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数年前爆发了“两宫之争”后，孙权对太子孙和跟鲁王孙霸就都产生了厌恶心理，几年来一直想要废黜孙和，另立太子。他曾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和睦，臣下分帮派，将来恐怕会落得跟袁绍家族一样的下场，为天下人耻笑。孙和跟孙霸，其中任何一个继位，社稷都会生乱！”

虽然很想废掉孙和，但太子乃一国之本，轻易动摇不得，所以孙权始终下不了决心。

孙权共有七个儿子：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孙奋、孙休、孙亮。其中，老大孙登和老二孙虑已不在人世，老三孙和跟老四孙霸都让孙权反感，剩下的三个小儿子中，孙权最喜欢的，就是老七孙亮。

孙亮是潘夫人所生，自小聪明伶俐，而且孙权老来最宠潘夫人，故爱屋及乌，也就最爱孙亮。当初在“两宫之争”中搅风搅雨的全公主孙鲁班，敏锐地察觉了孙权的好恶，遂放弃鲁王孙霸，决定把宝押在年幼的孙亮身上。

为此，全公主时常在孙权面前称赞孙亮，说他小小年纪就有很多良好的品性云云，还把老公全琮的侄孙女许配给了孙亮。

在全公主锲而不舍的鼓动下，纠结了好几年的孙权终于下定了废长立幼的决心。

东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秋，孙权突然颁下一道诏书，囚禁了太子孙和，其废黜之意昭然若揭。时任骠骑将军的女婿朱据立刻出面劝谏，说：“太子乃国之根本，更何况他生性仁孝，天下归心。昔日，晋献公宠爱骊姬，太子申生被逼自缢；汉武帝宠信江充，太子刘据含冤而死。臣十分担心太子被囚后，不堪其忧，发生意外。到时候，就算陛下修建‘思子宫’（汉武帝因思念刘据所建），一切也都无可挽回了。”

可是，孙权根本不听。

朱据无奈，只好想了一招“集体请愿”，联络尚书仆射屈晃，率军中将领及大小官吏，在头上涂满污泥，并自缚双手，一连数日跪在宫门前请愿。

孙权闻讯，赶紧登上皇宫最高处的白爵观眺望，只见宫门前乌泱泱一片人头，心中大为厌恶，遂写了一道手诏，命人出去训斥朱据、屈晃等人，说：“无事匆匆！”大致就是“你们没事找事”的意思。

然而，朱据等人并未退却，仍守在宫门前。非但如此，几天后，连禁军将领陈正、陈象等人都卷了进来，接连上疏，切言直谏。

孙权大怒。

内宫外朝的将领居然串通一气，联手逼宫，你们是想造反不成？！

一场腥风血雨随着孙权的暴怒而降临。

很快，禁军将领陈正、陈象遭到逮捕，并被族诛；朱据和屈晃则像狗一样被拴上铁链，拉到了大殿上。

朱据和屈晃跪在地上，以头磕地，直至血流满面。可他们并不是在悔过，而是依旧在劝谏，且“辞气不挠”，即言辞激切，毫无屈服之意。

孙权下令，将二人各打一百军棍，然后将朱据贬为新都（治今浙江淳安县）郡丞，将屈晃贬为庶民，遣回原籍。

同时，朝中还有数十名参与劝谏的官员，要么杀头，要么流放，被清除一空。

至此，所有反对废黜太子的声音终于全部消失。

孙权旋即把太子孙和废为庶人，流放故鄣（治今浙江安吉县北），同时将鲁王孙霸赐死。然后，鲁王的核心党羽也遭遇了灭顶之灾——杨竺被杀，尸体扔进了长江喂鱼；全琮之子全寄、吴景之孙吴安、孙辅之孙孙奇，于同日被斩。

朱据被贬后，还没走到新都，朝廷就追发了一道诏书，将他就地赐死了。

《三国志·朱据传》记载，这道诏书是中书令孙弘所发，《资治通鉴》也沿袭了这个说法，即暗示孙弘是矫诏杀人，孙权对此似乎并不知情。而孙弘这个人，据相关史料称，为人“佞伪险诐”，即阴险奸邪，人品很差；此外，孙弘也是鲁王党成员，跟朱据是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此人是有动机、也有能力害死朱据的。

