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休除掉权臣孙，夺回旁落的天子大权后，东吴帝国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安宁。然而，东吴并未就此走向中兴。因为孙休固然算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但绝非开拓进取的有为之君；而他夺回实权后提拔的两个亲信，也都是贪图私利的庸碌政客，皆非匡扶社稷之能臣。

这两个亲信，一个就是左将军张布，诛灭孙后兼任了中军督，掌握了宫禁之权；还有一个叫濮阳兴，曾任会稽太守，在孙休当琅邪王（住在会稽）期间对孙休照顾有加，所以孙休这回便投桃报李，一下就把濮阳兴提到了丞相的高位，让他总揽了军国大政。

于是，张布和濮阳兴这两个藩邸旧臣，从此就成了东吴百官中最有权势的人。用《资治通鉴》的说法，就是“二人皆贵宠用事”——张布“典宫省”，主内廷；濮阳兴“关军国”，主外朝。二人一内一外，“以佞巧更相表里”，就是勾结在一块，巧言谄媚皇帝，以巩固到手的权力和地位。

对此，吴国臣民无不深感失望。

本以为孙休夺回大权后，可以拨乱反正，重振朝纲，不料他重用的这两个人，却是沆瀣一气的贪权庸碌之辈，那吴国的未来还有什么指望？

孙休喜欢读书，他甫一即位，便于建业设立了太学博士制度，设置了五经博士（为后世南京太学之滥觞），可以说对东吴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眼下除掉了权臣孙，孙休的心情大为轻松，便决定召博士祭酒韦昭、博士盛冲定期入宫，与他们探讨学问。

没想到，孙休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张布的强烈反对。

皇帝无非就是想跟两位学者谈经论道，纯属人畜无害之事，张布凭什么反对？

原因很简单，学者通常秉性正直，敢于放胆直言，而张布掌权之后，没少以权谋私，他担心这两人一旦入宫讲学，很可能会把他的违法乱纪之事捅给皇帝，于是便极力阻止。

孙休也是聪明人，一眼就看穿了张布那点小心思，便道：“孤自涉猎学问以来，把该读的书都读遍了，召韦昭他们入宫，也不过是温习温习罢了，又有什么问题呢？你恐怕是担心他们道出某些朝臣的劣迹，才不想让他们入宫吧？其实对于这种事，孤早就心里有数，大可不必等他们说才知道。”

张布闻言，大为惶恐，赶紧躬身谢罪，然后辩称自己不是担心这个，而是担心研究学问会妨碍政务。

孙休道：“政务与学问，是两回事，并不会互相妨碍。这件事没有错，可你却认为不宜，想必你是怀疑孤表面上探讨学问，实则另有所图吧？真想不到，你如今当权了，竟拿这一套用在孤的身上，实在很不应该啊！”

皇帝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张布越发惊惶，且无言以对，只好跪伏在地，不住叩头。

孙休见状，这才放缓了口气，道：“只是让你明白点儿事理罢了，何至于叩头呢？你对孤的忠诚，朝野皆知。孤今日能坐在这大位上，都是你的功劳。《诗经》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凡事要有个好的结局，实在很难，希望你能善始善终啊！”

打个巴掌，给颗糖吃；再打个巴掌，再给颗糖吃。这就是典型的恩威并施的帝王术。孙休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把张布收拾得服服帖帖。可见，不论张布还是濮阳兴，若只是在私底下搞搞贪腐，孙休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们要是敢学孙擅权乱政、架空皇帝，那大概率会吃不了兜着走。

孙休最后劝张布要善始善终，分明就是在警告和敲打了。

就此来看，孙休显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糊弄的皇帝。在他任内，东吴再出现诸葛恪、孙峻、孙这样的权臣几乎是不太可能了。不过，孙休还是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尽管让韦昭、盛冲入宫讲学一事，他大可予以施行，不必再理会张布，但是最终，为了不让张布心生疑惧，孙休还是取消了入宫讲学之事。

不论人们认为孙休此举是出于谨慎还是被迫妥协，总之，这件事的结果充分表明，时至今日，经历了一连串政治乱象的东吴帝国，朝廷重臣与皇帝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势力平衡。也就是说，双方对于“权力扩张”这种事都保持着必要的克制，重臣不敢一手遮天架空皇帝，皇帝也不敢大权独揽乾纲独断。

