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司马师的专权和跋扈，魏国朝野上下不可能全都是甘心和顺从的，其中自然有人不服。如果说朝中的文臣碍于手里没兵，再怎么不服也只能忍的话，那么统兵在外的大将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完全有能力跟司马师叫板的。

比如，当时驻守寿春的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就有这个能力。

毌丘俭一向跟夏侯玄、李丰关系很好。当二人被族诛、皇帝被废黜的消息传到寿春，毌丘俭顿时惶惶不安。当时，他儿子毌丘甸在朝中担任治书侍御史，就属于手里没兵的文臣。面对司马师的所作所为，毌丘甸自然极度不满，便给毌丘俭写信说：“父亲大人负有镇守一方的重任，如今国家倾覆，又岂能安然自守？我怕您会受到天下人的责备啊！”

毌丘俭见信，颇以为然，觉得于公于私，自己都不应该无所作为，遂决定起兵。

随后，他对同驻寿春的文钦进行了试探，没想到文钦也有此意，二人一拍即合。

文钦是沛国谯郡（治今安徽亳州市）人，曹操部将文稷之子，年少从军，有“骁果绝人”之名。由于跟曹魏皇族是同乡，所以曹爽上位之后，对他颇为看重。文钦仗着有曹爽撑腰，平时经常欺压凌辱同僚。曹爽垮台后，司马懿为了安抚他，便加封他为前将军。不久司马懿病故，司马师秉政，文钦惧不自安，遂急于立功，便弄虚作假，时常虚增作战中杀敌和俘获的人数，企图邀功请赏。可他这些小伎俩没有瞒过精明的司马师，因此一概不给他封赏。

文钦又惧又恨，所以当毌丘俭找到他时，他二话不说便同意入伙了。

曹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毌丘俭、文钦宣称奉郭太后密诏，在寿春起兵，并向四方发布檄文，打出了讨伐司马师的旗号。

为了壮大声势，建立一个反对司马师的联盟，毌丘俭又分别派人去见驻守安城的镇南将军诸葛诞，以及驻守廪丘（今山东郓城县西北）的兖州刺史邓艾，打算怂恿他们都来入伙。不料，诸葛诞和邓艾的反应出奇一致，竟然不约而同把毌丘俭派去的使者给砍了。

虽然拉拢他们的计划失败，但毌丘俭和文钦的麾下部众加起来也有五六万之多，所以毌丘俭仍然信心十足。很快，二人率部北上，渡过淮河，然后挥师西向，进驻项县。

此地距洛阳只有六百多里，可见其行军速度非常迅捷，也说明一路上没有遭遇任何阻击。毌丘俭和文钦随即做了分工：由毌丘俭驻守项县，由文钦出兵游击，抄掠粮草物资。

司马师得到战报，立刻问计于时任河南尹的王肃（王朗之子）。

王肃颇为镇定，认为叛军难有作为。他举了关羽为例，说：“当初，关羽在汉水俘虏于禁，有北上争夺天下之志，后来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关羽的部众一夜之间便瓦解了。如今，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只要我们立刻行动，一边保护（实为控制）叛军家属，一边出兵截击，令叛军无法前进。到时候，他们必会像关羽一样土崩瓦解。”

司马师一听，心里便有底了。

可是，究竟该由他自己亲率大军出征，还是另行委派大将，司马师却犹豫不决。

不是他畏难怯战，而是他的眼睛长了一颗瘤，不久前刚刚摘除，创痛甚剧，眼下还在卧床养伤，实在不宜行军作战。

当司马师就此咨询群臣的意见时，多数人认为不可亲自出战，应该命时任太尉的司马孚出兵抵御。

百官之中，只有王肃和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三人坚持认为，还是应由司马师亲征。傅嘏为此专程来到司马师的病榻前，说：“淮南兵团的战斗力很强，毌丘俭和文钦正是仗着这一点，才敢**，其兵锋不易抵挡。倘若诸将有个闪失，我们的主动权便会丧失，那大将军可就满盘皆输了。”

司马师也意识到，此战只能胜不能败，遂忍着疼痛翻身坐起，道：“那我就躺在车上，亲自东征！”

正月初五，司马师集结大军从洛阳出发，命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镇洛阳；同时，征召东、西、北三个方向的州郡驻军，立刻出兵，在陈郡（治今河南淮阳县）、许昌一线集结，构筑第二道防线，同时作为预备队。

临行前，司马师又问计于光禄勋郑袤。郑袤说：“毌丘俭有智谋，但是分析事情往往不够深入；而文钦这个人，则是有勇无谋。所以，江淮叛军虽然勇猛，但必定难以持久。只要我军采用深沟高垒的战术，挫其锐气，必能获胜，就像当初周亚夫平定吴楚之乱一样。”

