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大捷一举成就了诸葛恪的功勋和威名，也迅速催生了他的自负和轻敌之心。

东吴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曹魏嘉平五年）二月，刚刚带着大军得胜还朝的诸葛恪，几乎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就在朝会上宣布——准备再度出兵，主动进攻曹魏。

满朝文武都被这个决定搞蒙了，纷纷劝阻——打一场仗要耗费多少人财物力，你诸葛太傅又不是不知道，哪有刚一凯旋就又要出征的？怎么着也得让将士和百姓们缓一缓，休养个一年半载吧？

可是，踌躇满志的诸葛恪一概不听。

中散大夫蒋延据理力争，被诸葛恪命人给架了出去。众大臣虽然心里不服，但也不敢再吭声了。

事后，为了说服朝野、表明心志，诸葛恪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大有效仿他叔叔诸葛亮写《出师表》的味道：

“但凡敌对的国家欲互相吞并，就跟仇人都想铲除对方一样。若任由敌人力量增长，大祸就算不落到我们头上，也一定会落到后代头上，不可不深谋远虑。从前，秦国不过占有关西一隅之地，尚且可以吞并六国；如今，曹魏的土地比秦国多了数倍，而我们吴国与蜀国加在一起，也不及当初六国的一半。我们之所以到如今还能与其对抗，只因曹操时代的士众到如今已死亡殆尽，而新生代还没有培养出来，这正是敌人青黄不接之时。

“此外，司马懿之前诛杀王淩，紧接着自己突然毙命，其子幼弱却独当大任，虽然有智谋之士辅佐，却未能让他们施展才干。如今我们征伐曹魏，正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圣人最注重的就是把握时机，而今天，时机已经成熟。

“如果顺从众人的心意，怀着苟且偷安的心理，以为长江天险可以永远保护我们，不去想曹魏现在虽弱可将来有可能变得强大，这正是让我长叹息的地方啊！现在有人认为，我国的百姓还很贫困，打算让他们休养生息，这是不考虑大的危机而只顾及小的痛苦。从前，汉高祖刘邦据有三秦之地后，为何不闭关守险，自寻快乐，反而倾巢而出，进攻西楚呢？以致身披创伤，连甲胄都生出了虱子，将士们更是厌倦作战、困顿愁苦，难道是他喜欢打仗而不喜欢安宁吗？这不过是刘邦深知，他跟项羽不可能长久并存罢了。

“我每当想起东汉初年，谋士荆邯劝割据成都的公孙述积极进取，以及拜读我叔父（诸葛亮）讨伐敌人的奏表，未尝不喟然叹息啊！我夙夜不眠，辗转反侧，所思所虑正是如此，故而大略表达我的想法，但愿得到二三君子理解。若我一旦战败身死，志向不能完成，也希望后世之人知道我的忧虑，让后人有所思考。”

综观诸葛恪这篇自明心志的文章，其锐意进取、居安思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佩，可问题是——他对曹魏的判断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错得离谱。

他说曹魏的人才青黄不接，可东吴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经过孙权晚年的几番折腾之后，东吴的人才断层其实比曹魏严重得多。如今的曹魏虽说没有了曹氏、夏侯氏、五子良将那帮牛人，但至少在西线还有郭淮、陈泰、邓艾等，在东线还有王昶、毌丘俭、诸葛诞等。这些将领人人可以独当一面，而且基本都处于中年时期，正是经验和精力搭配得恰到好处的阶段，怎么能说曹魏“后生者未及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呢？

反观东吴，不要说周瑜、吕蒙、甘宁、黄盖、凌统等名将早已作古，就算陆逊、诸葛瑾、朱桓、步骘、朱然、潘璋、全琮、朱据等孙权称帝后的这批中坚力量，也已无一在世。如今的东吴，老一辈大将都不在了，像吕岱这样九十多岁的老将可谓硕果仅存，但已不能指望他再上沙场；而像诸葛恪、朱绩、吕据这样能够独当一面的中生代，已是屈指可数；至于说陆抗、丁奉等青年将领，确实都有名将潜质，但眼下刚刚崭露头角，最终能否成长为国之柱石，还有待历练，更有待时间验证。

