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趁着的火车，拥挤得很利害。因为几个不懂事的车客没有让出坐位来的意思，遂有了站着的人了。这是炎热的八月的正午。

我的邻席上是刚从避暑地回来似的两个品格很好的老夫妇。火车到了一个大站，老人要在这里下车去，便取了颇重的皮包，站立起来。看车窗外面，则有一班不成样子的群众互相推排，竞奔车门，要到这车子里来乘坐。

老人将皮包搁在窗框上，正要呼唤搬运夫的时候，本在竞奔车门的群众后面的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洋装的男人，便橐橐地走近车窗下，要从老人的手里来接皮包。我刚以为该是迎接的人了，而老人却有些踌躇，仿佛不愿意将行李交给漠不相识的这男子似的。忽然，那洋装男人就用左手一招呼那边望得见的搬运夫，用右手除下自己戴着的草帽来，轻舒猿臂，将这放在老人原先所坐的位置上。老人对着代叫搬运夫的这男人道了谢，夫妇于是下车去了。

车里面，现在是因为争先恐后地拥挤进来的许多车客之故，正在扰嚷和混乱，但坐位总是不够，下车的人不过五六个，但上来的却有二三十人罢。

于是，那洋服的三十岁的男人，随后悠悠然进来了。我的隔邻而原是老人的坐位上，本来早已堂堂乎放着一顶草帽的，所以即使怎样混杂，大家也对于那草帽表着敬意，只有这一处还是空位。三十岁男人便不慌不忙将草帽搁在自己的头上，使同来的两个艺妓坐在这地方。说一句“多谢”或者什么，便坐了下去的艺妓的发油的异臭，即刻纷纷地扑进我的鼻子来。

踏人的脚，脚被人踏，推人，被人推，拚死命挤了进来的诸公，都鹄立着。

也许有些读者，要以为写些无聊的事罢，但是人间的世界，始终如此，我想，再没有别的，能比在火车和电车中所造成的社会的缩图更巧妙的了。

奋斗的结果，终于遭了鹄立之难的人们，也许要大受攻击，以为捣乱，或者不知道礼仪。假使那时误伤了谁，就碰在称为“法律”这一种机器上，恐怕还要问罪。而洋装的三十岁男人却正相反，也见得是悠扬不迫的绅士底态度罢，也可以说是帮助老人的大可佩服的男儿罢，而且在艺妓的意中也许尊为恳切的大少罢。将帽子飞进车窗去，于法律呀规则呀这些东西，都毫无抵触。他就这样子，巧妙地使那应该唾弃的利己心得了满足了。诚然是聪明人！

我对于这样的聪明人，始终总不能不抱着强烈的反感。

嚷着劳动问题呀，社会问题呀，从正面尽推尽挤的时候，就在这些近旁，不会有什么政客呀资本家呀的旧草帽辗转着的么？

我常常这样想：抡了厨刀，做了强盗，而陷于罪者，其实是质朴，而且可爱的善人；至少也是纯真的人。可恶得远的东西，真真可憎的东西，岂不是做了大臣，成了富翁，做了经理，尤其甚者，还被那所谓“世间”这昏瞆东西称为名流么？伊孛生（H. Ibsen）写在《社会之柱》（英译The Pillars of Society）里的培尔涅克似的人物，日本的社会里是很多；但是培尔涅克似的将罪恶告白于群众之前者，可有一个么？他们不入牢狱，而在金殿玉楼中扬威。倘以为这是由于各人的贤愚和力量之差，那可大错了；也不独是运的好坏之差。其实，是因为人类的社会里，有大缺陷，有大漏洞的缘故。

所谓“盖棺论定”这等话，诳人罢了。如果那判断者仍是人们，仍是世间的时候，也还是不行。用了往昔的宗教信徒的口吻说起来，则倘不是到了最后的审判这一日，站在神的法庭上，会明白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彻底底本质底的第一义底生活，真能够完完全全地，作为准则的道德，法律，制度和宗教，在人类的文化发达的现今的程度上，是还未成就的。或者永远不成就也难说。就用随时敷衍的东西，姑且对付过去的，是现在的人类生活。劳工资本关系，治安警察法，陪审制度，妇女问题，将这些东西玩一通，能成什么事？倘不是再费上帝的手，就请将“人”这东西从新改造一通，是到底不见得能成气候的。

虽然这样，——不，惟其这样，人生是有趣的，有意味的。于我们，有着生活的功效的。思想生活和艺术生活的根源，也即从这里发生。再说一回：看缺陷之美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