰着国民之心的正教派底文化，在国外，是使人认知爱尔兰之存在的爱国底行为。世间的轻率的人，每将这爱尔兰文学运动和同时兴起的英国的新诗运动相并论，但这二者，出发之点是两样的。决不是可以混同的事。除了都是出现于同时代的运动以外，毫无什么关系。英国的新诗运动，是觉醒于新的诗的音律，以自觉之力，发见了前人未发见的诗境，而要从限制自己，有时且腐化自己的维多利亚女皇朝文学的恶影响，救出自己来。一言以蔽之，则英国的新诗运动，主点是在对于凡俗主义的自己防御。即使这运动（倘若可以称为运动）也有攻击的矛头之所向，那也不过是为“自己防御”而发的。将这和爱尔兰文学运动相比较，是那因之而起的精神，全然不同。我的朋友而现居印度的诗人James Cousins，这样地说着，“宗教底地，称为基督新教徒，文学底地，则称为异端者，也称为抗议者的 Protestant的工作，即始于Protest之点。我的文学底工作，也从这里出发的。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在伦敦的Crystal Palace偶然看见了冷骂爱尔兰人的滑稽画。我愤怒了，我于是回国，决心于反对英格兰人之前，先应该向自己的国人作文学底挑战。我写了一篇叫作《你们应该爱Protestant的神而憎一切加特力教徒》的文章。自己是为爱国心所燃烧了，但这之前，却不得不嫌恶本国人。被认为直接关系于所谓爱尔兰文学运动的三十人的几乎全部，不妨说，都是新教徒。而且所以起了这新运动的动机，也不妨说，三十人大略都一样。就是，是反爱尔兰，是新教徒的少数者的工作。”

数年以前，在日本，“归万叶去”[10]这句话，被听取为有着意义的宣言。究竟有多少歌人，能够在古代的诗歌精神中，发见了真实的灵感呢？归于古代的事，不但在日本人为必要，无论那一国的新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人民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爱尔兰的青年诗人，将文学的出发点放在这里，正是聪明的事。英国的新诗运动，也以自然的行为，而是认了这一点的时候，英国的诗坛和爱尔兰的新文学，便有了密接的关系了。Yeats之称赞Blake，Francis Thompson之于 Shelley发见了新意义，都是出于自然的事，而在英国诗坛，也如上述的Blake和Shelley 一样，同时研究起Vaughan和Herbert来。所以，以出发的精神而论，英格兰、爱尔兰两国的新文学，是不同的，但也该注意之点，是渐渐携手，同来主张英语诗的复活底生命了。然而无论到那里，爱尔兰人总和英格兰人是先天底地不同的魂的所有者。他们不象英国人那样，要以文学来救人类的灵魂。英国的诗人，即使怎样地取了无关于宗教的态度，也总有被拘之处。不能象爱尔兰的青年诗人一般，天真地，宿命底地，以美为宗教。也不能将美和爱国心相联系，而来歌吟。英国人一到歌咏爱国心的时候，他们总是不自然的，理论底的。过去不远，英国的Tennyson，也曾和宗教底疑惑争斗了。Browning虽然超绝了宗教底疑惑，却被拘于自己的信仰。和他们相反，爱尔兰的文学者，是不疑宗教，至于令人以为是无宗教似的。简短地说，是他们漠不关心于宗教。更真实地说，是他们虽然是宗教底，而不为此所囚的不可思议的人民。委实不疑宗教，所以他们是自然的。漠不关心于宗教，所以他们是天真的。虽然是宗教底而决不为此所囚，所以他们是宿命底的。

我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在爱尔兰的山中，会有失少孩子的事，当此之际，警官便先拾枯枝，点起火来，做成篝火，于是口诵誓辞，而后从事于搜索失掉的孩子。从这一个琐话来推想，也就可以明白爱尔兰人是怎样地迷信底了。然而又从这迷信无害于他们的信仰之点来一想，即又知道爱尔兰人的心理状态，是特别的，就是矛盾。这矛盾，总紧钉着无论怎样的爱尔兰人。从Bernard Shaw起，到在美国乡下做使女的无名的姑娘止，都带着矛盾的性质。从信仰上的矛盾而论，我想，日本人是也不下于爱尔兰人的。近代的日本人，恰如近代的爱尔兰人一样，是无宗教的罢，但日本人的大多数，又如爱尔兰人的大多数一样，是宗教底。日本人大多数的宗教底信仰，并不为各种迷信所削弱，换了话来说，就是信仰迷信，两皆有力的。更进一步说，也就是日本人的个性，是无论怎样的宗教底信仰或迷信，均不能加以伤害的不可思议的人民。假使这一点可以说伟大，那就应该说，爱尔兰人也如日本人一般的伟大。从虽是别国的文学，而在日本，爱尔兰文学的被理解却很易，共鸣者也很多这地方看来，岂不是就因为日本人和爱尔兰人，性质上有什么相通之处之所致么？至少，有着矛盾的国民性这一点，他们两国民是相类似的。倘以为文学底地，日本不及爱尔兰，那就只在日本没有Shaw和Yeats这一点上。这是遗憾的，但我尤以为遗憾者，还有一件事。这非他……是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不如爱尔兰人的深。爱尔兰人，至少，是爱尔兰的青年文学者，他们的生命，是不仅受五官所主宰的。

