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临终前，虽然为幼子孙亮指定了五位顾命大臣，但这个顾命班子却是个不稳定的“双头”格局。

所谓双头，就是首席顾命诸葛恪与次席顾命孙弘。

诸葛恪身为大将军，在外朝位高权重；孙弘身为中书令，在内朝独掌中枢。这两个人碰到一块儿，注定是谁也不服谁的。何况在此之前，两人关系本就不好，用《三国志·诸葛恪》的说法，就是“弘素与恪不平”。

所以，不论是出于自保还是夺权的动机，孙弘都不可能安分。就在孙权刚刚闭上眼睛的当天，孙弘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了。

他利用中书令的职权，秘不发丧，然后打算伪造一道诏书，诛杀诸葛恪。可孙弘万万没料到，侍中孙峻表面上是他的属下，其实屁股早就坐到了诸葛恪那边。于是，他刚准备动手，孙峻立刻把情报传给了诸葛恪。

诸葛恪不动声色，随便找了个由头，请孙弘前来议事。孙弘不知消息已经走漏，就来见诸葛恪，刚一落座，诸葛恪拔刀出鞘，一下就把他砍倒了。

假如孙弘真是杀害潘皇后的幕后元凶，那么这个报应也来得太快了。

孙弘一死，吴国的内外大权自然全都落入了诸葛恪之手。

随后，诸葛恪正式发丧，并拥立太子孙亮（时年十岁）即位，同日大赦天下，改元建兴。

同年闰四月，诸葛恪晋位太傅，滕胤由太常擢升卫将军，孙峻由侍中擢升武卫将军、封都乡侯，吕岱由上大将军擢升大司马。

按东吴的官制，大司马属于上公，不仅比上大将军和大将军职位高，而且比三公之一的太傅还高。所以，从吕岱的这一升迁可以看出，虽然诸葛恪已经成为此刻东吴实际上的最高执政者，但他对德高望重的吕岱还是十分尊重的，并且也没有因为吕岱之前的“失言”而记恨他，所以才会授予吕岱比自己还高的职位。

紧接着，诸葛恪又实施了一系列让东吴臣民拊掌称颂的德政：

第一，“罢视听，息校官”。所谓“视听”，就是孙权晚年设置的专门监视百官的特务机构；所谓“校官”，全称是校事官，就是像吕壹那样的特务。而诸葛恪现在做的，就是废除了所有特务机构，遣散了所有特务。

第二，“原逋责，除关税”。就是免去百姓拖欠官府的田赋和捐税，并撤销了境内关隘对过往客商抽取的相关税费。

这些善政的实施，令诸葛恪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戴，以至“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三国志·诸葛恪传》）。就是说诸葛恪每次出行，老百姓都会等候在街边引颈而望，都想一睹他的仪容。

收揽人心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诸葛恪立刻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树立权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目标锁定为齐王孙奋。

按《三国志·孙奋传》记载，孙奋这个人比较不守规矩，出镇武昌之后“数越法度”，于是就被诸葛恪抓来当了典型。

诸葛恪以宗室亲王不宜居住在长江沿岸的军事重镇为由，下令把齐王孙奋从武昌迁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把琅邪王孙休从虎林迁到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区）。

在当时的东吴，武昌是朝廷经营多年的重镇，繁华程度显然远远高于豫章；而丹阳的郡治，则恰恰是在都城建业。所以，诸葛恪这一表面上一视同仁的举措，其实相当于把孙奋从长江沿岸的一线大城市弄到了靠近山区的三四线小城市，却把孙休从外地变相弄回了京师。如此厚此薄彼，针对孙奋的意味一目了然。

