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权臣当道”是东吴无法逃脱的宿命，那么很公平的是——这同样也是曹魏帝国挥之不去的噩梦。

自从魏明帝曹叡把皇位传给年幼的养子曹芳，这一噩梦就开始了：先是曹爽专权十年，然后是司马懿权倾朝野，现在则轮到司马师一手遮天。

尽管曹芳时年已经二十多岁了，可一天也没有执掌过朝政，所以还是跟十几年前刚继位时一样，纯粹是个傀儡。就这一点来看，曹芳的命运像极了当初的汉献帝刘协，而司马师则无异于当初的曹孟德。

在整个建安年间，只要是跟献帝走得稍微近一点的朝臣，都会被曹操毫不犹豫地干掉。如今的司马师，同样也在曹芳和群臣之间划下了一道无形的警戒线——谁敢越雷池半步，谁就得脑袋搬家，甚至被夷灭三族！

曹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二月，有个大臣一不留神踩到了这条红线，司马师不但亲手杀了他，而且借机兴起了一场大狱。

被杀的大臣名叫李丰，时任中书令。据说李丰早有令名，十七八岁时就已经闻名海内了。他跟曹爽是姑表兄弟的关系，在曹爽执政期间，官任尚书仆射。当时，曹爽大权独揽，司马懿称病隐退，可李丰并未依附曹爽，而是在两个大佬之间选择了中立，谁都不得罪。所以曹爽被诛时，李丰安然无恙。

司马师秉政后，提拔李丰当了中书令，显然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可是，李丰在个人交情方面，却跟夏侯玄走得很近，这就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根。因为夏侯玄毕竟是曹爽余党，他能活到今天，全凭司马懿对他印象比较好——夏侯玄曾因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改革方案受到司马懿赏识，故而曹爽被诛后，他只是丢了兵权，回朝坐了冷板凳（时任太常）而已，并未被杀。

按说夏侯玄能保住一命，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可人总是贪恋权力的，不被重用的感觉终究不好受，所以夏侯玄“居常怏怏”，即心有怨气，时常怏怏不乐。

除了夏侯玄，李丰跟当时的国丈张缉私交也很好。张缉这个人颇有才干，本来在地方上当太守，因女儿嫁给曹芳成了皇后，出于避嫌之故，就被调回朝中当了闲散的光禄大夫。虽说“国丈”的身份好像挺尊贵，但女婿曹芳终究只是傀儡，所以张缉也常有不得志之感。

很显然，夏侯玄和张缉虽然都是皇亲国戚，但在此时的曹魏，在司马师大权独揽的背景下，他们其实都属于身份极其敏感、身处嫌疑之地的特殊政治人物。

而李丰身为司马师一手提拔起来的中书令，竟敢私下跟这两人保持亲密的私交，这不能不让司马师心生警惕。

倘若李丰的问题只是如此，那也还不至于落到身死族灭的地步。真正给他招来灭顶之灾的，正是他在有意无意之间，跨越了司马师划下的那道红线——跟傀儡皇帝曹芳走得太近了。

一般来说，“中书令”这个职位，本来就是皇帝近臣，很难避免跟皇帝近距离接触。如果李丰懂得避嫌的话，就应该全力避免与皇帝单独接触，倘若实在无法避免，也应在事前事后跟司马师请示汇报。

然而，李丰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在任职期间，多次单独接受曹芳召见，至于君臣二人都说了些什么，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对此，司马师自然是满腹狐疑。

在他看来，李丰在外结交夏侯玄和张缉，在内多次与皇帝秘晤，这十有八九，就是在策划一场针对他司马师的政变！

于是，就在这一年二月的某一天，当李丰再次接受曹芳单独召见后，司马师立刻把他叫到了面前，质问他跟皇帝在说些什么。

其实到了这一步，李丰就已经在劫难逃了。因为不论他是否在策划阴谋，司马师都已认定他有不轨之心，所以不管他说什么，司马师都会认为他在撒谎。

那天，司马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遂当场暴怒，竟然用刀柄把李丰活活砸死了。

随后，司马师命人把李丰的尸体拖到廷尉寺，同时逮捕了李丰之子李韬，以及夏侯玄和张缉，命廷尉钟毓严加审查。

这种事关谋反的政治大案交到廷尉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经过审讯，钟毓很快就向司马师提交了一份案情报告。

