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孙??带着大军跑了，司马昭虽然松了口气，但并未放松对寿春的包围，反而加紧了攻势。

为了麻痹诸葛诞等人，司马昭命人散布假情报，声称吴国援军即将抵达，而魏军则已粮草不继，现已将部分老弱残兵送到淮北有粮的郡县，看来不久就要解围而去了。

诸葛诞等人信以为真，于是丝毫不对城中的存粮进行管控。很快，在二十多万大军无节制的消耗之下，原本可供十几万大军食用一年的粮食，开始出现短缺迹象了。

至于诸葛诞等人翘首以待的救兵，更是连影子都没有。

眼看形势不妙，诸葛诞的心腹将领蒋班、焦彝极力建议突围。他们说：“朱异率大军来援，却无法前进，而孙??杀了朱异后就回了江东，对外宣称还会派遣救兵，实际上就是坐看我们成败。为今之计，应该趁军心尚稳、士卒还肯用命，拼死突围，全力进攻一个方向，就算不能击败敌人，至少可以让部分将士杀出去；倘若坐在这里等死，将毫无意义。”

文钦则坚决反对这种孤注一掷的做法。

他对诸葛诞说：“明公举十余万部众归命于吴，而我跟全怿、全端诸将甘愿与明公同居死地，我们的父兄子弟都在江东，就算孙??不肯派援兵来，皇上及全怿等将士们的亲戚，又岂能坐视不管？！且魏国没有一年不发生巨变，军队和百姓都疲惫不堪，只要我们在此坚守一年，魏国必起内乱，何苦舍弃寿春，而去侥幸行险呢？”

面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诸葛诞表面上不置可否，内心却倾向于文钦。

见领导不表态，蒋班和焦彝大为焦急，遂频频劝谏。文钦见二人如此聒噪，不禁怒形于色。诸葛诞担心双方矛盾激化，会引发内讧、坏了大局，于是准备暗中除掉蒋班和焦彝。蒋、焦二人嗅出了危险的气息，遂于同年十一月偷偷出城，投奔了魏军。

蒋班和焦彝的投诚，令司马昭欣喜地发现——寿春的人心开始离散了。

为了进一步离间叛军，司马昭开始留意一切可资利用的情报。恰在此时，建业发生了一起叛逃事件。叛逃者是全怿的侄儿全辉、全仪。此二人因与族人发生纠纷，索性带着母亲及数十名部众，举家投奔了魏国。

司马昭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决定拿来做文章。时任黄门侍郎的钟会当即献计，命人模仿全辉、全仪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然后命二人的亲信把信带入寿春，信上说：“吴国朝廷迁怒于全怿等将军不能解救寿春，打算把诸位将领的家人悉数诛杀，所以我们只能逃亡，归命魏国。”

司马昭依计而行。全怿、全端等人见信后，又惊又怒，对吴国的忠心瞬间**然无存。

同年十二月，全怿、全端等人带着数千嫡系部众，出城投降了魏军。司马昭大喜，立刻任命全怿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全端等人也都加官晋爵。

守城将士的相继逃亡，沉重打击了寿春守军的士气。一时间，“城中震惧，不知所为”《三国志·诸葛诞传》。

诸葛亮曾经说过：“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眼下的司马昭，显然也深谙此道。

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正月，被围困达半年多的寿春已然危在旦夕。

本来对吴国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的文钦，终于死心了。他意识到，再不设法突围，最终只能被活活困死在这里，遂对诸葛诞道：“蒋班和焦彝投降后，一定会告诉司马昭，说我们不敢突围；而全怿、全端等人的投降，也会让司马昭起轻敌之心。所以我认为，眼下正是魏军防备松懈的时候，正可全力突围、拼死一战！”

此时诸葛诞的心情，与文钦如出一辙，还有吴将唐咨、王祚等人也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坐困孤城的唯一结果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只能殊死一搏。

随后，诸葛诞、文钦命部众制作了大批攻击营垒的器具，然后率众对魏军的深沟高垒发起了不计代价的进攻。

这场突围之战打得异常惨烈。诸葛诞等人选择了南门作为突破口，在接下来的五六天中，命部众不分昼夜，轮番对南围的魏军营垒发起强攻。魏军则居高临下，用抛石车和火箭抵御，砸毁、焚烧了对方的大量攻垒器具，也给诸葛诞等部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三国志·诸葛诞传》描述了当时的惨况：“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即箭矢和巨石如雨而下，死伤累累，尸横遍地，鲜血几乎流满了壕沟……

