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是司马昭的长子，字安世，生于曹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于嘉平年间封北平亭侯。此后以门荫入仕，历任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中护军等职。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司马炎迎接曹奂至洛阳登基，旋即擢升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八月，司马炎升任“副贰相国”，成为其父司马昭的副手；九月，又升任抚军大将军。看这势头，他被司马昭立为世子应该是毫无悬念的事了。

然而，悬念还是出现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正如当年曹丕身为魏王曹操的嫡长子，却在竞争“王太子”这件事上受到同母弟曹植的严峻挑战一样，此刻司马炎的面前，也站着一个实力不俗的竞争对手——同母弟司马攸。

用史书的说法，司马炎生性“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晋书·武帝纪》），而司马攸则“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晋书·司马攸传》）。很明显，司马炎就像当年的曹丕，性格比较沉稳，胸有城府，政治才干较为突出；而司马攸则酷似当年的曹植，温文尔雅，多才多艺，尤其在文学和书法上颇有造诣，所以比司马炎更受时人称道，更有名望。

而正如当初的曹操也更爱曹植一样，因司马攸“性孝友，多才艺……名闻过于炎”，故司马昭更喜欢他——“晋王爱之”（《资治通鉴·魏纪十》）。

除此之外，司马攸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竞争优势，也让司马炎挺吃亏。

因司马师无子，所以司马攸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司马师，而司马昭的权臣地位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司马师那里继承的。出于知恩图报之心，司马昭更倾向于立司马攸为世子，这样就不仅是在宗法意义上让司马攸继承了司马师的香火，更是在名义上把日后的晋朝社稷“归还”给了司马师。

用司马昭的原话来说，就是：“天下者，景王（司马师）之天下也，吾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资治通鉴·魏纪十》）

不论司马昭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不止一次这么说过。

这就让司马炎很有危机感了。为了争夺世子位，司马炎便想方设法找了一班当朝重臣为自己站台，就跟当年曹丕找贾诩等人背书一样。

司马炎找的人，以司马昭的头号心腹贾充为首，另外还有裴秀、何曾、山涛等人。

裴秀，曹魏名臣，历任黄门侍郎、廷尉正、安东将军、尚书仆射等职，曾参与平定诸葛诞叛乱；此后受到司马昭重用，任尚书仆射，受命修改官制，恢复周朝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制度，获封济川侯。裴秀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创制了《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因此被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

何曾，魏明帝曹叡的藩邸旧臣出身，历任典门中郎将、黄门郎等职，高平陵政变后投靠司马氏集团，受到重用，擢任司隶校尉、尚书、征北将军等职，也是司马昭的心腹股肱之一。

山涛，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早年隐居乡里，与嵇康、阮籍等人志趣契合，相交莫逆。直到四十岁才入仕，历任郡主簿、功曹等职。司马师执政后开始发迹，擢任尚书吏部郎、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在蜀地作乱时，司马昭亲赴长安，临行前委以重任，命他监视曹魏宗室。同年，山涛升任相国左长史，成为司马昭主要心腹之一。

据说，司马炎有“立发委地，手垂过膝”的异相，即站立时，头发披散下来可触及地面，还有双手下垂时可超过膝盖（这个与刘备一样）。在古人眼中，这两者都是大贵之相。司马炎为了拉拢裴秀，有一次便故作懵懂地问他：“人真的有贵贱之相吗？”然后就向裴秀展示了自己的傲人长发和一双长臂。

裴秀平时可能没注意，定睛一看，便知是大贵之相，遂倾心归附。

其他几位大佬，不知司马炎用了什么手段，总之最后人人都来替他说话了。贾充对司马昭说的是：“中抚军有君人之德，不可换别人来当世子。”裴秀与何曾说的是：“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而且人望很高，天生一表人才，这绝非一般人臣之相啊！”而山涛说的是：“废长立少，不仅违背礼制，而且是不祥之兆。”

除了请大佬们背书，司马炎自己当然也要有所表现。为了应对司马昭对他的考察，司马炎特意培植了一个心腹智囊，名叫羊琇（羊祜堂弟），不仅帮他出谋划策，而且专门观察时政方面理应改革的地方，然后提出建设性意见。司马炎则把这些问题和相关意见都背熟了，这样在司马昭考他时自然能够应付裕如。

眼看一帮心腹重臣都如此力挺司马炎，而司马炎本身的表现也无可指摘，司马昭最后下定决心，不再考虑司马攸了，就立司马炎为世子。

咸熙元年十月二十日，司马炎被立为晋王世子，正式获得了“司马氏天下”的继承权。

尽管此时的天下名义上还是曹魏的，可天下人都知道，它其实早就属于司马氏了，正如当年的东汉天下名义上属于献帝刘协，其实早就属于曹操一样。

咸熙二年五月，司马昭以曹奂名义加给自己“殊礼”。此时所谓的殊礼，绝非一般笼统的礼遇，而是有实质内容的，大致就是在旗帜、车马、歌舞、音乐、冠冕、服饰等方面，全部享有与皇帝一致的最高规格。