据钟毓称，李丰暗中勾结了宫中的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太后宫总管）乐敦、冗从仆射（禁军将领）刘贤等人，策划了一场政变阴谋。他们计划，在皇帝册封“贵人”的那天动手，命禁军各营守住各道宫门，然后劫持皇帝，继而率领部众诛杀大将军司马师。事成之后，以夏侯玄取代司马师，出任大将军，以张缉为骠骑将军。

没有人知道，钟毓所说的这场政变阴谋，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产物。总之，他提交的这份报告，正是司马师想要的。

结局不难想见，同月二十二日，李韬、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全部被夷灭三族。

三月，皇后张氏被废；四月，另立奉车都尉王夔之女为皇后。

李丰、夏侯玄等人虽然死了，但司马师的屠刀并未放下——他的目光还在满朝文武中来回搜寻，试图找出漏网之鱼。

很快，一个叫许允的大臣就被司马师锁定了，此人当时的职位是中领军。据司马师派人调查，这个许允跟李丰、夏侯玄的私交也不错，所以司马师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也许是察觉到了司马师的杀机，时年已经二十三岁的曹芳决定保护许允，于是亲自下诏，以许允为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打算让他暂时离开朝廷，到地方上避祸。

许允离京那天，曹芳特地召集百官给他饯行，还把许允叫到面前，低声叮嘱了一番。许允拜别时，忍不住涕泣唏嘘，不胜感伤。

然而，曹芳在政治上还是太幼稚了。他并未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在权臣司马师看来，就是欲盖弥彰、不打自招。换言之，曹芳的目的是保护许允，可他的这些举动，客观上恰恰是害了许允。

于是，许允还没来得及动身，有关部门就在司马师的授意下，指控其之前曾“放散官物”，即浪费公家财产，旋即将其逮捕，扔进了监狱；紧接着，廷尉钟毓就判处许允流放乐浪，可许允刚走到半道，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司马师的一手遮天和肆意杀戮，彻底激怒了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曹芳。

曹芳决定行使一回天子大权。当时，曹魏狄道的县长李简暗中投降了蜀汉，姜维趁势进犯陇西。曹芳遂以此为由，下诏命司马昭前往陇西，攻击姜维。

司马师在朝中的势力太强，曹芳不敢动他，只能以司马昭为突破口，先把他弄到前线再说。

司马昭当时镇守许昌，要出征陇西，自然要经过京师洛阳。同年九月，司马昭率部来到了洛阳城外，曹芳亲自前往城西的平乐观检阅部队。此时，曹芳左右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除掉司马昭的良机，遂劝曹芳趁司马昭前来辞行时把他干掉，然后集结部队，掉头进攻司马师，彻底铲除这个权臣，一举夺回朝政大权。

左右之人甚至把讨伐司马氏兄弟的诏书都写好了，递到了曹芳面前。

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曹芳却（上尸下从）了。

他固然不满于司马师的擅权，但真要动刀动枪，跟跋扈权臣拼命，他既没有这个底气，又没有这个勇气。

就在曹芳瑟缩不前之时，有人走漏消息，司马昭立刻把军队开进了京师。而司马师更是勃然大怒，决定废黜曹芳，另立皇帝。

九月十九日，司马师以郭太后（曹叡皇后）的名义下令，召集百官开会，然后以曹芳“荒**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为由，宣布废黜。

满朝文武目瞪口呆，却无一人敢提出异议。

司马师随即上表太后，宣布收缴曹芳的皇帝玺绶，命其即刻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地齐国（曹芳原为齐王，封国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然后命百官在表奏上联署签名。

木已成舟之后，司马师才命散骑常侍郭芝（太后的叔父）去通知曹芳和郭太后，并执行收缴皇帝玺绶的任务。

当时，曹芳与郭太后正在内殿木然对坐，仿佛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郭芝一进来便朗声道：“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曹据（曹操之子）！”

对这个结果，曹芳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做了十五年皇帝，猝然被废，终究还是有些沮丧和屈辱。可司马氏兄弟的刀已然架到了脖子上，除了乖乖听命又能如何呢？好歹最后还能做一个逍遥王爷，总比掉脑袋好。

