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懿父子相继独揽大权，并最终篡魏立晋的道路上，淮南郡无疑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司马懿执政时，王淩据淮南发动第一次叛乱；司马师执政时，毌丘俭据淮南发动第二次叛乱；如今轮到司马昭执政，时任征东大将军的诸葛诞竟然又在此地发动了第三次叛乱！

寿春，简直成了曹魏后期的一座“造反者孵化基地”，而且效率奇高，凡进驻者，包你反叛！哪怕第一拨和第二拨造反者都已身死族灭，可诸葛诞还是义无反顾地成了第三拨造反者，大有前仆后继、不死不休之势。

那么，诸葛诞为何要造反呢？

据《资治通鉴》转引《三国志》的相关记载称，是因为诸葛诞“素与夏侯玄、邓飏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毌丘俭相继诛灭”，诸葛诞便“内不自安”了。如此看来，原因就是物伤其类、唇亡齿寒。

不过，当初毌丘俭、文钦造反时，就想拉诸葛诞入伙，可他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的使者砍了，表现得十分忠于朝廷（司马师）。既如此，就说明至少在司马师执政时，诸葛诞是坚决与毌丘俭等人划清界限的，绝无造反之心。

可见，真正促使诸葛诞揭起反旗的，应该还是与司马昭有关。准确地说，是因为司马师在位时，对诸葛诞颇为器重，二人相互信任的程度很高；但是到司马昭上位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彼此开始有了猜疑之心，导致互信程度急剧降低。

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是在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诸葛诞得到情报，说东吴准备入侵徐堨（东关以东，今安徽含山县西南）。诸葛诞当即上奏朝廷，请求向寿春增兵十万，并建议在淮河沿岸修筑要塞，以防备东吴。

而司马昭却认为，诸葛诞现有的兵力足以应付东吴，根本没必要大举增兵并修筑要塞，于是驳回了他的请求。

如此一来，一条猜疑链的第一环就悄然生成了：

在司马昭看来，诸葛诞请求增兵、修筑要塞，与其说是为了防御外敌，不如说是想壮大实力、拥兵自重；而在诸葛诞看来，司马昭断然驳回他的请求，分明就是不信任他，对他起了猜忌之心。

紧接着，猜疑链继续延伸，顺理成章地生出了第二环：

司马昭上位后，为了巩固权力，派遣心腹贾充（贾逵之子）等人前往寿春、新野、长安、蓟县四地，分别去“慰劳”曹魏帝国的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位手握重兵的大将军，试探他们对司马昭是否足够忠心。而贾充就被司马昭派到了最不放心的淮南，任务便是刺探诸葛诞。回朝后，贾充立刻禀报司马昭，说：“诸葛诞在寿春根基深厚，民望所归。不如征召他入朝，我料他不会来，且必定造反，但现在反，后果不会很严重；倘若今日不征召，让他继续壮大，那将来的后果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言下之意，长痛不如短痛，既然疑心诸葛诞会反，不如提早将他逼反！

司马昭深以为然，遂于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征召诸葛诞回朝，担任司空。

这就是典型的“外示尊崇，内夺其权”，诸葛诞当然不会乖乖回朝，引颈就戮。

至此，司马昭与诸葛诞之间，便从相互猜疑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不是诸葛诞起兵推翻司马昭，就是司马昭出兵扫平诸葛诞，二者必居其一！

诸葛诞怀疑是同驻寿春的扬州刺史乐??告发他，遂斩杀乐??，然后集结了淮南、淮北各郡县的屯垦兵团十余万人，另外征召精兵四五万人，并囤积了足够大军一年所用的粮草，在寿春揭起了反旗。

在起兵的同时，诸葛诞就找好了后路，命长史吴纲带上其幼子诸葛靓及部分将领的子弟，前往东吴充当人质，同时向东吴称臣，请求发兵援助。

得知曹魏内乱再起，孙??大喜，立刻命将军全怿（全琮之子）、全端（全琮之侄）、唐咨、王祚，率三万部众，与文钦同时出发，驰援诸葛诞，同时给诸葛诞封了一堆官爵：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同年六月，司马昭集结了二十六万大军，亲自率领，出征寿春。

在这支东征大军的队列中，赫然有少帝曹髦和郭太后。这是司马昭专门安排的，因为他担心把二人留在京师，万一被人利用，给他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他司马昭可就进退失据了。所以，他必须时时刻刻把少帝和太后攥在掌心，心里才踏实。

同月二十五日，东征大军迅速进抵丘头。司马昭命大将王基、陈骞为前锋，率部进围寿春。

王基等部进至寿春后，还没来得及围城，文钦、全怿等东吴援军已从城池北面的八公山突入了城中。

一座小小的寿春城，顿时挤满了军队——诸葛诞自有部众十五六万，加上全怿等人的三万，再加上文钦所部，总计应该超过了二十万。

司马昭得知对方大军云集，遂命王基固守营垒，可王基却屡屡要求出战。就在此时，东吴镇南将军朱异（朱桓之子）又率所部三万人自武昌出发，迅速进抵安丰郡（今安徽霍邱县），与寿春遥相呼应，并从南面对魏军侧翼构成了威胁。

