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想叛乱的人并不是邓艾，而恰恰是深受司马昭倚重的心腹股肱钟会！

这一点，姜维看出来了。

姜维被迫投降后，在钟会身边待了段日子，渐渐看穿他“内有异志”，便决定助他一臂之力，发动叛乱，把水搅浑，然后再趁机兴复蜀汉。

于是，姜维便对钟会进行了试探：“我听说，自从淮南叛乱以来，阁下可谓算无遗策，晋公（司马昭）的势力逐渐强大，皆仰赖阁下之谋。如今，阁下又平定了蜀国，威德震动海内，百姓都认为你的功劳最高，君主却担心你的谋略太深，如此，又如何安身立命？何不效法陶朱公范蠡，泛舟江湖，隐藏行迹，从而保全功业和性命呢？”

姜维此言，既是在挑拨钟会跟司马昭的关系，也是在试探钟会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当然知道，钟会自视甚高、野心勃勃，绝不可能像范蠡那样“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但钟会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做，姜维有必要听他亲口说出来。

钟会的回答是：“阁下说得太过高远了，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况且，为今之计，似乎还可以有别的办法。”

话虽然没挑明，但暗示要另立山头的意味已经相当浓厚了。姜维心领神会，便道：“其他的事，是阁下的智慧和能力足以完成的，无须老夫操什么心了。”

经过这番意味深长的交谈，姜维与钟会就成为“自己人”了，于是双方“情好欢甚，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资治通鉴·魏纪十》）。

有了姜维襄助，便足以号令原蜀汉的十万人马（即使打个对折也还有五万），再加上攻蜀的十多万大军，钟会的麾下就足足有二十多万人了。所以在钟会自己看来，他是完全有实力跟司马昭叫板的。

眼下唯一的障碍，就是邓艾了。

身为此次攻蜀的主帅，军中将领几乎都是听钟会的，于是钟会旋即与监军卫瓘、部将胡烈、师纂等人，联名向司马昭呈上密奏，声称邓艾有谋反迹象。

指控大将谋反，空口无凭是难以服众的，还需要确凿的证据——比如文字证据。恰好钟会本人就是一个笔迹模仿高手，于是便命人在剑阁拦截了邓艾呈给朝廷和司马昭的奏章、书信等，改动其中词句，刻意表现出一副狂悖骄慢、自负自夸之状；同时也拦截了司马昭写给邓艾的信，经过改动，令其语气变得十分严厉，使邓艾自生疑惧。

司马昭本来就想收拾邓艾，现在又有了钟会的“全力配合”，事情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曹魏景元五年（公元264年）正月，司马昭以曹奂名义发出一道诏书，命钟会立刻进军成都，逮捕邓艾，以囚车押回洛阳。

就在发出这道诏书的同一天，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司马昭竟然命心腹贾充率部从斜谷道进入汉中，而他本人则亲率十万大军，并带上少帝曹奂，启程前往长安。

司马昭突然做出这么大的动作，背后显然有非同小可的动机。

这个动机就是——在借钟会之手除掉邓艾后，再下手除掉钟会！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司马昭，就是这只最可怕的黄雀。

事实上，对于钟会的野心，司马昭早有警觉。不，准确地说，是司马昭的妻子王元姬早有警觉。当初钟会刚刚得到司马昭的重用时，王元姬便凭着女人特有的直觉，看出钟会此人不地道，于是对司马昭说：“钟会是个见利忘义之人，好生事端，若对他宠信太过，必定作乱，所以不可赋予重任。”

此后，司马昭对钟会便多留了一个心眼。

到了曹魏伐蜀前夕，即司马昭确定钟会为大军主帅后，一个叫邵悌的心腹深感忧虑，又对司马昭说：“如今派遣钟会率十多万大军伐蜀，愚以为，像钟会这样一个单身汉，没有一个儿子留下做人质，恐怕会出问题，不如换其他人出征。”