所以，真正青黄不接、人才凋零的，其实是东吴自己。

此外，诸葛恪说司马懿死后，“其子幼弱”，更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如今接掌曹魏大权的司马师，时年四十六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年龄，且只比诸葛恪小五岁，完全是同辈人，何来“幼弱”之说？

既然基本判断都出了问题，那么建立其上的结论当然就不靠谱了。因此，诸葛恪一再强调眼下时机已经成熟，分明就是为出兵强行制造理由，属于先开枪后画靶，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

然而，如今的诸葛恪已是地地道道的权臣，在东吴可谓说一不二，还有谁敢劝他呢？

时任丹阳太守的聂友跟诸葛恪一向关系很铁，便站在朋友的角度写信劝他，说东兴之战在一天内便取得“非常之功”，这固然是你领导有方且将士用命，但也有赖于“宗庙神灵社稷之福”，即暗示他这个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最好是养精蓄锐，静观时变，不宜大举出兵。

诸葛恪见信后，颇为不悦，就在自己那篇宏文后面附了一句话，然后将文章送给了聂友。他附的那句话是：“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三国志·诸葛恪传》）

足下虽然懂得一般的道理，但不懂国之大事。好好研读一下我这篇文章，你就可以开悟了。

权臣就是权臣，一句话，就把老朋友的脸面撕了。其居高临下、骄矜自负之状，可谓溢于言表。

百官不敢劝，朋友劝不动，最后还有资格和勇气出面的，就只有同为顾命大臣的滕胤了。

他对诸葛恪说：“阁下所受的是伊尹、霍光那样的重托，入则安邦定国，出则摧毁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吴国万千百姓，都希望蒙受阁下恩泽，得以休养生息。如今，百姓和将士刚刚经历差役和征战，又要大举出征，可民众疲敝，财力衰竭，且敌人已有防备，若出兵后攻城不克，野外劫掠又不获，那就葬送了前面的功劳，招来无穷的后患啊！不如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况且，战争是大事，必须依靠团队共同完成，假如众人内心不悦，只靠阁下一个人如何办到？”

诸葛恪闻言，用一种十分失望的语气道：“所有人都说不能出征，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我的谋略，怀有苟且偷安之心。没想到，连你都这么认为，那我还能指望谁？现在魏国的形势明摆着：曹芳暗弱，而政在私门，他们的臣民，早已离心离德。如今，我依靠国家的力量，凭借胜仗的余威，则何往而不克呢？！”

这一年三月，即东兴之战得胜还朝后仅仅一个月，诸葛恪就发起了一场东吴历史，乃至三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北伐——整整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决定与曹魏一决雌雄！

二十万人，对吴国是什么概念？

据《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若干年后，当西晋大将王濬攻灭吴国，“收其图籍”时发现，吴国编制在册的总人口是二百三十万人（与《通典》所载赤乌五年统计数字同），总兵力是二十三万人。

也就是说，整个吴国中后期，其人口总量大致没什么变化，那么可以推知，眼下吴国的总兵力，大致也就是人口的十分之一（魏、蜀、吴三国人口与兵力比基本都是十比一左右），即二十三万左右。

从二十三万兵力中抽出二十万人，这几乎就是倾巢而出、孤注一掷了，足见此时的诸葛恪有多么自信满满、志在必得。

诸葛恪任命滕胤为都下督（首都卫戍司令），统御后方留守部队，然后于四月率二十万大军出征，进攻魏国的淮南郡（治今安徽寿县）。

由于出动的兵力太多，吴军的后勤人员明显不够用，便在淮南四处抓壮丁，驱赶掳掠魏国百姓。但抓了几天，效果却不理想。诸将便建议诸葛恪说：“我军深入敌境，附近的百姓必然逃跑一空，恐怕后勤都要由我们部队自己负担，这样战斗力就削弱了，不如就围攻合肥新城一处。敌人一旦被围，援兵必至，我军就能伺机与之决战。”