不过，朱据毕竟是皇帝的女婿，若无孙权授意或默许，孙弘又岂敢背着孙权，矫诏杀害驸马？可见，朱据之死，真正的元凶应该还是孙权。

同年十一月，孙亮被立为太子，年仅八岁；其母潘夫人于次年被立为皇后。

明明有好几个成年的儿子可用，但孙权偏偏把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推上了储君之位，为此还不惜诛杀、流放了一大批忠臣良将。这无疑是典型的“自毁长城”，是孙权晚年在政治上遗祸最为深远的一大败笔。

一个好端端的东吴帝国，就这样在孙权的昏聩、暴虐和拼命折腾之下，国力日衰，败象初露。

对此，魏国的将领自然都看在眼中。

十二月，魏征南将军王昶（时驻新野）上奏朝廷，称：“孙权流放良臣，嫡庶纷争，我军可趁此机会进攻东吴。”

当时司马懿还在世，当即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后三路发兵：命王昶担任主攻，目标江陵；命新城太守州泰进攻巫县、秭归，命荆州太守王基进攻夷陵。

得知魏军来犯，吴军立刻决开沮水、漳水堤坝，引水淹没了江陵北面广大地区。王昶率部南下时，通过江陵的道路已经断绝，不得不命部众修筑竹桥，才得以越过水淹地区。

吴国大将朱绩率部抵御，初战不利，连夜遁入江陵。王昶决定把吴军引到城外决战，遂把部众分成五路，沿着大路向北退却，诱使吴军出城追击；同时，又把以前在战斗中缴获的吴军铠甲、马匹等物堆积在江陵城四周，借此触怒吴军，然后分兵设伏，静待吴军出战。

朱绩不知是计，果然率部出城。王昶一声令下，魏军伏兵俱起，而佯装退却的五支兵马也迅速杀回，遂大破吴军，斩杀吴将钟离茂、许旻。

次月，即东吴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曹魏嘉平三年）正月，王基、州泰所部也击败吴军，俘虏吴将谭正，逼降了东吴军民数千人。

四月，王昶因功升任征南大将军。

废黜并流放孙和一年多后，孙权才开始有所悔悟，意识到孙和是无辜的。这一年十一月，孙权前往南郊祭天，回来后忽然中风，瘫痪在床。老病侵寻之中，孙权生出了想把孙和召回京师的念头。

一旦孙和回朝，就有可能被重新立为储君，这当然是他的政敌不愿看到的。比如全公主孙鲁班，还有孙权的两个近臣——中书令孙弘和侍中孙峻，就全都坚决反对。

已然有些老糊涂的孙权，架不住这些“身边人”的聒噪，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时的孙权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而太子孙亮尚幼（时年九岁），所以必须物色一个可靠的托孤大臣。

孙峻推荐时任大将军的诸葛恪。可孙权却认为，诸葛恪这个人有些刚愎自用。孙峻忙道：“以臣看来，如今满朝文武，没有任何人的才干及得上诸葛恪。”

这么说倒也不是夸张。

自从“两宫之争”爆发以来，以陆逊、诸葛瑾为首的一大批元勋宿将病故的病故、横死的横死，的确已经凋零殆尽了。如今支撑时局的那些大臣，要么是年纪太老、精力不济，如继任上大将军的吕岱，时年已九十一岁；而后起之秀如陆抗，年纪又太轻，时年才二十六岁，资历和经验都不够。看来看去，确实也只有像诸葛恪（时年四十九岁）这样的中坚力量，既不乏资历和经验，又有干事业的精力，才足以担当托孤大臣的使命。

孙权遂下定决心，命当时驻扎在武昌的诸葛恪即刻回朝。

诸葛恪动身前，对他性格颇为了解的吕岱送给他一句临别赠言，说：“如今世事多艰，希望你以后不论做什么事，都能反复思量，最好做到‘十思’。”

闻听此言，诸葛恪颇有些不以为然，道：“昔日，季文子凡事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思就可以了。’如今先生居然教我‘十思’，岂不是认为我太庸劣了？”

吕岱本是好意提醒，被这么一顶，顿时无言以对。

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这件事是吕岱“失言”，即把话说过头了。

从官场的角度来看，诸葛恪马上就要入朝去当辅政大臣了，吕岱之言确实不够委婉，只能得罪这位未来的权臣。可要是站在几年后来看，吕岱这么说，却恰恰是难能可贵的“忠直之言”。