司马昭闻言，淡淡一笑，道：“你之所言，我又何尝不知？蜀国屡屡寇边，师老民疲，我今伐之，易如反掌，但众人皆说不可讨伐。人啊，一旦犹豫畏怯，则智慧和勇气便会枯竭，而强迫智勇枯竭之人出征，只是送给敌人当俘虏罢了。唯独钟会跟我意见相同，如今派钟会出征，蜀国必灭。灭蜀之后，即便如你所言，又何愁不能制服他？因为蜀国灭亡后，遗民震恐，不足以跟钟会共图大事；而我军将士都是中原人，思乡心切，必不肯追随他。钟会若敢作恶，只能自取灭族之祸。你无须担忧，但此事你要保密，切勿告诉任何人！”

从这番话便足以看出，司马昭对钟会早就洞若观火，也早就把后面要走的每一步棋都算好了。而自以为聪明的钟会，却不知道自己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悟空，任你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到头来还是在司马昭的掌握之中。

所以，司马昭命贾充出兵汉中，自己亲率大军进驻长安，目的就是随时扑灭钟会有可能发动的叛乱。当然，司马昭对外宣称，说是要做钟会的后盾，以防他制服不了邓艾。

司马昭启程之前，邵悌又劝阻说：“钟会所领部众，是邓艾的五六倍，只需一道敕令便足以收拾邓艾，又何必亲自出征？”

这个邵悌看来也不是心思缜密之人。此前他自己都劝司马昭要防范钟会，现在司马昭此举就是为了对付钟会，他却反倒以为目标是邓艾。

司马昭只好耐心解释道：“你忘了以前说的话了吗？怎么又不让我亲自出征了？这事你知我知，切记不可泄露。我的原则自然是以诚信待人，但别人却不能利用这一点有负于我。如果别人没问题，我又岂会先怀疑别人有诈？日前贾充曾问我：‘是不是怀疑钟会？’我答说：‘如今派你出征，难道是我又怀疑你了吗？’贾充也无法反驳我的话。等我到了长安，所有事情自会解决。”

司马昭的心机和口才，实在深得乃父司马懿之真传。从他的转述可以看出，贾充那句问话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因为贾充虽然也是司马昭的心腹，但“对付钟会”这件事他并不知情，纯属司马昭和邵悌两人的密谋。如今贾充只是有所怀疑，便忍不住提了出来。

这就挺难办了。如果司马昭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与钟会同为心腹的贾充，难免会生出唇亡齿寒的忧惧，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钟会；而如果给出否定的回答，又很难打消贾充的疑虑，且会让贾充觉得领导不信任他，不跟他说实话。

面对这个两难的问题，司马昭给出了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回答，也就是既非肯定，也非否定，而是通过反问暗示贾充——如果钟会心存不轨，我自然有理由怀疑他；而如果你跟钟会不一样，那你又何必担心？

如此，既显得作为领导的司马昭非常坦然，无须遮遮掩掩，又对贾充起到了半是勖勉半是敲打的作用，足以让贾充在不改忠诚的同时又心生惕厉，堪称极为高明的领导话术。

从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叛乱，到此次对付邓艾和钟会，其掌控全局的能力，以及过人的心机和谋略，无不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天下，要论心术、论权谋、论领导艺术、论政治智慧，司马昭若称第二，恐怕无人敢称第一。

正如东汉末年时，在这些方面，也无人能出曹操其右一样。

所以，公平地讲，司马家族最终能够篡夺曹魏江山，建立晋朝天下，终究还是凭自己的实力，以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兄弟接力棒式的持续努力，又岂是后人一句轻飘飘的“欺他孤儿寡妇”所能概括的？

钟会虽然拿到了逮捕邓艾的诏令，但邓艾会不会就此伏诛，他并无把握。万一邓艾不死，日后又咸鱼翻身的话，势必会报复他。所以，钟会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须有十足的把握将邓艾置于死地。