突围失败，诸葛诞、文钦等部只好撤回城中。

此时，城中存粮越来越少，转眼就要告罄。而守军的意志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很快便有数万军民出城投降。文钦旋即以节省粮食为由，极力建议诸葛诞把来自北方的军民全部驱赶出城，由东吴的部众继续坚守。

如此居心叵测的提议，直接就把诸葛诞惹毛了。

因为诸葛诞的部众，大部分都来自北方，如果把他们全部赶走，只留下东吴部众，那诸葛诞不就成光杆司令了吗？到时候岂不是任你文钦宰割？

事实上，诸葛诞和文钦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只因同在一条船上，不得不合作，但绝不意味着两人从此就捐弃前嫌了。所以在诸葛诞看来，文钦如此提议，极有可能是想削弱他的力量，然后砍下他的脑袋去献给司马昭，以此功劳重新叛回曹魏。

为了不让文钦得逞，诸葛诞决定先下手为强。

于是，还没等魏军攻破寿春，一场致命的内讧就爆发了。诸葛诞借口叫文钦来议事，然后一刀便将其砍杀。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得知噩耗，万分悲愤，召集部众要去攻打诸葛诞。不料，部众得知文钦已死，皆无斗志，不肯听命。文鸯和文虎万般无奈，只好出城投降了司马昭。

至此，原本大将云集的寿春降的降、死的死，只剩下诸葛诞、唐咨等寥寥数人，城池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司马昭“攻心为上”的战略，显然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在最后的胜利到来之前，司马昭绝不会掉以轻心，而是决意把攻心战略进行到底。

当文鸯、文虎来降后，军中负责执行军法的官吏马上提议将二人处决。司马昭却不同意，说：“文钦叛国，固然罪不容诛，其子按说也应就戮，然而文鸯、文虎因穷途末路前来归命，且城池未拔，若杀了二人，是在帮叛军坚定守城的意志。”

随后，司马昭赦免了文鸯和文虎，并命二人率数百轻骑，沿着寿春的城墙来回巡弋，向城墙上的守军喊话，说：“连文钦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被杀，其他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紧接着，司马昭又十分高调地擢升文鸯、文虎为将军，并赐爵关内侯。

如此种种，犹如最后的致命一击，彻底攻破了寿春守城将士的心防。换言之，由文鸯、文虎带来的巨大广告效应，令守城将士意识到，唯有投降，才是他们眼下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与此同时，由粮食短缺引发的饥饿与恐慌，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司马昭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遂亲自登上攻城阵地，观察敌军的状况，只见城上敌军全都手持弓箭，却没有一个人朝他射击。

司马昭微然一笑，对左右将领说了三个字：“可攻矣！”

总攻开始了，魏国的二十多万大军从四个方向同时对寿春发起最后的进攻。

这一年二月二十日，寿春城破，垂死挣扎的诸葛诞带着数百名侍卫亲兵，企图从城池西南面的“小城”（春申君故居）突围，结果被魏军胡奋所部斩杀，麾下亲兵悉数被俘。

司马昭即刻下令，夷灭了诸葛诞的三族。

不幸中的万幸是，因诸葛诞在战前把幼子诸葛靓送到了吴国当人质，因而未被灭门。后来，侥幸躲过这场惨祸的诸葛靓便在东吴为官，历任右将军等职。吴国被晋朝攻灭后，诸葛靓虽率众归降，但念及父仇，终身不仕晋朝，最后归隐林泉，不知所终。

魏军破城后，总计俘虏了十万人，缴获的军资器械更是堆积如山；唐咨、王祚等将领，带着麾下的一万吴军部众，全部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贪生怕死，还是有少数人表现出了临死不屈的气节。

如吴将于诠，战至最后，对左右说：“大丈夫奉命出征，率军救人，既然无法完成使命，就只有一死，至于束手就擒、投降敌人这种事，我是不干的。”说完故意脱掉了头盔和甲胄，然后视死如归地冲向敌阵，旋即被魏军砍杀。

另外，诸葛诞麾下那数百名亲兵被俘后，也坚决不投降。魏军为了迫使他们投降，就命他们排成一列，然后每杀一人，就问后面的人降不降。结果就这么问一句，杀一个，问一句，杀一个……直至杀到最后一人，得到的依旧是否定的回答。

