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铲除曹爽一党后，大权独揽，势倾朝野，但魏国上下却不见得所有人都服他。

时任魏国司空的王淩，还有他的外甥、时任兖州刺史的令狐愚，就决定联手发动政变，另立皇帝，与司马懿分庭抗礼。

这个王淩，算起来也是曹魏的四朝元老了。

此人是汉末大臣王允的侄儿，早在曹操时代便在其麾下任职。曹丕登基当年，王淩便已官居兖州刺史，随后曾与张辽并肩作战，大破吴军。曹叡时期，王淩随曹休参加了夹石之战，并在魏军受困时拼死突围，掩护了曹休撤退，此后历任扬州、豫州刺史，颇得民心。

曹爽执政后，极力拉拢王淩，任其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军事。正始二年，王淩与孙礼联兵，在芍陂击败了吴将全琮，因功进封南乡侯，不久又迁车骑将军。

正始九年，王淩晋位司空。虽然职位已是三公，但他并未到朝廷就职，而是仍率部驻守寿春，负责淮河以南的防务。

不难发现，要论战功与资历，王淩是不亚于司马懿的。他唯一不足的，就是常年在外统兵作战，缺乏在中枢任职的经历，所以对朝政的影响力比司马懿弱很多，但其个人的威望和号召力还是有的。

此外，其外甥令狐愚驻扎在平阿（治今安徽怀远县西南），同样负责淮南防务，舅甥二人皆手握重兵。

正因为屡建战功、资历深厚，加之手上有军队，才让王淩自认为拥有与司马懿一较高下的资本。

自从曹爽被诛后，这对舅甥便日夜密谋，认为少帝曹芳懦弱无能，而权臣司马懿专擅朝政，遂决意拥立楚王曹彪（曹操之子），在许昌另立朝廷。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九月，令狐愚派遣部将张式前往白马（治今河南滑县东），暗中与楚王曹彪取得了联络。同时，王淩也派出心腹到了洛阳，把准备起事的消息告知了儿子、时任屯骑校尉的王广，显然是要让他在朝中充当内应。

王广闻讯，深感忧虑，便劝阻道：“凡是要发动大事，必须顺应民心和人情。曹爽因骄奢**逸失去人心，何晏虚骄浮华，丁谧、毕轨、邓飏、桓范等人虽然都有名望，但过于热衷名利，且屡屡变易国典，更改法令，口号虽好听但不切实际；人民习惯旧有的秩序，自然无所适从。纵然他们势倾四海，声震天下，但同日被诛后，百姓却安之若素，没人哀悼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心。如今，司马懿心里在想什么，虽然难以揣度，但并无谋反迹象，反而选贤任能，修正法令，满足士众和百姓的期望。而曹爽所行的那些恶政，司马懿都一一革除，夙夜忧劳，精勤匪懈，以百姓利益为先；况且其父子兄弟，都手握军权，没那么容易对付啊！”

然而，王淩根本不听。

同年十一月，令狐愚再度派遣张式去拜见曹彪，就拥立之事进行了深入磋商。

正当王淩、令狐愚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事之际，意外发生了——还没等张式回来向领导禀报磋商结果，令狐愚竟然一病而亡了。

这对王淩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这一年，王淩已经七十八岁了，而外甥令狐愚则年富力强。原本这场政变肯定是要由年轻人令狐愚来打头阵的，王淩只是负责居中指挥而已。如今令狐愚居然暴病而亡，那就意味着，如果要把策划中的政变进行下去，所有主要工作无疑都要由王淩这个年近八旬的老头子自己承担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朝廷忽然发来一道诏书，擢升王淩为三公之首的太尉。

这当然是司马懿的意思。

此时的司马懿，并不知道王淩正在处心积虑策划一场“另立皇帝”的政变，所以此举显然是一种示好，是对王淩这样一位四朝元老必要的笼络。毕竟诛除曹爽后，司马懿大权独揽，把最肥的肉叼到嘴里头了，当然要给这个共事多年的老哥们儿喝点肉汤。

