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但愿平安”主义的德川氏三百年的政策之故，日本人成为去骨泥鳅了。小聪明人愈加小聪明，而不许呆子存在的国度，于是成就了。单是擅长于笔端的技巧者，即在艺术界称雄，连一篇演说尚且不甚高明者，即在政党中拜帅的不可思议的立宪国，于是成就了。

我说：这是因为德川政策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一查战国时代的事，日本人原是直截爽快得多的；原是更彻底底地，并不敷衍的。

但是，概括地说起来，则无论怎么说，日本人的内生活的热总不足。这也许并非一朝一夕之故罢。以和歌俳句为中心，以简单的故事为主要作品的日本文学，不就是这事的明证么？我尝读东京大学的芳贺教授之所说，以乐天洒脱，淡泊萧洒，纤丽巧致等，为我国的国民性，辄以为诚然。（芳贺教授著《国民性十论》一一七至一八二页参照。）过去和现在的日本人，确有这样的特性。从这样的日本人里面，即使现在怎么嚷，是不会忽然生出托尔斯泰和尼采和伊孛生来的。而况沙士比亚和但丁和弥耳敦，那里会有呢。

世间也有些论客，以为这是国民性，所以没有法。如果象一种宿命论者似的，简直说是没有法了，这才是没有法呵。绝对难于移动的不变的国民性，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姑且作为别一问题，而对于国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则正是生活于新时代的人们的任务。喊着改造改造，而只嚷些社会问题呀，妇女问题呀，什么问题呀之类，岂不是本末倒置么？没有将国民性这东西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能成功的么？

我说：再多读些。我说：再多吃些；再多说些。我说：再多吃些可口的好东西。我说：并且成了更呆更呆的呆子，深深地思索去。这些事情，先该是生活改造的第一步。根本不培植，会生出什么来呢！

现在还铺排些这样陈腐平凡的话，我很觉得羞惭，也以为遗憾。我决不是得意地写出来的。

追忆起来，千八百六十年之春，约翰洛斯庚（John Ruskin）搁了他那不朽的大著《近代画家论》（Modern Painters）之笔了。从千八百四十三年第一卷的属稿起，至此十七年，第五卷遂成就。在这十七年中，又作了《建筑的七灯》（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又作了《威尼斯之石》（Stones of Venice）；又作了《拉斐罗前派》（Pre—Raphaelitism），大为当时的新艺术吐气。此外公表的议论和讲演还很多。他的不断的努力终于获报，那时艺术批评家洛斯庚的名声，就见重于英国文坛了。这是洛斯庚四十岁的时候。

他突然转了眼光。他暂时离开“艺术之宫”，出了“象牙之塔”，谈起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来了，开手就将essay四篇载在《康锡耳杂志》（Cornhill Magazine）上，这就是《寄后至者》（Unto this Last）的名著。近时，我的友人石田宪次君已经将这忠实地译出，和他一手所译的嘉勒尔的《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同行世了。

洛斯庚在这四篇文字中，和当时的风潮反抗，解说“富”是怎样的东西。并说灵的生活，以示富与人生的关系。洛斯庚是想到了艺术的民众化，社会化，又觉得当社会昏蒙丑恶时候，仅谈艺术之无谓，所以写这四篇的。但世间都不理。俗众且报之以嘲骂，书店遂谢绝他续稿的印行。这和他此后为劳动问题而作的各种书，洛斯庚还至于不能不从当时的俗众们受了“危险的革新论者”（dangerous innovator）这一个不甚好听的徽号。

然而洛斯庚的经济说，却有千古的卓见，含着永久的真理的。但使对于经济问题毫没有什么素养和心得的我来说，我却劝读者不如去看英国的以现代经济学者称一方之雄的荷勃生（J. A. Hobson）的研究《社会改良家洛斯庚》（John Ruskin，Social Reformer）去。这正月，我也四十岁了。就是近世英国最大思想家之一的洛斯庚做了《寄后至者》的那四十岁。但因为生来的钝根和懒惰，在我，竟一件象样的事也没有做。既不能写洛斯庚似的出色的文章，也没有以那么伟大的头脑来观照自然和人生的力量，仍然不过是一个村夫子而已。幸而还有自知之明，所以仍准备永远钻在所谓“文艺研究”这小天地里。准备固然是准备的，然而一看现在的日本的社会，也还是时时要生气，心里想：如果这模样，须到什么时候，才生出大的文学和艺术来呢？无端愤慨，以为根本不加改善，则终究归于无成者，也就为了这缘故。象我辈似的，即使怎样跳出“象牙之塔”来，伎俩也不过如此，那是自己万分了然的，但是看了那些将思想当作危险品，以演剧为乞儿的游戏，脱不出顽冥保守的旧思想的人们，却实在从心底里气忿。所以虽然明知道比起洛斯庚之流所做的事来，及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不，并且还及不到万分之一，也要从“象牙之塔”里暂时一伸颈子，来写这样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