这其实就是改朝换代的信号了。换言之，从这一刻起，曹魏帝国的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随着晋王司马昭所享的“政治规格”全面升级，相应地，其妻王元姬也由“王妃”升格为了“王后”，司马炎自然也由“王世子”升格为了“王太子”。

司马昭之所以会在此时启动改朝换代的程序，当然是因为各方面时机都已成熟。不过，他并未在生前登上帝位，而是在即将踢出“临门一脚”前就病故了。

同年八月初九，司马昭猝然崩逝，终年五十五岁。他死前没有任何征兆，史书上也没有任何患病的记载，所以《三国演义》就说他是死于中风。也有阴谋论者认为司马昭是死于中毒，但丝毫没有史料依据，纯属凭空揣测，不值一驳。

同日，司马炎袭晋王爵，进位相国。

十二月十三日，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司马炎以“受禅”为名把魏帝曹奂从皇帝的宝座上赶了下来。

至此，立国四十六年、共历五代君主的曹魏帝国终于覆灭，跟蜀汉的灭亡也就是前后脚，相差两年多而已。

同月十五日，曹奂被迁出皇宫，暂住金墉城（洛阳城西北部的离宫）。

这一刻，终身以“曹魏纯臣”自诩的司马孚又及时登场了。他匆匆赶来，与曹奂拜别，然后依依不舍地握着曹奂的手，涕泪横流，不胜唏嘘地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资治通鉴·晋纪一》）

臣直到死的那一天，也都是大魏的纯臣啊！

这一幕，与当初曹髦被弑，司马孚抱着其尸体痛哭流涕，何其相似。那么，司马孚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究竟是真的对曹魏心存忠义，还是作秀给世人看的呢？

这一点稍后再做讨论，现在先让司马炎把他“篡魏立晋”的大戏唱完。

十二月十七日，司马炎在洛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泰始。

西晋帝国就此拉开帷幕。

十八日，司马炎封曹奂为陈留王，迁往邺城居住，同时把曹魏的所有宗室亲王全部降为侯爵。

同日，追封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而身为“皇叔祖”、辈分最高的司马孚，则当仁不让地领衔宗室诸人，受封为安平王，食邑四万户；此外，司马炎的叔父司马干、司马亮等六人，弟弟司马攸等三人，堂叔伯兄弟司马望等十七人，也全部封王。

大封宗室的同时，就是任命朝廷高官了：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等等。

同月二十六日，又拜司马孚为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

所谓太宰，本应称太师，是避司马师之讳而改，属于“上三公”之首，在满朝文武中地位最尊。这一年，司马孚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如果说“太宰”之位，只是司马炎对他德高望重的一种尊崇，实则并无实权的话，那么加上“持节”和“都督中外诸军事”，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也就是说，司马孚当的这个太宰，毫无疑问，就是货真价实的百僚之首，是刚刚建立的西晋朝廷除皇帝外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回头来看司马孚究竟是“忠义”还是“作秀”的问题，答案或许就不言自明了。试问，一个在新朝领衔宗室诸王，又在朝廷中地位最尊、权力最大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前朝的“纯臣”，这个逻辑能成立吗？这个道理能说服世人吗？

当然，在历代史家中，也不乏有人称颂司马孚，比如说他“不失臣礼”（方孝儒语）、“可敬”（李贽语）等。其中，尤以《晋书》对他的评价最高，称其“风度宏邈，器宇高雅，内弘道义，外阐忠贞”，所以才会在曹髦被弑时“枕尸流恸”，在曹奂出宫时“拜辞陨涕”，可谓“疾风彰劲草”云云，意思就是在社稷危难时方能彰显司马孚的忠义。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南宋学者王应麟就在《困学纪闻》中质问：“司马孚自谓魏贞士。孚，上不如鲁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谓之正，可乎？”

叔肸，春秋时鲁国公族，因不满权臣废嫡立庶、把控朝政，宁可织草鞋为生，终身不食其兄鲁宣公之俸禄。朱全昱，梁太祖朱温长兄，曾痛骂朱温灭大唐三百年社稷，迟早被灭族。

王应麟说司马孚不如这两人，着眼点自然是在于——司马孚从新朝所获得的高官显爵，不仅与他自诩的“忠义”很不搭调，而且还颇有反讽的意味。

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就在《陔余丛考》中意味深长地说：“魏、晋以来，易代之际，能不忘旧君者，称司马孚……可谓知君臣大义矣。然孚入晋仍受封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抑何其恋旧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

为什么司马孚一边对旧主念念不忘，一边又在新朝安之若素地加官晋爵呢？

赵翼所问，想必已经给我们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