诸葛恪觉得有道理，旋即放弃淮南，挥师南下，将合肥新城团团包围……

就在东吴大举伐魏的同时，蜀汉的姜维也在西线对曹魏发起了进攻。

不同于此前每次出兵都“不过万人”，这回姜维足足带了“数万人”，从石营（今甘肃西河县）出击，包围了魏国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

姜维此次兵力大增，并非上司费祎突然回心转意，而是费祎突然遇刺身亡了。

刺杀费祎的人，名叫郭循，是一个魏国降将。

他是姜维几年前攻打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市）时收降的。此人在魏国只是一名中郎将，可降蜀后，蜀汉朝廷却待之甚厚，一来便任命他为左将军。刘备当年打江山时，也不过是这个职位而已。按理说，郭循应该感恩戴德才对。可恰恰相反，这家伙本来便不是真心归降，可谓“身在汉营心在曹”，所以一直想找机会刺杀刘禅。

每逢朝廷举行庆典，郭循都会利用敬酒的机会，一边跪拜，一边试图接近刘禅。只是刘禅身边的禁军侍卫警惕性很高，一看他稍微靠近立马阻止，郭循才没有下手的机会。

既然干不掉敌国的皇帝，郭循便退而求其次，转而锁定了蜀国头号执政大臣费祎。

而费祎偏偏生性随和、“不疑于人”，所以就被郭循钻了空子。其实在事发之前，蜀越嶲太守张嶷就曾写信警告费祎，以东汉初年刘秀手下大将岑彭被蜀地军阀公孙述派人刺杀为例，劝他说：“大将军位尊权重，却对新近归降的人过于信任，应该以岑彭为前车之鉴，多加警惕。”

然而，费祎却听不进去，致使张嶷一语成谶。

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正月初一，费祎在汉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举行元旦聚会，大宴诸位高级将领。郭循也在受邀之列。当宴会进行到**，而费祎也已酩酊大醉之际，郭循突然起身，拔刀刺向费祎，当场就把他杀了。

堂堂的蜀汉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执大臣，就这样死在了一个包藏祸心的降将手上。

郭循事后当然也被砍掉了脑袋，不过费祎之死给蜀汉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就算杀掉十个郭循也无法弥补其万一。换言之，郭循不啻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曹魏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干成的事。

是故，郭循死后，魏国朝廷立刻视之为大功臣，追封他为长乐乡侯，并让其子承袭了爵位。

费祎之死诚然是蜀汉的巨大损失，但对姜维而言，却无异于摘掉了金箍，甚至可以说是成全了他。因为姜维此前已是蜀汉朝廷的二号人物，费祎一死，他理所当然就成为实质上的一号人物了。

次年，蜀汉朝廷加姜维“督内外军事”；又过了两年，姜维终于晋位大将军。从此，蜀汉的军队指挥权，就全由姜维一手掌控了。

没有了费祎压制的姜维，立刻集结数万人马再攻陇西。就这样，曹魏帝国同时在东、西两线遭到了来自吴、蜀的大举进攻，这对眼下魏国的实际执政者司马师，无疑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司马师一边命自己的叔父、时任太尉的司马孚统率二十万大军南下驰援合肥，一边询问中书郎虞松，说：“如今东、西两线都有战事，两边的形势都很严峻，而军中诸将意气消沉，你认为该怎么办？”

虞松答：“从前，周亚夫固守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而吴楚联军不战自溃；军事上这种似弱实强的道理，不可不察。如今，诸葛恪出动全部精锐，足以纵横肆虐，可他却只围困合肥新城，目的就是寻求与我军决战。倘若他们攻不下城池，想决战又不可得，到时候就会师老兵疲，势必撤退。所以，如今将士们没有主动出战，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再来看西线，姜维虽出动重兵与诸葛恪遥相呼应，但他最多也就劫掠一些麦田而已，不是什么强大的敌人。在他看来，我军主力都在东线，西线必然空虚，所以才敢**。眼下，只要命关中各军迅速赶赴前线，便可出其不意，迫使其退兵。”