就这样，数百人全都昂着头颅慷慨赴死，无一例外。这壮烈的一幕，相信在场的魏军将士，一定也会为之悚然动容。

叛乱平定后，魏国朝廷有不少人认为，淮南三度叛乱，为害甚巨，且吴国降卒的家属皆在江东，很难真心归降，遂提议将所有俘虏全部坑杀。

可司马昭很清醒，并未采纳。他说：“自古用兵，都只是诛杀元凶首恶，并不以破国屠城为目的。就算东吴将士被我们赦免之后逃归江东，那也只会显示我们魏国的宽仁和大度。”

于是，司马昭没有坑杀一人，而是把十余万俘虏全部送到了河南、河东、河内三郡安置。降将唐咨被任命为安远将军，其他将领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官职。至于遭诸葛诞胁迫的淮南广大军民，则全部被朝廷赦免。此外，司马昭还十分人性化地让文鸯兄弟收殓了亡父，并送给牛车，让他们扶棺回乡安葬。

司马昭的上述举措，为他广泛赢得了人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司马家族日后篡魏自立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司马昭攻心战略所指向的目标，并不局限在一座小小的寿春城，更是指向了洛阳，指向了曹魏的帝座，指向了包括魏、蜀、吴在内的整个天下！

也许，正是受到了这股豪情的激励和驱动，司马昭攻克寿春后，立刻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乘胜东进，攻灭吴国！

一向敢于直言切谏的王基得知此事后，立刻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对司马昭说：“当初，诸葛恪挟东兴大捷的余威，倾江东之兵围攻合肥新城，结果非但没能攻克，反倒折损了大半兵马。此后，姜维在洮水西岸取得大胜，遂轻兵深入，结果粮草不继，在上邽遭遇了惨重失败。所以，每逢大捷，上自将帅，下至士兵，往往都会产生轻敌之心，而一旦轻敌，就难以进行周密审慎的计划。如今，吴国在外遇到挫败，内乱又尚未止息，正是他们加强战备、应对变化之际；而我军出征已超过一年，将士归家心切。这些因素，都不能不考虑。更何况，我军俘虏了十万人，也诛杀了叛贼，历来征伐，罕有获得如此重大胜利的；当年武帝（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便认为所获已多，故不再追击，就是担心大胜之后遭遇挫败，反而会折损兵威啊！”

司马昭冷静思考了一下王基的意见，也觉得灭吴时机的确还不成熟，遂收回成命，不再伐吴。

随后，因王基在此战立下大功，司马昭擢升其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

寿春之战，钟会在谋略方面贡献良多，因此越发受到司马昭的器重。此后，司马昭时常“委以腹心之任”，以至于时人都把钟会比作西汉的张良。

同年五月，司马昭凯旋。

平定了这么大的一场叛乱，实属功勋卓著，朝廷当然要有所表示。同月，少帝曹髦（时年十八岁）下诏，拜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加九锡。

这是人臣所能享有的近乎最高规格的封赏，可以说是普天之下人人梦寐以求的。

然而，让朝野上下颇感意外的是，司马昭竟以一种“为而不恃，功成弗居”的高姿态，把所有这些封赏全部推辞掉了。

曹髦不敢断定这是真谦让还是假客气，连忙下诏再封，而司马昭则再度辞让；曹髦又封，司马昭又辞……如是整整拉锯了九个回合，少帝才不得不收回成命。

事实上，司马昭的这场“谦让秀”，到此并未画上句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曹髦、郭太后、曹奂还将如同接力一般，一次又一次下诏封赏，而司马昭则一次又一次坚决辞让。直到蜀汉灭亡前夕，当前线捷报频传，灭蜀已成定局之时，司马昭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上述封赏。

司马昭这么做，当然不是出于什么高风亮节，而是因为他深知——这些东西迟早都是他的，甚至可以说一直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既然如此，他急什么呢？早一天接受，也只是早一天把这些东西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而已，意义不大。反倒是一再辞让，才能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为而不恃，功成弗居”的美好的道德形象。

天底下的好东西，往往是争出来的；但天底下的好名声，一定是“让”出来的。

司马昭深谙此理。

说白了，他这么做，就是在打造完美人设，就是在为司马家族有朝一日篡魏自立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储备必要的道义资源，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