为了彻底坐实邓艾的谋反罪名，钟会又想了一个损招——把逮捕邓艾的任务单独交给了监军卫瓘，命他立刻前往成都。

钟会的如意算盘是：卫瓘的部众很少，单独前往成都执行任务的话，十有八九会被邓艾反杀；而一旦邓艾出手杀了卫瓘，那他的谋反罪名就铁板钉钉了。

卫瓘也不是傻瓜。对于钟会的小九九，他心知肚明。此次成都之行，显然是凶多吉少。但明知如此，他也不能抗命，只能自己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完成任务，又不至于把自己搭进去。

为此，卫瓘刻意在某个半夜时分，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成都，然后向邓艾麾下的所有将领发布了一道紧急命令，称：“奉诏收捕邓艾，其余一无所问。若立刻前来集合者，官职爵赏，一如往常；敢有不来者，诛灭三族！”

众将得令，不敢怠慢，纷纷在天亮之前离开大营，赶往卫瓘所在之处。此时，邓艾对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仍在大营中酣睡。而卫瓘则趁此机会，乘坐钦差专用的“使者车”，径直驶入邓艾大营，出其不意地逮捕了邓艾父子。

众将本以为卫瓘是要召集大伙训话，然后再公开逮捕邓艾，这样他们就有时间和机会替邓艾求情，或帮邓艾申辩。不料卫瓘却是故意把他们都调出大营，然后才突然下手。如此处心积虑，实在令人愤慨。众将决定用武力劫回邓艾，旋即回头集结了各自部众，鼓噪着直奔卫瓘大营。

眼看一场兵变就要爆发，而兵力单薄的卫瓘若无妥善的应对之策，不仅自身难保，而且刚刚平定的巴蜀必将掀起一场新的战乱。

好在卫瓘相当冷静沉着。他身着便装，独自一人来到营门口，对众将和他们身后乌泱泱的部众说了一句话，瞬间就把即将爆发的兵变消弭于无形了。

他告诉众将，自己也知道邓艾是被冤枉的，所以他正在草拟奏章，准备替邓艾申辩，洗清他的冤屈。

邓艾麾下的这些将领，打仗很厉害，但对政治斗争则一窍不通，所以都听信了卫瓘之言，当场便解散了部众，各回大营去了。

正月十五日，钟会率主力大军抵达成都，随即命人将邓艾父子用囚车押往洛阳。众将直到此刻才知道上当受骗，但事已至此，且钟会麾下兵强马壮，想打也打不过，他们也只能徒唤奈何了。

尽管陷害邓艾的计谋没有得逞，但征蜀的十多万大军此刻都已在钟会掌握之中，所以邓艾最后死不死，已经退居次要了。眼下钟会最关心的，其实还是自己的造反“大业”。

没有了邓艾，钟会就成了益州独一无二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说，割据益州，在成都当土皇帝，在他而言已经是反掌之间的事了。然而，钟会的胃口却比这个大得多——他的最终目标，绝不仅仅是割据益州，而是夺取整个天下！

按钟会自己的计划，是命姜维率五万人为前锋，兵出斜谷，直指长安，而他则率大军继进。一旦拿下长安，便兵分两路：命骑兵走陆路，直趋洛阳；步兵走水路，从渭水入黄河，估计五天时间便可抵达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黄河渡口）。然后，两路大军会攻洛阳。以钟会自己的愿景来讲，就是“一旦天下可定也”（《三国志·钟会传》）。

然而，这个愿景美妙是美妙，却一点都不现实。

因为它忽略了太多重要的变量，比如姜维是否像看上去那么可靠，还有这征蜀的十八万大军肯不肯听他的，以及从汉中到长安再到洛阳，这一路上会有多少硬仗要打，等等。

而所有变量中最大的一个，无疑还是司马昭。

当钟会在成都幻想着“一旦天下可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司马昭早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所以，直到司马昭的一封亲笔信送到成都，钟会才如梦初醒。

司马昭在信中说：“我担心邓艾不肯就范，就派遣中护军贾充率步骑万人经斜谷进入汉中，屯驻乐城，我则亲率十万大军进驻长安，咱俩很快就会见面了。”