一言以蔽之，这就叫“麻秆打狼两头怕”。

从避免政治乱象的消极角度来看，这是好事；但若是从社稷中兴的积极角度来讲，这就是坏事了。因为一个君臣之间相互防范，且彼此为了保权固位而大打太极推手的朝廷，还有谁能把精力放在谋求百姓的福祉和国力的强大上呢？

蜀汉灭亡后，有两位驻守在外的大将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个是巴东太守罗宪，当时率部镇守永安；一个是建宁太守霍弋，时驻南中。

先来看罗宪。

当魏军兵逼成都的消息传到永安时，当地吏民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都说成都乱了。罗宪命人抓了一个造谣者，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老百姓才吓得不敢再传谣。不过很快，官方消息就到了。刘禅的一道手敕送抵永安，命罗宪放下武器，投降于魏军。

罗宪只能奉命，集合部队撤出永安城，在城外驿站等了三天，可最后没等到前来接收的魏军，却等来了吴军企图进犯的消息。当时的吴国眼看蜀汉亡了，就打着救援的名号，准备来趁火打劫。罗宪对左右说：“本朝倾覆，吴国与我唇齿相依，如今不同情我们的遭遇，反倒背弃盟约，贪图利益，实在不仁不义。况且我们蜀汉亡了，吴国又能拖多久呢？我怎么可能做吴国的降虏！”

随后，罗宪率部回城固守，一边加强防御，一边激励将士，誓与城池共存亡。

紧接着，吴国又得到了邓艾、钟会死于兵变的情报，认为益州“百城无主”，遂决意吞并巴蜀。

东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曹魏景元五年）二月，孙休撕掉了“救援”的假面，命大将步协（步骘之子）率部西侵，围攻永安。罗宪的部众只有两千人，担心难以抵御，便命参军杨宗突围北上，向魏安东将军陈骞求救，同时又把麾下所有文武官员的印绶及自己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送往洛阳，向司马昭表达投诚之心。

罗宪的兵力虽少，但战斗力不可小觑，在吴军的围攻下竟然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反击，大破步协所部。孙休闻讯大怒，立刻命镇军将军陆抗率三万人增援步协。

让孙休没想到的是，吴军以十几倍于罗宪的绝对优势兵力，围着永安打了将近半年，却愣是攻不下来。不过，罗宪所部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至同年六月，城内守军的伤亡和患病人数已经过半，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魏国援军仍迟迟不到。有人劝罗宪放弃城池、突围而走算了，罗宪说：“我身为城主，一城百姓皆仰赖于我，若在危险时不能保护他们，面临急难时弃他们而去，非君子所为，我宁可死在这里！”

所幸，在陈骞的请求下，司马昭终于发兵，命时任荆州刺史的胡烈率两万步骑进攻西陵。西陵是陆抗的防区，此举显然是“围魏救赵”，目的就是迫使陆抗回防。同年七月，陆抗担心腹背受敌，遂解围而去。

罗宪因守城之功，随即被司马昭拜为陵江将军，封万年亭侯，仍驻守永安。

再来看建宁太守霍弋。

早在魏军大举南下时，驻守南中的霍弋便主动要求北上，希望加强成都的防御。但刘禅认为北边防线自有部队守御，拒绝了他的请求。后来，得知刘禅降于邓艾、蜀汉一朝覆灭，霍弋大为悲愤，遂身着丧服，哭泣三日，为灭亡的社稷举哀。

随后，诸将都劝他尽早派人去向魏军呈上降表。霍弋说：“如今道路阻隔，不知主上安危，是战是降乃是大节，不可草率。若魏国礼遇主上，则保境而降，也还不迟。但万一主上受辱，身陷险境，我将以死拒敌，有何早晚可言？”

是年三月，霍弋终于得到刘禅离开成都、东迁洛阳的消息，这才向魏国朝廷正式递上降表，称：“臣听说，人生在世，有三位尊长：父、母、君王，而侍奉他们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三者有难，则为他们效死。如今，臣的国家败亡，主上也已归附，臣无从效死，所以向朝廷投诚，从此绝无二心。”