对此，孙奋当然很不爽，便把诸葛恪的命令当成了耳旁风，愣是赖在武昌不走。

诸葛恪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孙奋，在信中软硬兼施，先是苦口婆心地用大义劝说，继而训斥孙奋“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最后更是以被赐死的鲁王孙霸为威胁，说：“大王应该深以鲁王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战战兢兢，尽力敬奉朝廷，这样就没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若把先帝的法令和教诲抛之脑后，怀着轻慢之心，那为臣宁可对不起大王，也不敢有负先帝遗诏；宁愿受大王的怨恨，岂敢忘记先帝的威严，而使诏令在藩臣中不能施行呢？这是古今大义，大王也明白其中道理。福运的降临有一定的根源，灾祸的降临也不是一日而成，若其酝酿时毫不担忧，将来必悔之不及。假如鲁王早早接纳忠直之言，常怀戒慎恐惧之心，那他就能享受无穷的福运，岂有灭亡之祸呢？”

很显然，话说到这儿，已经是**裸的威胁了——胆敢违抗我的命令，孙霸就是你的下场，别以为我不敢！

孙奋见信，顿时吓得不轻，赶紧收拾金银细软，带上家眷仆佣，乖乖往豫章而去。

经此一事，东吴臣民们自然会发现，此时的吴国，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或挑战诸葛恪的权威了。

孙权曾于黄龙二年，在巢湖修筑了一道东兴堤（今安徽巢湖市东南），目的是阻遏魏军。但到了赤乌四年，因全琮在芍陂战败，魏国水军势力侵入堤坝以内，东兴堤遂被东吴废弃。

诸葛恪认为这是一个战略要地，不能弃守，遂于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十月，调集部众，在东兴修筑了比之前更大的堤坝；同时，在濡须水两岸凭借山势修筑了东、西两座要塞，命将军全端和都尉留略，各领一千人分别进驻西城和东城。

吴国的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一个魏国前线大将的高度警惕。

这个人就是魏镇东将军诸葛诞，当时驻守寿春。

说起来也是有趣，这个诸葛诞，正是诸葛亮和诸葛瑾的堂弟；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先祖，就是西汉名臣诸葛丰。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却分别效忠于魏、蜀、吴三国，无怪乎有人认为——这是诸葛家族有意在三方押宝，不想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阴谋论的味道太浓，不值一驳。不过，诸葛三兄弟分别效力三方这件事，足以说明在乱世之中，血脉亲情可谓苍白如纸；往往是一句“各为其主”，就能让原本十分亲近的血缘关系变得形同陌路，甚至可以让彼此刀兵相见。

此时的诸葛诞，出于对魏国的忠心，立刻向司马师提出了进攻吴国的计划。他说：“吴国在东兴修筑两城，这就是对我国的侵略，我们正好以此为由发起进攻。可命王昶攻击江陵、毌丘俭攻击武昌，在长江中上游牵制吴国的兵力，然后再派出精锐袭取东兴二城，等到吴国援兵抵达，我军已大获全胜了。”

就在诸葛诞建议出兵的同时，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也不约而同地向朝廷献上了征吴之计。

于是，四份出征计划书同时摆在了司马师的案头，每个计划当然都不一样。

有的主张以水军为主，强渡长江；有的主张四路发兵，攻城略地；有的主张在边境扩大武装屯垦，静观时局演变。

司马师旋即找来尚书傅嘏，征询他的意见。傅嘏认为，扩大武装屯垦的计划比较可行，为此还罗列了七条理由。

可是，司马师觉得他的意见过于保守，决定采纳诸葛诞的计划，遂于十一月下诏，命王昶等人兵分三路，大举攻吴。

十二月初，魏国一共出动了十五万大军，在三个方向上同时对吴国发起进攻：

西线，由王昶从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出兵，进攻江陵；中线，由毌丘俭从安城（今河南正阳县东北）出兵，进攻武昌；东线为主攻方向，以司马昭为都督，率胡遵、诸葛诞等部共七万人，从寿春出兵，进攻东兴。