司马昭的语气，看上去很平和，甚至还透着一股亲切，可对于心中有鬼的钟会而言，无疑是十分严厉的威胁和警告。

钟会见信，大为惊诧，忍不住对亲信说：“如果只是逮捕邓艾，司马昭知道我一个人就可以办到，如今却以大兵压境，必然是察觉到什么异样了。我们要马上行动，大事若成，可得天下；万一不成，退保汉中和巴蜀，我也不失做刘备！”

进驻成都次日，即正月十六，钟会召集护军、郡守、牙门将、骑督及以上高级将领，还有原蜀汉官员，为上月病故的郭太后发丧举哀，并宣称奉太后遗诏，准备起兵废黜司马昭，然后将所谓的遗诏交给众人传阅，并让众人讨论。

一众文武官员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目瞪口呆，于是“讨论”的结果当然是一致拥护钟会了。

钟会旋即将所有与会将领和官员全部软禁，命自己的亲信接管了所有将领的部队，然后下令关闭各道宫门和四面城门，并分别派出重兵把守。

钟会此举，彻底暴露了一个野心家色厉内荏、眼高手低的本质。

如果他决意跟司马昭争夺天下，那必然要倚重随他出征的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即便他只想割据益州做刘备第二，同样需要原蜀汉官员来治理民政、管理地方。可现在，他一股脑儿把这些人通通软禁，那他还能拿什么跟司马昭对抗？又如何统治益州？

他以为让自己的亲信接管部队，就能有效掌握兵权，这更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幼稚和愚蠢。因为军队与文职部门截然不同，绝非一纸任命书就能有效开展领导，若没有跟部众一块从刀山血海中滚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袍泽之情，仅凭临时夺权又岂能使唤得动？更何况还想让他们替你卖命打天下？

退一步说，就算士兵们愿意接受领导，愿意去跟司马昭的朝廷大军拼命，可钟会这些亲信有多少实际作战经验和指挥能力呢？他们能比被软禁的那些将领更懂排兵布阵、行军打仗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由上可知，钟会此人，固然不乏心机和谋略，或许称得上是一个厉害的谋士，但绝对算不上一个合格的领导者。仅凭他那野心家的三招两式，别说跟司马昭争夺天下，也别说学刘备割据一方，东汉末年那些诸侯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足以甩他好几条街。

见钟会软禁了大部分魏军将领，一直在等待时机的姜维心中暗喜，便怂恿钟会，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将领全都杀了，以绝后患。钟会听了，也觉得这是消除隐患的最简单办法，但一时却下不了决心。

按照姜维的计划，是先让钟会除掉这些魏军将领，然后他再干掉钟会，继而悉数坑杀魏军部众，最后重新拥戴刘禅复位。为此，姜维专门给刘禅写了一封密信，说：“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三国志·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

尽管姜维一心想要兴复蜀汉，可令人遗憾的是，最终事态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

当时，监军卫瓘和将领胡烈也都被软禁了。两人为了自救，不得不各想奇招。卫瓘是诈称突然生病，装出一副病势沉重之状，请求钟会放他出去治病。钟会瞧他气息奄奄的样子，就同意了。

胡烈则是利用了钟会的一个心腹部下丘建。此人是胡烈旧部，他看老领导被单独关押，于心不忍，便请求钟会准许胡烈派一个亲兵出外去取饮食。钟会没有察觉此举的危险性，便允准了。其他被软禁的将领见状，也都有样学样，而钟会也都默许了。

就是这一致命的疏忽，提前敲响了钟会的丧钟，也连带着害死了姜维。

胡烈派亲兵出去时，让他给儿子胡渊带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丘建给我透露了绝密消息，说钟会已命人挖了一个大坑，准备把外面的士兵召进来，声称要给他们升官，然后把他们全部棒杀，再埋进坑里。”