司马昭见到降表后，对其节操十分嘉许，遂拜霍弋为南中都尉，仍命他留守该地。

而此时此刻，亡国之君刘禅已经举家走上了东迁洛阳之路。因时局混乱，扰攘仓促，所以刘禅启程时，文武百官皆未随行，只有秘书令郤正和殿中督张通两个人，舍下妻儿老小随侍左右。

一路上，这个几乎一辈子都待在深宫之中的刘阿斗，不得不从言谈举止各方面开始学做一个普通人。全靠郤正耐心引导，刘禅才不至于出错闹笑话。对此，刘禅不由慨然叹息，深恨了解郤正太晚了。

曹魏景元五年三月，刘禅抵达洛阳。同月底，已晋爵晋王的司马昭封了刘禅一个“安乐公”的爵位。“安乐”这个爵号，寓意固然吉祥，但安在一个亡国之君头上，难免有那么一丝讥讪之意。随后的日子，司马昭待刘禅也算不薄，时常请他聚宴。在宴会上，司马昭还特别“有心”地安排了一些蜀地的歌舞伎乐。

身为亡国之人，在这样的境遇下听见熟悉的故乡曲乐，正常人心里都不会好受。所以，当时在座的刘禅子孙及其随从，无不面露感伤，内心凄怆。唯独刘禅一个人“喜笑自若”，丝毫没有伤感之情。

司马昭在一旁暗暗观察，心里顿时对这个刘阿斗鄙夷至极，忍不住对身旁的贾充吐槽，说：“人之无情，居然可以到这种地步！就算诸葛亮在世，也无法辅佐这样的人并保他长久，何况是姜维呢！”

后来又有一次，司马昭故意问刘禅：“是不是很思念巴蜀啊？”

刘禅竟然乐呵呵地回答：“此间乐，不思蜀。”（《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就是“乐不思蜀”这个典故的由来。

可悲的刘阿斗，已经成了司马昭及魏国官员讽刺取笑的对象，俨然就是个“小丑”，可他自己却浑然不知。

过后，郤正听说了刘禅的那个回答，不禁替他汗颜，赶紧教他说：“晋王日后若再问起，你应该流着泪说：‘先人坟墓，远在巴蜀，每当向西遥望，不免心中悲怆，无日不思念巴蜀。’说完之后，就闭上眼睛，表示哀恸。”

这一年，刘禅已经五十八岁了，即便不考虑他曾经贵为一国之君，就当他是普通人，活到这把岁数，也早该懂这些起码的人情世故了。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刘禅真的就是不懂。所以就苦了郤正，只能把他当成一个五岁孩子来教。

没过几天，司马昭又请刘禅赴宴，然后又跟他提起了这个话头。

这回，有了郤正给的“标准答案”，刘禅就老老实实地背了一遍，末了还不忘做出那个“闭上双目，以表哀恸”的标准动作。不料，精明过人的司马昭居然把他看穿了，说：“你这话，怎么那么像郤正的口气啊！”

刘禅大吃一惊，睁开眼道：“诚如阁下所料。”

在座的魏国官员们终于憋不住了，顿时发出哄堂大笑。

这一刻，想必刘禅的脸上，一定也会露出一个尴尬而憨厚的笑容。然而他的尴尬，肯定不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成了司马昭等人的笑料，而是他觉得自己学郤正的话没学好，穿帮了。换言之，以刘禅的智商，在这种情境下，他的内心顶多就是有一些难为情，而绝对不会有一丝悲凉和苦涩。

当然，从做一个寓公安度余生的角度讲，刘禅感受不到正常人都会有的悲怆和痛苦，反而是一种幸福。说到底，不管是当初在成都当皇帝，还是如今在洛阳做寓公，只要有声色犬马供他娱乐，刘禅的逍遥日子都照样过，丝毫没什么损失。至于什么“兴复汉室”“北定中原”，那都是诸葛亮和姜维那些人该操心的事，似乎从来与他刘阿斗无甚干系。所以“乐不思蜀”又何妨？凭什么他就不能乐乐呵呵地享受这安安稳稳的幸福呢？

与其“人间清醒”，却活得痛苦不堪，不如难得糊涂，拥抱每天的“小确幸”。反正百年之后，谁又不是荒郊野外的一抔黄土呢？

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在洛阳做了七年寓公的刘禅寿终正寝，享年六十五岁。

就在刘禅东迁洛阳的这一年七月，吴帝孙休突然发病，且病情凶猛，一下就不能说话了。他以手书急召丞相濮阳兴进宫，然后命太子孙（wān）出来拜见。孙休躺在病榻上，用一只手抓着濮阳兴的手臂，用另一只手指着孙，意思就是托孤了。