同月十九日，诸葛恪得到战报，遂亲率四万人马，由水路进发，昼夜兼程驰援东兴。

东兴之战就此打响。

魏军先行一步进入战场，胡遵、诸葛诞下令各军搭设浮桥，连接濡须水两岸，然后在堤坝上扎营列阵，并分兵攻击吴军修建在山上的东、西两座要塞。

尽管魏军人多势众，数十倍于吴军，可这两座要塞是吴军新建的，不仅所在地势异常险峻，且城高墙厚，很难在短时间内攻下。

此时，诸葛恪的援军还在路上。如果东兴二城在援兵抵达之前陷落，那这一仗基本上就败了。为了抢时间，诸葛恪急命冠军将军丁奉，率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锋，乘上快船，以最快速度赶往战场。

如此一来，此战的胜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丁奉的速度了。

为此，丁奉决定由自己来充当前锋中的前锋。他对诸将说：“我们的行军速度还是太慢了，一旦让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军难以争锋，所以还是我先上。”

然后，他命吕据等部让开主航道，由他亲率直属部众三千人抢先进发。

两天后，丁奉终于赶到了东关（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旋即率部上岸，进据东关东面的徐塘。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胡遵和诸葛诞根本没料到吴军会来得这么快，为了御寒取暖，此刻正与众将在大营中聚宴饮酒。

丁奉派斥候探得情报，不仅掌握了魏军大营的方位，还得知其前营的守卫部队兵力不多，立刻决定发动一场奇袭，直捣魏军大营！

可问题是，魏军大营设在堤坝上，且天寒地冻，坡陡难行，想要奇袭又谈何容易？

丁奉并未被困难吓倒。他自信满满地对部众说：“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三国志·丁奉传》）

随后，丁奉向三千部众下达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所有人全都脱掉铠甲和上衣，扔掉长矛长戟，只戴头盔，手持近战武器——刀和盾牌，以几乎零防御的“赤膊”之势，对魏军大营发起强攻！

江南的冬天与北方的冬天不同，北方是干冷，江南是湿冷。所以魏军将士到了这里，都有点受不住寒，必须喝酒取暖；而吴军将士习惯了南方的湿冷，偶尔打个赤膊也不在话下。

因此，丁奉这么做，乍一看很疯狂，其实恰恰是“知己知彼”。此举目的有二：以“零防御”为代价，换取奇袭所需的速度；以“打赤膊”的奇异招式，令魏军产生麻痹轻敌的心理。

果不其然，当丁奉率领这三千“赤膊军”冲上堤坝时，魏军士兵们猛地一愣，紧接着便爆发出一片大笑——东吴这帮家伙莫不是冻傻了，竟然数九寒天打着赤膊上战场？！

可转瞬间，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这三千“赤膊军”仿佛凶神恶煞附体，战斗力高到爆表，没两下就砍倒了一大片魏兵，并迅速攻破了魏军营垒。正当魏军阵脚大乱之际，吕据等部也悍然杀到，魏军顿时崩溃，人人夺路而逃，争渡浮桥。

结果，浮桥不堪重负，当场断裂。魏军人马互相践踏，纷纷掉入冰窟般的濡须水中……

这场东兴之战，就这样以三千吴军大破七万魏军而宣告结束。

随后，吴军统计战果，发现魏军死了数万人，包括魏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人，皆死于乱兵之中；同时缴获数千车辆、牛马、骡驴，武器辎重更是堆积如山。

由于韩综本是吴国叛将，孙权生前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所以诸葛恪特地斩下韩综首级，带回建业祭拜了大帝庙。

得知主力兵团在东兴大败，承担佯攻任务的王昶和毌丘俭不敢恋战，当即退兵。

东兴大捷，令诸葛恪的权力和威望达到了顶点，可以说一举将他推上了人生巅峰——次年二月，诸葛恪进封阳都侯，加荆州、扬州牧，并督中外诸军事。

然而，老子说：“福兮，祸之所伏。”正是这一战的巨大成功，令诸葛恪大为膨胀，变得越来越骄狂和专断，从而令他在接下来的合肥之战中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进而导致了他的迅速败亡。

[1]　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