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病菌侵入人体，于是其人的肉体的生活力，即与这魔障物相接触而战争。因战争，遂发热。所以生活力愈强的人，这热也愈高，那结果，却是体质强健者倒容易丧命。的确与否不得而知，但我却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话，并且以为很有趣。

生命力旺盛的人，遇着或一“问题”。问题者，就是横在生命的跃进的路上的魔障。生命力和这魔障相冲突，因而发生的热就是“思想”。生命力强盛的人，为了这思想而受磔刑，被火刑，舍了性命的例子就很不少。而这思想却又使火花迸散，或者好花怒开，于是文学即被产生，艺术即被长育了。

在生命力的贫弱者，所以，就没有深的思想生活。思想不深的处所，怎么会产出大的文学和大的艺术来呢？仅盛着一二分深的泥土的花盆里，不是不会有开出又大又美的花的道理的么？

去年暮秋的或一晚，看过冈崎公园的帝国美术展览会的归途中，来访我的书斋的一个友人说：“一想到现今的日本所产生的最高的艺术，不过是那样的东西，就使人要丧气。”

我回答说：“即使怎样丧气，花盆里缺少泥土，没有法子的。而且，想大加培植的人，不是一个也没有么？假使有之，但不与这样的呆子来周旋，不正是现在的日本人的生活么？单是浮面上的聪明人特别多……。”

只要驯良地做着数学和哲学的教员就完事了，却偏要将本分以外的事，去思索，去饶舌，以致在战时关到监牢里去的罗素，从聪明人的眼睛看起来，也许不见得是很聪明的脚色罢。然而他那近著《社会改造的根本义》（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却如日本也已流传着那样，确是很有意味的书。罗素所用的是非常简单的论法，将人间所做的一切，都以冲动来说明。诚不愧为英吉利的思想家，那不说迂曲模胡的话这一点，是极痛快的。

“我们的活动的若干，是趋向于创作未有的事物，其余的则趋向于获得或保持已有的事物。创作冲动的代表，是艺术家的冲动；占有冲动的代表，是财产的冲动。所以，创作冲动做着最紧要的任务，而占有冲动成为最小了的生活，就是最上的生活。” （罗素《社会改造的根本义》二三四页。）

用了罗素的口吻说，则日本人等辈，冲动性是萎缩着的。而其微弱的冲动性，又独向财产的占有冲动那一面，动作得最多；至于代表创作冲动的艺术活动等，却脉搏已经减少了。使罗素说起来，这是最坏的生活，这就是村绅之所以为村绅的原因。

不独是文学和艺术，现在世界的大势，是政治和外交也已经进步，不象先前似的，单是手段和眼力了。劳动问题已非工场法之类所能解决，国际联盟也难于仅以外交公文的往复完事了。因为文化生活的一切活动，都以思想生活这东西做着基础的缘故。责备日、俄战争前后的日本的外交，以为拙劣者，只有那时的日本的新闻，我们却屡次看见外国的批评家称赞着以前的日本外交的巧妙。是的，巧妙者，因为不过是手段，敏捷者，因为不过是眼力的缘故。因为照例的小聪明人的小手艺，很奏了一点功效的缘故。看见了这回讲和会议的失败，也有人评论，以为是日本人不善于宣传运动之所致的。但并无思想者，又宣传些甚么呢？即使要宣传，岂不是也并无可以宣传的思想么？没有可说的肚子和头的东西，即使单将嘴巴一开一闭地给人看，不是也无聊得很么？

将在公众之前弄广长舌这些事，当作恶德者，是日本的习惯。倘要在小房子里敷衍，那是很有些有着大本领的。所谓在集会上议决，单是表面的话，其实不过是几个阴谋家在密室中配好了的菜单。好在是几百年来相信着“口为祸之门”而生活下来的日本人，是在专制政治之下，夺去了言论的自由，而几世纪间，毫不以此为苦痛的不可思议的人种。那结果，第一，日本语这东西就先不发达，不适于作为公开演说的言语了。在这一点上，最发达的是世界上最重民权自由的盎格鲁索逊人种的国语。意在养成gentleman的古风的堪勃烈其和恶斯佛大学等，当作最紧要的训练的是讨论。在日本，将发表思想的演说和文章，当作主要课目的学校，在过去，在现在，可曾有一个呢？便是在今日，不是还至于说，倘在演说会上太饶舌了，教师的尊意就要不以为然么？无论什么东西，在不必要的地方就不发达。日本语之不适于演说，日本之少有雄辩家者，就因为没有这必要的缘故。和英语之类一比较，这一点，我想，实在是可以惭愧的。（别项英语讲演《英语之研究》参照。）

日本语这东西，即此一点，就须改造了。向着用这日本语的日本人，催他到巴黎的中央这类地方，以外国语作宣传运动去，那也许是催他去的倒反无理罢。

思想是和金钱相反的，愈是用出去，内容就愈丰饶；如果不发表，源泉便涸竭了。单从这一点看起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岂不是也就非贫弱不可么？

日本人不以真的意义读书，也是思想生活贫弱的一个原因罢。倘以为读书是因为要成博学家之类，那是无药可医。为什么不去多读些文学书那样的无用之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