司马师深以为然。

“深沟高垒，挫敌锐气”一向是司马懿最擅长的战术，而司马师则遗传了乃父沉稳持重的性格，所以必然也倾心于这一战术。

大军开拔后，鉴于身体原因，司马师不得不从诸将中物色了一位比较信得过的大将，委以重任。

此人是荆州刺史王基。司马师任命他为“行监军”（代理大本营监军官），持节，统领当时魏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许昌军。

王基对此次东征信心十足。他认为，此次淮南叛乱，大部分官兵其实是被毌丘俭和文钦胁迫的，本无反叛之心，只要朝廷军迅速出击，大兵压境，叛军很容易崩溃，不用多久就能把毌丘俭和文钦的首级挂在营门上。

司马师很欣赏王基这种自信，遂命他担任前锋，火速向东南挺进。

可是，大军刚急速行军了几天，司马师不知何故，又命王基停止了前进。

王基大为焦急，赶紧进言道：“以毌丘俭和文钦的兵力，足以继续前进，可他们之所以长久滞留项县，必定是矫诏之事已经泄露，所以军心不稳。我们若在此时停滞不前，不趁机展示军威，收揽民心，那不仅有怯战之嫌，还会失去先机。倘若毌丘俭和文钦大肆掳掠青壮百姓，扩充兵力，加之我军将士的家属落入敌手，那我军的军心就散了。

“此外，若东吴乘虚而入，那淮南恐怕就不为我们大魏所有了。到时候，谯郡、沛国、汝南、颍川等地都将陷入混乱，那就坏了大事了！我军应该立刻进驻南顿（治今河南项城市），那里有大型粮仓，足供大军四十日军粮。如此，我们据有坚城，又有充足的粮秣，便可先声夺人，为平定叛乱打下坚实基础。”

任何性格都是一把双刃剑。司马师生性持重，好处是稳扎稳打，不容易犯大错；坏处则是有时候会变得优柔寡断，失于保守。

此时的司马师就犯了这个毛病，一开始根本不听，直到王基再三劝谏，才采纳了他的意见。随后，王基率前锋继续南下，迅速进据?水（流经河南临颍县西北）。

闰正月初一，司马师大军抵达?水桥，在此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毌丘俭麾下部将史招、李续相继率部来降。

毌丘俭和文钦起兵北上，寿春空虚，只留下了一些老弱残兵，这自然给了东吴可乘之机。

权臣孙峻得到情报后，遂亲自出征，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等部，兵锋直指寿春，准备趁火打劫。

如此一来，魏军就要同时跟两支敌军作战了，形势不容乐观。司马师闻报，立刻命各军深沟高垒，不得冒进，等待东方各州（青州、徐州、兖州）的部队前来会师。可众将都急于建功，遂纷纷请战，要求进攻项县。

司马师只好召集众将开会，统一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他说：“诸位将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只是毌丘俭和文钦威逼利诱，骗他们说一旦起事，远近必定响应。可如今事实明摆着，淮北各部就不愿追随，所以史招、李续才会相继来降。现在的叛军就是困兽犹斗，速战对他们更有利，虽然我们已稳操胜券，但急于进攻必定伤亡惨重。况且，毌丘俭和文钦欺诳将士，这个真相迟早败露，所以我们要有耐心，方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司马师在战略上不求速战，但并不等于在战术上毫无动作。

统一了全军的思想之后，司马师立刻展开了一连串战术行动，首先命南面的诸葛诞率部自安风（治今安徽霍邱县）方向进兵，火速赶往寿春，抵御吴军；然后命东面的胡遵率青州、徐州各军自谯郡火速南下，切断叛军退路；最后，司马师则亲率主力进驻汝阳（治今河南商水县），正面与叛军对峙。

汝阳距离毌丘俭和文钦据守的项县只有区区一百余里，虽然魏军不会主动求战，但仅仅是这个大兵压境的动作，就足以对叛军形成巨大的压力了。

很快，毌丘俭和文钦就发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

若继续前进，就得迎战司马师的主力兵团；若是后撤，又担心寿春已被吴军袭取或被诸葛诞占据。这就叫进不得战，退无可守。一时间，毌丘俭和文钦竟“计穷不知所为”，于是军心离散，那些家在北方的将士纷纷逃亡，相继跑到汝阳投降了朝廷军。到最后，还愿意追随毌丘俭和文钦造反的，只有之前刚刚归附的一些屯垦新兵。

就在叛军一筹莫展之际，来自兖州的邓艾所部，已经兼程南下，火速赶到了乐嘉城（今河南周口市商水县）。

此城位于汝阳和项县之间，显然是朝廷军和叛军都必须争夺的战略要地。

邓艾抢先占据此地后，立刻命工兵在城外的颍河架设浮桥，以待司马师的主力前来会合。

与此同时，叛军也行动了。虽是困兽，犹有一战之力，所以毌丘俭便命文钦率部进据乐嘉。巧合的是，就在司马师主力自汝阳赶到此处时，文钦所部也恰好抵达。

两军正面遭遇，一场恶战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