他们住在五官以上的大的精神底世界中，还觉醒于大的生命里。概念底地说，则他们是认识了永远性的存在，他们的眼，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将外部和内部，合一起来，而看见内面底精神，从外面底物质产生出来的那秘密。他们的诗歌，可以说，是出于永远性的认识的。这爱尔兰人的特质，从古代以来，就显现在他们的哲学上，诗歌上。这特质，外面底地，是广的，但内面底地，却含蓄，因而是梦想底的。外面底地，是平面底，而在内面底地，却有着立体底的深。

在爱尔兰，有两种的诗人。其一，是外面底地运用爱国心以作诗，而主张国民主义。和这相反，别的诗人，则想如Yeats的仙女模样，披轻纱的衣裳，以柔足在云间经行。前者主张地上的乐国，必须是爱尔兰，而后者则想在那理想境中发见天国。他们两人，是如此不同的，然而在爱尔兰人，却将他们两面都看得很自然，毫不以为奇怪。先前已经说过，是矛盾的人们，所以在别国人是不可能的事物，在他们，是可能的。也可以说，他们的特质，是在使矛盾不仅以矛盾终。他们将矛盾和矛盾结合，使成自然……这是他们的有趣之处。我自己是看重这特质，个人底地，也将他们作为朋友的。而且非个人底地，是对于爱尔兰有非常的兴味的。其实，在他们，固然有无责任的不可靠的处所，但除他们之外，却再也寻不出那么愉快的人们了。

就从上文所叙的国民性，产生了所谓爱尔兰文学。历史底地来一想，爱尔兰的文化，是经数世纪，和诗的精神相联系的。恰如日本古代的万叶人，是诗歌的人一样，爱尔兰人也是诗的人。据爱尔兰人所记的话，则王是诗人，戴着歌的王冠；法律是诗人所作，历史也是诗人所写的。千年以前，在爱尔兰要做国民军之一人，相传倘不是约有诗集十二本的姓名，便不能做。英国人还没有知道诗的平仄是怎样的东西的时候，爱尔兰人却已有二百种以上的诗形了。在英国，百年以前，Wordsworth才发见了自然之为何物，而爱尔兰人则已发见之于千年以前。到十九世纪，英国乃强迫他们，令用英语为一般国语，但他们的真精神，却回到他们的古代精神去，成了他们的爱国热猛烈地燃烧起来的结果了。

Cousins说，“所谓文学运动者，并非复活运动。在爱尔兰，毫无使它复活的东西。所以叫作复活运动的文学，是呆话。英国受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而入工业时代，自此又作殖民地扩张时代，英国文学也从而非常膨胀了，但英诗的真精神，却已经失掉。收拾起英国所失的诗歌的生命，而发见了自己的，是爱尔兰文学者。”这样一听，称爱尔兰文学运动为复活运动，诚然也不得其当的，但也有种种含有兴味的诸形相，作为文学的国体底表现。当英国的盎格鲁·诺尔曼文化侵入爱尔兰，将破坏其向来的文化的初期时代，爱尔兰的诗人即也曾大作了爱国之诗，咏叹了自由。在那时代，是畏惮公表自己的真名姓，都用匿名，否则是雅号的。这文学底习惯，久经继续，给近代诗人们以一种神秘之感。到十九世纪，而爱尔兰人的反英政治运动，成为议会的争斗，极其显露了。在文学上，他们也作了Ballad和所谓Song，以用于政治底地。这理智底倾向，便伤损了他们的纯的古代精神，他们的散文底的行为，至于危及他们的崇高的幻想了，但在这样愚昧无趣味的时代，提文学而起的伟大的爱尔兰人，是Ferguson。那人，是在今日之所谓文学运动以前，觉醒于文学运动的最初的诗人。要历史底地，来论今日的文学运动，大概是总得以这人开始的罢。