这当然是胡烈随口胡诌的，目的就是激起兵变。

果然，他的亲兵出去后，就把这一消息告知了其他将领的亲兵，于是众人奔走相告，一夜之间，这一谣言便传遍了魏军各部的军营。

正月十八日中午，胡渊带领其父的部众率先发难，擂动战鼓，冲出营门。其他各营闻声，也都跟着鼓噪而出。一场兵变就此全面爆发。各支部队几乎都没有人领导，却不约而同地朝着宫城杀了过去。

此时，钟会正在给姜维发放武器，部下报告说外面众声喧哗，可能是什么地方着火了；少顷，又报告说大批部队正朝宫城而来。钟会大惊失色，慌忙问姜维：“看来部队哗变了，该怎么办？”

这句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话，再次暴露了钟会机智外表下的无能和孱弱。

还是见惯了大阵仗的姜维镇定，大声地回了一句：“当然是迎头痛击了！”

随后，钟会立刻命人去把被软禁的将领全都杀了。那些将领奋起自救，把各自屋内的家具都顶在了门后，然后把身体也顶了上去。外面的士兵挥刀在门上乱砍，却始终撞不开门。

与此同时，宫城外的哗变部队一边架梯攻城，一边纵火焚烧城楼。此时守城的是钟会的侍卫部队，兵力有限，自然难以抵挡。很快，人多势众的哗变部队便攻上了城墙，“蚁附乱进，矢下如雨”。

守在屋内的那些被困将领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之人，一听外面的动静，就知道部队杀进来了，于是纷纷开门杀了出去。

眨眼间，钟会及其部众便陷入了腹背受敌之境。姜维率领钟会的左右侍卫奋力抵挡，独自击杀了五六个人，无奈众寡悬殊，最后还是被乱兵砍杀了。

堂堂蜀汉大将军、一代名将姜维，就这样毫无价值地死在了一场兵变之中。

姜维死时，年五十三。

紧跟着，钟会及麾下的数百名侍卫也全都被杀。在混乱中同时遇难的，还有蜀汉太子刘璿和姜维的妻儿。杀红了眼的哗变士兵开始在宫城中大肆烧杀掳掠，令原本已经躲过战乱的蜀汉皇宫陷入了血火之中。一时间，整座宫城死伤无数，一片狼藉。

最后，还是卫瓘出面收拾残局，用了好几天才平息了这场兵变。

邓艾的部众本就因邓艾被捕心中不服，故而趁乱追出了成都，硬是把没走多远的囚车拦下，然后拥着邓艾就往回走，准备将他迎回成都。

卫瓘闻讯，大为忧惧。因为就是他和钟会等人联手构陷了邓艾，且之前抓捕时也耍了欺骗手段，如今邓艾若是回来，岂不得找他算账？

既然整个成都都乱套了，卫瓘也就不必担心把事做绝。他旋即狠下一条心，命护军田续立刻率部出城，去截击邓艾。

卫瓘之所以挑中此人，是因为之前邓艾率部穿越摩天岭，直插江油时，这个田续畏难不进，邓艾险些把他斩了，田续自然对此怀恨在心。所以，卫瓘找到田续时，还特意叮嘱了这么一句：“可以报江油之辱矣。”就是摆明了告诉他可以杀掉邓艾报仇。

田续立刻出发，终于在绵竹西郊与邓艾父子迎面相遇。可怜邓艾父子刚刚还在庆幸逃过一劫，转眼就都成了田续的刀下之鬼。

不久，邓艾留在洛阳的几个儿子也全都被司马昭杀了，其妻子和几个孙子则被流放到了西城郡。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也充满了吊诡。当初，钟会和邓艾率领大军征伐蜀汉时，他们绝对没想到，攻灭蜀汉之日，也是他们自己身首异处之时。同样，誓死捍卫蜀汉社稷的姜维也不会想到，他最终并不是战死在保家卫国的沙场之上，而是以屈辱的降将身份，倒在了蜀汉的皇宫之中，死在了乱兵的屠刀之下。