同月二十五日，孙休病逝，年仅三十岁。

正值盛年的皇帝突然驾崩，而太子孙年纪尚幼，刚刚安稳了几年的东吴又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

当时的情况是，蜀汉灭亡了，东吴朝野难免有唇亡齿寒之忧；此外，交趾一个叫吕兴的郡吏又于去年五月杀死郡守，发动了叛乱。值此内忧外患之际，若立年幼的孙为帝，危险系数无疑会大大增加。所以，要保证东吴社稷的稳定，唯一的办法，就是违背孙休的遗愿，放弃孙，改立一个年长之君。

为此，一个叫万彧的左典军（左翼禁军统领）极力建议，应由乌程侯孙皓入继大统。这个万彧曾任乌程县令，与孙皓私交甚笃，所以他的举荐，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公心，但出于私利的成分更大。

孙皓是故太子孙和之子，时年二十三岁，不论身份还是年龄，应该说都是皇帝的合适人选。万彧遂屡屡向濮阳兴和张布建言，称孙皓“才识明断”，大有当年孙策之风，且既好学又奉公守法云云。濮阳兴和张布商议之后，也觉得可行，就向太后朱氏请示。

朱太后说：“我一个寡妇人家，又怎知社稷大事？如果对吴国无害，且令宗庙有所依赖，就行了。”

于是大计遂定。同月，东吴朝廷迎立孙皓为帝，改元元兴。

孙皓上位伊始，便表现出了大有作为的“明主”气象，令东吴朝野颇感惊喜。史称其“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江表传》）。

就是说，孙皓一登基，便发布宽仁的政策，抚恤士人百姓，大开粮仓，赈济贫民，并将大批宫女遣送出宫，许配给无妻者，还把跑到禁苑中的禽兽悉数放归山野。所以当时的东吴臣民，无不交口称赞，都说孙皓是一位明主。

然而，让濮阳兴、张布和东吴臣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是假象。

孙皓很聪明，他知道自己从一个小小的乌程侯骤然成为皇帝，在朝中毫无根基，所以必须得做这样一番表演，才能收揽人心、巩固权位。

而既然只是表演，那就有卸下伪装、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候。没过多久，孙皓的这场“明主秀”便戛然而止了。东吴臣民万分惊讶地发现，孙皓的本来面目非但与所谓的“明主”相去甚远，而且大有“昏君暴君”的潜质！

用《三国志》的说法，孙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因而令“大小失望”。就是说，孙皓得志后就开始猖狂，骄傲粗暴，不可一世，且性情猜忌，贪恋酒色，因此朝野上下无不大失所望。

对此，最为痛心疾首且后悔不迭的，非濮阳兴和张布莫属。

这两位宰执重臣，本来可以按照孙休的遗愿，拥立幼主，然后稳稳当当地做他们的顾命大臣，这辈子便能权力常保、富贵无忧了。可偏偏他们出于一念公心，拥立了这个看上去成熟稳重的孙皓，不料竟是这种结果。

事已至此，后悔无益，濮阳兴和张布只能想办法亡羊补牢——既然这小子不行，那就废掉他，再换一个行的上来。

可是，还没等他们采取行动，便有人跟孙皓打了小报告。

东吴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十一月初一，孙皓突然命人将入宫参加朝会的濮阳兴和张布双双逮捕，同日将他们流放广州，然后刚一上路就把他们杀了，旋即夷灭了二人的三族。

孙皓的反应之迅速、行动之果断，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此时距孙皓上位，才刚刚过去三个月。

同日，孙皓便任命自己的岳父滕牧（滕胤族人）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令其一举掌控了京畿的卫戍部队及朝廷的机要大权。

孙皓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的刚猛果决，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倘若他把这样的能力用在国计民生上，那东吴的中兴就指日可待了。只可惜，孙皓并不关心国计民生。他喜欢干的事情，自始至终只有两件：一是肆意杀戮，二是穷奢极侈。

最终，孙皓只能作为一个昏庸暴虐的亡国之君，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