然而在新的意义上，开爱尔兰文学，而且使之长成者，非他，就是Yeats。这是不能不说，以他于千八百八十九年所出的《游辛的漂泊》一书，开了新运动之幕的。我虽然读作“游辛”，但爱尔兰人也许有另外的读法。因为近便没有可以质问的爱尔兰人，姑且作为“游辛的漂泊”罢。[11]在这书里，诗人Yeats则于古的爱尔兰传说中，加进了新的个性去。不但听见Yeats一人的声音，从这书，也可以听见爱尔兰人这人种的声音。这声音，是从内面底地有着深的根柢的爱尔兰人的心里所沁出来的。

Yeats是世所希有的幻想家。作为幻想家的他，是建造了美的殿堂，而在这灰色的空气中，静静地执行着美丽的诗的仪式的司仪者。内面的神秘世界，为他半启了那门。而他就从那半启的门，凝眺了横在远方的广而深的灵的世界。他负着使命，那就是暗示美的使命。然而他有着太多的美的言语，这在他，是至于成为犯罪的艺术家。他从大地和空中和水中所造成的美的梦，永远放着白色的光辉，但这就如嵌彩玻璃（Stained glass） 一般，缺少现实味。美虽是美，而是现于梦中的美，好象是居于我们和内面底精神底中间。但我们并不觉得为这所妨碍，他所写的美的诗，是有可惊的色彩和构图的，但言其实，却有Yeats自己，为此所卖的倾向。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戏剧，然而他终于不是剧作家。他不过是将自己扮作戏剧的独白者（monologist）。

我现在从Yeats到A. E. 去，而看见全然不同的世界。在这里，并无在Yeats的世界里所听到那样的音乐。Cousins曾比A. E. 于日本房屋的纸扉。这意思，是说，一开扉，诗的光线便从左右跃然并入了。A. E. 和Yeats相反，是现实家。不，是从称为现实的详细，来造那称为理想的虚伪的世界的灵的诗人。作为表现的文学者，则可以说，外面底地，虽以节约为主，而内面底地，却是言语的浪费者。他的诗，虽是文学底，也决非由理论而来，乃是体验的告白，但他的哲学，却因为无视国境，所以就如前所说，成为极端的乐天家了。这文学底悲剧，也许并不在Yeats之成为梦想家或悲观论者的悲剧以上，但于A. E. 之为大诗人，却有着缺少什么之感。使爱尔兰人说起来，他是现存的最大的诗人，有一而无二的，但我们于他，却有对于泰戈尔的同样的不满。他虽然尊重现实，而在所写出了的作品上，却加以否定。那边的Yeats，则一面歌咏美的梦，而又不能忘却现实，因而那梦，也不过是横在昼夜之间的黄昏了。然而我可以毫不踌躇地说，我从他们俩，是受了大大的感铭的。我敬畏着他们。

以A. E. 和Yeats为中心，又由他们的有力的奖励和鼓舞，而有许多青年文学者出现，于是举起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旗子来了。可以将这些人们，约略地大别为A. E. 派和Yeats派，也正是自然的事罢。前者趋向外面而凝眺内心，后者则歌爱国而说永远。我的朋友 Cousins，就年龄而言，也应该论在A. E. 和Yeats之后的，他较多类似A. E. 之处。

Cousins是数年以前，我曾招致他到日本，在庆应义塾大学讲过诗，那姓名，在日本是并非不识的了。因为他寄寓日本，不过七八个月，所以未能文学底地，造成他和日本的关系。但我想，个人底地记得他的日本人，大约总有多少的罢。Douglas Hyde评他为“宿在北方之体里的南方之魂”，怕未必有更恰当的评语了。Cousins的“北方之体”主张起自己来，他便成为理想家，而他的“南方之魂”一活动，他便成为抒情诗人了。以Yeats为中心的一派，从最初即以“多疑之眼”睨视着他的，这不久成为事实，他现居印度，和Anne Besant夫人一同，成为神智论（Theosophy）的诗人而活动者。他久和最初的朋友离开了。他的论理底感会，使他不成为单是言辞的画家。对于诗的形式的他的尊重，也是使他离开所谓闪尔底（Celtic）的感情的原因。这一点，就是使他和印度人相结，而且在印度大高声价的理由罢。

和Cousins同显于文坛的青年，有O’Sullivan和James Stephens。

O’Sullivan在古典底爱尔兰的传统中，发见了灵示，Stephens则将神奇的锐气，注入于革命底文学精神中。这以后，作为后辈的诗人，则有Padraic Colum和Joseph Kampbell。又有叫作E. Young的诗人。但我的这文，是并不以批评他们的作品为目的的。我所作为目的者，只要论了A. E. 和Yeats就很够。倘若这文能够说了在文学上的爱尔兰的特质，那么，我就算是大获酬报，不胜欣喜了。

（译自《爱尔兰情调》。）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二卷第二期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