倘若脑子清醒一点的话，此时的王淩，或许就该重新考虑政变之事了。一来是因为准备冲锋陷阵的外甥令狐愚死了，王淩独臂难支，强行起事肯定力不从心；二来人家司马懿也算够意思，自己吃肉也没忘了让你喝汤，你何苦一定要造他的反呢？

可遗憾的是，王淩的脑子并不清醒，他还是决定把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政变进行下去。

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四月，耐心蛰伏了一年多的王淩终于等到了一个起事的机会。

此时，王淩刚好八十岁，已然进入耄耋之年。可谁也没料到，在王淩日渐衰朽的身躯中，依然有着一颗不肯服老的心。

王淩等到的这个机会，是一份来自前线的情报。情报称，孙权派遣了十万工兵，在堂邑（治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附近的涂水（今滁河）修建了堤坝，以备魏国一旦进攻，就凿堤放水，淹没北方通往建业的道路。

孙权老了，且良将多死，才会通过修筑堤坝进行消极防御。此举已然暴露了老年孙权内心的孱弱。王淩抓住这个机会，立刻给麾下各部下达了战争动员令，同时上奏朝廷，请求进攻东吴。

当然，进攻东吴是假，借机起兵、拥立楚王才是真。

司马懿虽然不知道王淩想玩什么把戏，但出于政治敏感和一贯的谨慎，还是拒绝了王淩的出兵请求。

可对王淩而言，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只不过，接下来王淩走了一步臭棋，直接把自己推下了身死族灭的深渊。因外甥令狐愚已死，王淩必须寻找帮手，于是就派部将杨弘去找新任的兖州刺史黄华，打算拉他入伙。可没想到，杨弘和黄华一合计，觉得这种杀头族诛的事情不能干，便一块向司马懿告密，把王淩给出卖了。

司马懿闻报，迅速做出反应，一边以皇帝名义下诏，赦免王淩之罪，并亲自写信去安慰他，一边却亲率禁军乘船南下。很快，大军便进至百尺（今河南沈丘县西北）。王淩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单独乘坐一艘小船去迎接司马懿，并提前派出秘书王彧去跟司马懿请罪，同时把自己的印绶和节钺都交了上去。

随后，司马懿大军抵达丘头（今河南沈丘县东南）。王淩在小船上把自己五花大绑，做出一副待罪的模样。司马懿却专门派人前来，解开了他的绳索。

王淩以为得到了赦免，又觉得自己跟司马懿毕竟是老同事了，这回估计能免于一死，遂如释重负地乘船来见司马懿。

可是，就在小船离旗舰十余丈远的地方，司马懿命人拦住了王淩。王淩这才发现不对劲，连忙跑到船头，遥遥向司马懿喊话，说：“你直接写一张字条召我，我敢不来吗？又何必兴师动众呢？”

司马懿答：“因为你不是一张字条就可以召来的人。”

王淩这才意识到，司马懿之前做出的那些赦免举动其实都是在麻痹他，遂恨恨道：“卿负我！”意思就是司马懿欺骗了他，对不起他。

司马懿也不否认，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三国志·王淩传》注引《魏略》）

我宁可对不起你，也不愿对不起国家！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掷地有声，让王淩无言以对。

随后，司马懿派遣了六百名骑兵，押送王淩前往洛阳。在半路上，王淩想最后一次试探司马懿是否会置他于死地，便跟押送他的人索要一样东西——几根钉棺材用的铁钉。

押送者汇报给司马懿，司马懿当即命人把铁钉给了他。

至此，王淩终于绝望。这一年五月十日，王淩走到项县（治今河南沈丘县），在此服毒自尽。临死前，他悔恨交加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三国志·王淩传》注引《魏略》）

我活到了八十岁，最后竟然身败名裂啊！

为曹魏帝国打了一辈子江山的元勋宿将，最后落到这步田地，的确令人唏嘘。不过，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不算太惨，毕竟能活到八十，已经比绝大多数人都长寿了，至于是死于非命还是寿终正寝，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真正悲惨的，是被王淩牵连的那些人。