曹芳黯然起身，一句话都没说，默默走出了内殿。

对郭太后而言，虽然曹芳不是她的亲生儿子，但毕竟养育多年，还是有感情的。而且，曹芳被废，她后半生的富贵就没了保障，这让她如何是好？尤其让郭太后惶惶不安的是，曹据是明帝曹叡的叔父，论辈分她就是曹据的侄媳妇；一旦曹据当了皇帝，那她这个侄媳妇怎么可以当太后？这显然是有悖伦常、于礼不合的荒唐事儿！

所以，曹据登基之时，就是郭太后退位之日，这让她如何接受？

思虑及此，郭太后顿时满脸不悦，看都不看郭芝一眼。

郭芝只好劝道：“太后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儿子，如今大将军心意已决，且军队就在外面，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随顺大将军的意旨，否则又能如何呢？”

郭太后冷冷道：“我要见大将军，有话对他说。”

郭芝不耐烦了，板起叔父的面孔，提高嗓门道：“还有什么好见的？赶快把皇帝玺绶交出来！”

郭太后被他这么一吼，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命侍者取来玺绶，但并未交给郭芝，而是放在自己的坐榻上。

郭芝见状，知道大局已定，也就不急着去拿玺绶，旋即出去复命。司马师闻报，非常满意，便命人拿出齐王的印绶，交给曹芳，并命他去跟太后辞别，即刻离京。

随后，曹芳与太后“垂涕而别”，旋即乘上亲王的车驾，从太极殿南面离开了皇宫。百官中有数十人前来送行，其中一人便是司马师的叔父司马孚。据说这一天，司马孚“悲不自胜”，而其他官员也都泪流不止。

事实上，司马孚等人在废黜曹芳的奏表上，都是签下名字的。如果说其他人慑于司马师的**威，多少有些被动的话，那么司马孚的签名，则很难说是被迫的。所以，他此刻的悲伤和眼泪，虽然不宜断言为作秀，但似乎也没那么纯粹。

曹芳离京后，司马师又派人来跟郭太后讨要皇帝玺绶。

郭太后方才冷静地思考了一番，终于想到了保住位子的办法，便对使者道：“彭城王，论辈分是我的叔父，若是立为皇帝，将把我置于何地？况且如此一来，明皇帝（曹叡）岂不是永绝后嗣了吗？所以我建议，拥立高贵乡公（曹髦），他是文皇帝（曹丕）的长孙、明皇帝的侄子，在礼法上，小宗（庶子一系）有入继大宗（嫡子一系）的义务，还请就此仔细商议。”

很显然，郭太后是个聪明女人。这个方案可谓一举两得：一来曹髦是侄子辈，这样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保住太后之位；二来拥立一个容易掌控的幼主，对权臣司马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样司马师非但不会反对，而且还会窃喜。

果不其然，司马师随即装模作样地召集群臣“商议”，然后放弃了年长的曹据，确定了年幼的曹髦。

曹髦是东海王曹霖（曹叡弟弟）之子，时年十四岁。

九月底，司马师命太常王肃持节，前往元城（治今河北大名县东）迎接曹髦。紧接着，司马师再度派人催促郭太后交出皇帝玺绶。

直到此刻，这个聪明的女人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对使者说：“我见过高贵乡公，他小时候就认识我了，我会亲自把玺绶交到他的手上。”

玺绶由司马师给，还是由郭太后给，虽然结果一样，但效果却大不相同。由司马师给，郭太后就等于靠边站了，完全失去了存在感；可由郭太后给，不仅能向朝野显示自己仅剩的一点权威，也能让未来的皇帝曹髦对她产生信任和好感。

当然，相对于一手遮天、大权独揽的司马师而言，郭太后的这点儿权威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可哪怕如此，她还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刷了一把存在感——对于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可以依靠的深宫女子而言，这或许是她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自存之道了。

同年十月初五，曹髦抵达洛阳，先是觐见了郭太后，然后于太极殿前殿登基即位；同日大赦，改元正元。

此时此刻，这个被命运之手选中的十四岁少年并不知道，“当皇帝”这件在天下人看来最幸运的事，于他而言，却是这一生最不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