因为权力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像诸葛恪这种刚愎自用的人，越是位高权重，被权力反噬的危险就越大。数年后，当独断专行的诸葛恪在权力斗争中死于非命时，想必他的耳边，定然会回响起吕岱的这句逆耳忠言。

回到建业后，诸葛恪第一时间入宫觐见孙权。孙权在病榻上下诏，命诸葛恪以大将军兼任太子太傅，命孙弘以中书令兼任太子少傅，并要求朝廷各部门一概听命于诸葛恪，唯独诛杀之事才须奏报孙权。

稍后，孙权又把时任会稽太守的滕胤（孙权小女婿）召回朝中，任命为太常，显然也有托孤之意。

东吴神凤元年（公元252年）正月，为确保年幼的孙亮能顺利继位，孙权吸取了“两宫之争”的教训，封孙和为南阳王，出镇长沙（今湖南长沙市）；封孙奋为齐王，出镇武昌；封孙休为琅邪王，出镇虎林（今安徽池州市贵池区）。

此时的孙权已然病入膏肓，随时可能龙驭宾天。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不久前刚被立为皇后的潘氏，不免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虽然她的儿子马上就将继位为帝，但孩子毕竟年幼，根本无法给她必要的安全感。

于是，潘后暗中命人找到孙弘，问起了西汉初年吕后临朝称制的事。

在如此敏感的时刻问起如此敏感的事，任何人都会对潘后的用意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和惊叹号，而这对潘后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资治通鉴》记载，二月的一天晚上，熟睡中的潘后突然被她身边的几个宫女联手缢杀了。随后，这些宫女宣称她是暴病而亡。

堂堂皇后死得不明不白，有关部门自然要追查。很快，有司查清了真相，旋即将潘后身边的六七个宫女全部处死了。

虽然杀人凶手找到了，并且也治罪了，但有必要追问的是：她们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又是谁人指使呢？

按照《资治通鉴》的解释，是说潘后生性“刚戾”，“左右不胜其虐”，即潘后性格刚愎暴戾，经常虐待宫女，所以宫女不堪忍受，才把她杀了。这么看来，这些宫女单纯是报复杀人，似乎根本不存在幕后主使。

然而，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宫中当权的大臣指使宫女杀了潘后，然后在相关国史上作伪，掩盖了真相。而《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却都沿用了已经做过手脚的史料。为此，胡三省还颇为感慨地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如果胡三省的质疑是对的，那么他所说的当权大臣，很可能正是中书令孙弘。而事后把六七个宫女全部处死，显然是为了杀人灭口。至于孙弘的动机，当然是怕潘后学吕雉那样“临朝称制”、独霸朝政，影响自己掌权，所以不如趁早把她杀了。

对于已然陷入弥留中的孙权而言，不论潘后之死的真相到底如何，他都不可能再过问半个字了。

这一年四月十五日，孙权把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太子右部督吕据（吕范之子）、侍中孙峻召到病榻前，一一交代了后事。

次日（十六日），孙权驾崩，享年七十一岁。吴国朝廷定其谥号为“大皇帝”，庙号“太祖”，后世常称其为“吴大帝”。

吴大帝孙权这一生，跟历史上的齐桓公小白、汉武帝刘彻、唐玄宗李隆基一样，功与过都很突出，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对比异常鲜明。他们都是在前人奠定的基业上成功地进行了二次创业，在青年和中年时期表现出了雄才大略的英主风范，却在晚年变得昏聩暴虐——尤其在接班人问题上，无一例外都是任用奸佞，听信谗言，废长立幼，猜忌滥杀，导致了政局的动**与国势的衰落，遗憾地把自己的帝王生涯打成了两截：前半截光明而雄健，堪为天下称颂；后半截灰暗而混乱，足令世人诟病。

在《三国志·吴主传》的结尾，陈寿便对孙权做了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能够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任用贤才，崇尚智谋，有勾践那样的奇才，真是人中的英杰啊！所以能割据江南的广大地区，建立与魏、蜀三足鼎立的大业。然而，他天性多猜忌，杀戮过于专断。尤其到了晚年，变得更加严重，以致听信谗言，滥施暴行，对皇子或废或杀，这岂是《诗经》所说的那种留下深远谋略以荫庇子孙的人呢？吴国后期逐渐衰落，致使国家覆灭，未必不是因为他这些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