司马懿进驻寿春后，当初参与密谋的陈式等人纷纷自首。司马懿没有采取宽大政策，而是兴起大狱，穷追猛打，把所有犯案人员口供中牵涉的人，悉数收监，然后全部诛灭三族。可想而知，会有多少无辜的男女老少被卷进来，并莫名其妙被砍掉了脑袋。

随后，司马懿又命人剖开王淩和令狐愚的棺椁，把尸体拖出来，在附近的市集上暴晒三天，然后把陪葬的印绶、朝服等物尽皆烧毁，最后才将尸体裸葬。

同年六月，司马懿将楚王曹彪赐死，并将曹魏宗室的所有亲王、公爵全部赶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集中安置，命有关部门严加看管，不准他们与任何外人交往。

至此，这起事变总算画上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通过对这起未遂政变的镇压，司马懿又铲除了遍及朝野的一批反对派，进一步巩固了权臣的地位；尤其是将曹魏宗室全部异地软禁的举措，更是从根本上杜绝了他们主动翻盘或被人利用的可能。

简言之，此刻的司马懿，以及他所代表的司马家族，已经朝“篡夺曹魏政权”的最终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然而，正如王淩“行年八十”还处心积虑要跟司马懿叫板一样，魏国朝野不满司马懿专权的人，并不在少数，更不可能一次性死绝。所以，司马懿及其家族“篡魏夺权”的这条道路，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几年后，就是王淩所在的这个寿春，还将爆发第二次、第三次叛乱，历史上称其为“淮南三叛”。而王淩的这场未遂政变，仅仅是“第一叛”而已。

当然，后面那两场叛乱，司马懿是看不到了。

因为此时的司马懿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淮南一叛”的平定，就是他一生仕途的收官之作。

短短三个月后，即曹魏嘉平三年八月初五，司马懿在洛阳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同日，司马懿长子司马师被擢升为抚军大将军（次年正月晋位大将军），并“录尚书事”，接掌了曹魏帝国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身后，魏国朝廷给了他“宣文”的谥号；十三年后，其次子司马昭被封为晋王，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又过了一年，其孙司马炎篡位称帝，建立西晋，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在历史上，后人对司马懿的评价总体上偏于负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认为司马懿为人阴险狡诈。比如年轻时装病欺骗曹操，后来又装疯卖傻忽悠曹爽，包括在高平陵之变中，以及平定孟达、王淩叛乱时，都是先摆出赦免姿态麻痹对手，然后再一举绞杀。

其二，认为司马懿对付政敌的手段太过残忍。如高平陵之变后，将曹爽及其党羽全部诛灭三族，又如平定王淩叛乱后也一样，都是大肆株连，斩草除根，不论男女老少一个都不放过。当时就有蜀国人对司马懿族诛曹爽一事颇有微词，说：“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三国志·费祎传》注引殷基《通语》）大意就是说，如果司马懿认为曹爽骄奢僭越，废掉他或杀了他都可以，何至于灭人三族，连婴儿都杀，还给人扣上谋反罪名，令曹真断子绝孙呢？

其三，认为司马懿身为两朝托孤大臣、三朝辅政大臣，却对曹魏不够忠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司马懿）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晋书·宣帝纪》）

其四，认为司马懿父子是欺负孤儿寡母而得天下，令人不齿。最典型的，当属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的那句著名评语：“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晋书·石勒载记》）

上面四点，第一点固然是事实，但却无可厚非。因为自古以来，真正混官场、走仕途的人，谁都不会是善男信女，尤其是成功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又有哪一个不是机变百出、一肚子权谋呢？更何况，评价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人物，一般的道德标准是不太适用的；或者说，道德评判只是众多研究角度中的一个。否则的话，打开史书，我们看见的就都是“坏人”了，只能一股脑儿对他们进行道德批判，那这样的历史研究岂不是太过狭隘？