三国后期这三位著名人物的最终下场，无不令人唏嘘。

但是，钟会作为眼高手低的野心家，没有金刚钻却敢揽瓷器活儿，实在太过自不量力，所以他的死，纯属咎由自取，没什么可说的。

邓艾立下了盖世奇功，却落得这么个结局，颇有令人扼腕之处。不过，正所谓“福祸无门，唯人自召”，他灭蜀之后居功自傲，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不成熟，丝毫没有顾及功高震主的危险，所以最终被“兔死狗烹”也不奇怪。

三个人中，姜维的结局，以及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应如何看待，恐怕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迄今尚无定论。

按照陈寿的立场和观点，他对姜维的盖棺论定基本上是负面的：“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三国志·姜维传》）

大意是，姜维粗通文武，立志建立功名，但却穷兵黩武，遇事缺乏判断力，终于被杀毙命。老子说过，治理大国，犹如烹炒小鱼（不宜频繁翻动）。何况蜀汉这种蕞尔小国，岂可屡屡扰动呢？

前文说过，陈寿是蜀汉投降派代表谯周的得意门生，且后来终身在晋朝为官，所以居于魏晋的正统立场，他对姜维的评价，肯定是有失偏颇的。关于蜀汉为何必须主动北伐的理由，前文已反复论及，此不赘述。在此，我们权且引用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的看法，或许会更为中肯：

“维本志在复蜀，不成被杀，其赤心则千载如生。陈寿蜀人而入晋，措辞之际有难焉者。评中于其死事反置不论，但讥其玩众黩旅，以致陨毙。寿岂不知，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特敌国之词云尔。若以维之谋杀钟会而复蜀为非，则寿不肯为此言，此其所以展转诡说以避咎也。维之于蜀，犹张世杰、陆秀夫之于宋耳。”（《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大意是，姜维志在复兴蜀汉，功败垂成而被杀，一颗赤心，千年之后犹然栩栩如生。陈寿本是蜀人，入晋朝为官，措辞之间有他的困难之处。所以在他的评论中，对姜维殉难之事反而不作评论，只讥讽他穷兵黩武，以致丧命。陈寿难道不知，蜀汉若不北伐，最终也会灭亡，与其坐待灭亡，不如主动北伐。只不过他已在晋为官，不敢引用敌人的话（此言出自诸葛亮）罢了。如果说姜维谋杀钟会、欲复兴蜀汉是错的，那陈寿肯定不敢这么说。所以陈寿才不得不说一些婉转不实的话，以此避祸。事实上，姜维之于蜀汉，就跟张世杰、陆秀夫之于大宋是一样的。

如果说陈寿批评姜维，还只是点到为止的话，那么后来的东晋史学家孙盛（曹魏重臣孙资玄孙）对姜维的批判，那就是毫不留情了。他曾大骂姜维“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不智、不勇”，基本上把姜维批得一无是处。然而，他本人在《晋阳秋》中有一段记载，却无意中用客观事实为姜维平了反：

“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桓温）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

孙盛说的是，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他随桓温平定了割据巴蜀的成汉（十六国政权之一），见到当地父老，听他们谈起蜀汉往事，说当年姜维写密奏给刘禅，准备暗中除掉钟会，光复蜀汉，可惜事败，遂遭屠灭。对此，当地人至今仍然十分伤感。

东晋永和三年，距姜维身死已经八十三年了，可巴蜀的老百姓却仍然在为姜维之死而伤感不已，这说明了什么呢？

俗话说，老百姓的心中有杆秤。如果姜维真的是孙盛说的那种“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不智、不勇”之人，那么老百姓还会如此怀念他吗？古代的史学家，大部分都兼有官员身份，在臧否历史人物时难免会有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所以彼此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而老百姓不同，他们只凭事实和良心说话。所以，当史学家们为某个人、某件事争讼不已时，我们不妨借助老百姓的心声，来做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裁决。

事实上，关于孙盛对姜维的批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就很不认同，因此在其注解中进行了一番有力的驳斥。而元代史学家胡三省，也说过一句话：“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