司马昭担心王基腹背受敌，遂命他放弃营垒，转移到寿春北面的八公山。

王基接到军令后，却将其扔到了一边，对部将说：“如今，我军对寿春的包围圈已经完成，营垒坚固，兵马就位，只需加强工事，防止他们突围就行了，要是现在转移阵地，令敌人突围逃逸，只怕再有智谋的人来都没办法了。”

随后，王基上疏司马昭，解释了自己拒绝听命的理由：“与敌军对峙，应当不动如山，若转移到险要之地，军心反而会动摇，声势也会居于下风。如今，各军均已进入深沟高垒之中，军心稳固，切不可轻易改变行动。”

司马昭经过一番斟酌后，收回成命，采纳了王基的建议。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攻城战就此打响。以王基所部为首的魏国大军将寿春四面合围，且以壕沟和营垒组成了数重包围圈。文钦等部多次企图突围，都被魏军打了回去。

为了防止吴国援军从背后进行攻击，司马昭命大将石苞、州泰、胡质等人，遴选精兵，在外围游弋，阻击来援之敌。很快，州泰所部便跟吴将朱异在阳渊（今安徽长丰县南）遭遇，双方交战，朱异败退，州泰追击，杀死杀伤吴军二千人。

同年七月，得知文钦等部被困、朱异进援遇阻，孙??遂亲率大军，推进到镬里（今安徽巢湖市西北），大有与魏军决一死战之势。

至此，这场由诸葛诞叛乱引发的战役迅速升级，演变成了一场魏、吴两国的大战。

这一战，魏国投入的兵力是二十六万；而吴国援军加上诸葛诞的兵力，仅寿春一地就超过二十万，再加上朱异的三万及孙??带来的援军，总兵力绝对在二十六万以上，甚至可能达到三十万。

也就是说，魏、吴双方在这一战中投入的兵力相加，已达到五十多万。如此规模，放在整个三国时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单论兵力，此战的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假如曹操、孙权等人还在世并亲自指挥的话，这一战的精彩程度以及在后世的知名度，一定不亚于三大战役。

可眼下，双方的主帅是司马昭和孙??，这就令此战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了。接下来我们便会看到，司马昭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而孙??的表现，则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孙??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让刚刚撤下来的朱异再度上阵，率丁奉、黎斐等五部兵马前去解寿春之围。朱异只能听令，随即率部北上，迅速推进到寿春南面的都陆（今安徽六安市西）。朱异把辎重粮草留在此地，然后继续挺进到黎浆（今安徽寿县东南）。

负责外围打援的魏将石苞、州泰，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他们以逸待劳，趁吴军刚刚进入战场、立足未稳，立刻发起攻击，结果朱异再度败北，只能撤退。

而朱异的这次撤退，就比上回惨多了。因为就在石苞、州泰攻击他的同时，魏将胡烈已率一支五千人的奇兵，偷袭了都陆，把吴军的所有辎重粮草全部付之一炬了。等朱异退到都陆时，眼前只剩下一片废墟。

彻底断粮的朱异被迫带着残部往大本营镬里撤退。从都陆到镬里将近四百里，一路上，饥饿难耐的部众只能摘葛叶充饥。

眼见朱异带着一帮残兵败将归来，孙??十分不悦，立刻下达了第二道指令，命朱异再度出发，与敌死战。

这显然是一道违背常识且毫无人性的命令。朱异和他的部众两度被击溃，且饿着肚子跑了四百里路，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你不让他们休整，还强迫他们第三次出战，这不等于叫他们去送死吗？！

朱异大为愤慨，遂以“士卒乏食”为由，抗命不从。

孙??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冒犯，顿时勃然大怒。同年九月初一，孙??在镬里将朱异斩杀。原本就将星凋零的东吴，很不幸又失去了一位大将。

事实上，在此时的孙??大营中，并非没有可战之兵，亦不无可战之将，然而孙??却只盯着朱异和他的部众，实乃咄咄怪事。

究其原因，我们只能认为，孙??完全没有指挥大战的经验和能力，更缺乏面对强敌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所以只好凭借个人情绪来指挥作战。

朱异在阳渊第一次战败后，孙??可能就对他心生不满了，但此时命朱异二度出战，还不能说完全出于情绪，或许也有“使功不如使过”、让朱异戴罪立功的意味；可当朱异二度战败、士气尽丧后，孙??不顾一切逼他三度出战，这就完全属于情绪驱动，没什么好解释了；而到最后朱异抗命，孙??一怒之下把他斩了，这种行为就更是情绪失控的产物。

若换作一位合格的主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等战事结束后，再用军法处置朱异，而绝不会在大战的紧要关头临阵斩将。

很显然，当初在“窝里斗”时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的孙??，在对外作战中就不可避免地原形毕露了。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斩杀朱异后，孙??既没有做出新的作战部署，又没有再向寿春派出一兵一卒，而是于九月初三拔营而走，突然班师回朝了。

此时的诸葛诞、文钦、全怿等人，以及他们的二十多万部众，分明已经被孙??完全抛弃。

是死是活，各安天命。

我不玩了，你们好自为之。

面对如此行为乖张又毫无责任感的统帅，东吴的臣民和将士们无不齿冷心寒。

史称：“??既不能拔出诸葛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由是吴人莫不怨之。”（《资治通鉴·魏纪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