再来看第二点，虽然也是事实，但司马懿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的残忍，同样是历史上的常态，绝非他所独有。换言之，在古代的官场上，尤其是最高层的政治斗争，历来是充满杀戮和血腥的，倘若对政敌心慈手软，那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每一个入局的人要想笑到最后，就必须将对手斩草除根，否则就可能被反噬。更何况，司马懿收拾曹爽、王淩及其党羽，既是为了铲除政敌，又是为司马家族日后篡魏自立扫清障碍，这就需要他拿出犁庭扫穴的残忍手段，也就决定了他的“吃相”不会太好看。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赞同司马懿的残忍，而是说在解读历史人物时，首先必须把他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和境遇中，用他们所遵循的游戏规则来解读他们，然后才能用后世或今人的标尺和价值观进行衡量。如果抛弃了前提，那不管得出什么结论，都没有多大意义。

再来看第三点。平心而论，司马懿在诛杀曹爽、大权独揽之前，对曹魏帝国还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如辅佐曹丕、平定孟达、抵御诸葛亮、征伐辽东等，故其同僚吴质就曾盛赞其“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而稍后的东吴大臣张俨更是把司马懿跟诸葛亮相提并论，称二人“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默记》）。

尽管如此，要评价一个人是否为忠臣，终究还是要盖棺才能论定的。正如白居易所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因此，要判断司马懿是不是曹魏的忠臣，当然不能只看他的前半生，而要从其完整的一生，尤其是晚年的所作所为来看。

就此而言，李世民说得没错，司马懿显然不是曹魏的忠臣。虽然司马氏篡魏是直到司马懿的孙子辈才发生的事，可并不等于司马懿生前就没有篡魏自立之心。比如说，夏侯霸叛魏投蜀后，当姜维问他，司马懿是否会对外征伐时，夏侯霸就说，司马懿正忙着“营立家门”，所以“未遑外事”（《三国志·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

所谓“营立家门”，其实就是经营事关整个家族的帝王之业。正如周一良先生在相关著作中所言：“（营立家门）并非谋求发家致富，而是谋求取代曹氏，篡夺政权，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

《晋书·宣帝纪》末尾，有一则记载也可以作为司马懿早有篡魏之心的旁证。那是数十年后的东晋时期，有一天，晋明帝司马绍与丞相王导谈话。晋明帝问起先祖何以得天下，王导就把司马懿如何创立基业、司马昭如何弑杀魏少帝曹髦的往事一一道来。晋明帝听完，非但毫无自豪之色，反而满脸惭愧，以致“以面覆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意思就是：倘若如你所言，那晋朝的国祚又怎么可能长久呢？！

由此可见，司马懿早有篡魏之心，这在历史上是有公论的，所以后来身为晋朝臣子的王导才毋庸讳言，而身为晋朝皇帝的司马绍则会感到惭愧。

最后来看第四点。石勒骂司马懿父子取得天下是欺负孤儿寡母，固然也是事实，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少见，似乎也并不值得诟病。因为在古代的政治制度下，主少国疑，权臣篡位，都是司空见惯且难以避免的，纯属体制性的痼疾，必然隔一段时间发作一次。所以，在司马懿之前有曹操父子篡了汉室，之后不是也有隋文帝杨坚篡了北周、宋太祖赵匡胤篡了后周吗？

这些开国皇帝，都可以算是“欺他孤儿寡妇”以取天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建立新朝后缔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功绩，并为当时的国家、社会和民众带来某种程度的和平、秩序与繁荣。说到底，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既如此，当然是有德有能者居之，无德无能者让位。至于上位者是通过征战四方还是通过权臣篡位的方式取得天下，其实并不重要，也不值得拿来说事。

换言之，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并非取天下的姿势究竟是勇武还是“狐媚”，而是坐天下的姿势是否端正。说到底，就是上位者是否仁政爱民，是否始终把苍生福祉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