司马师心里豁然开朗，连声称善。

随后，司马师命西线的郭淮、陈泰出动关中所有兵力，驰援狄道，同时命东线的毌丘俭等将领全都按兵不动，把合肥新城丢给吴军，任诸葛恪去打。

蜀汉的北伐，不论是当初的诸葛亮还是如今的姜维，始终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出兵少了，意义不大，对曹魏顶多就是袭扰，丝毫构不成威胁；出兵一旦多了，又会出现粮草不继的问题。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在关中开展的屯田工作，也因其逝世和北伐失败而中辍，故而终蜀汉之世，这个困境一直无解。

眼下，带着“数万人”的姜维，兵围狄道不过一个月，粮食就快耗尽了。此时又有战报传来，说魏国援军的前锋陈泰已兵至洛门（今甘肃武山县东），距狄道只有三百多里。姜维无奈，只能草草退兵。

接下来，就看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能否有所作为了。

此时的合肥新城，守将叫张特，只是一个小小的牙门将，麾下部众也只有区区三千人。以三千人抵挡二十万人，几乎必败无疑，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守得住这座城池。所以，当司马师命令毌丘俭等人按兵不动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合肥当成一颗弃子了——它唯一的作用，或许就是迟滞一下吴军的攻势，挫一挫其锐气罢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这个寂寂无名的张特，居然带着他的三千弟兄，在合肥新城苦苦坚守了三个多月！

想当初，诸葛亮以数万大军围攻一千余人的陈仓，最后也是劳师无功，铩羽而归；如今，他的侄子诸葛恪以二十万大军围攻三千人的合肥，同样打得无比艰难。我们只能说，在城池攻守方面，蜀、吴两军的战斗力跟魏军比起来，完全不在同一个重量级。

这场围城战打到七月，张特手下的三千人要么战死、要么病死，只剩下不到一半，可他们却还在顽强地坚守。诸葛恪怒火攻心，命部众堆起土山，对城池发起最后的强攻。

终于，一段城墙在吴军不计代价的猛攻之下坍塌了。

正当密密麻麻的吴军即将蜂拥而入时，张特出现在了城头，对吴军喊话道：“我已无心再打了，不过魏国律法规定，凡被围百日而救兵不至者，就算投降，家属也不会连坐。我自从被围攻，到现在已九十多日了，城中本有守军四千余人（故意夸大），今战死者已过半，但就算城池陷落，剩下的人也不愿投降。我准备劝说他们，把他们的意愿做个登记，明早就把投诚名册送出来。为表诚意，我把印绶交给你们。”

说完，张特就把他的印绶扔了出来。

诸葛恪闻讯，就停止了攻城，也没去捡他的印绶，显然是料定他明日一早非降不可了。

可诸葛恪万万没想到，这是张特的缓兵之计。

就在吴军暂停攻城的一夜之间，张特及其部众拆了一大片民房的木料，硬是在城墙缺口处筑起了两重坚实的木栅。次日晨，诸葛恪一看，顿时勃然大怒，命部众继续攻城，却还是死活打不下来。

吴军以二十万人围攻合肥新城，之所以历时三月仍徒劳无功，首先固然是吴军在攻城战方面确实战斗力有限，其次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导致吴军将士大量病倒甚至死亡，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

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由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亦即天气太热，造成干净的饮用水短缺，将士们为了解渴，只好喝不干净的水，导致腹泻、身体浮肿等各种疾病。到最后，患病人数居然超过了一半，使军营中遍地都是死尸和伤员，而这势必又加剧了疾病的传播。

当时，各营都有将官负责每日向诸葛恪呈报伤病人数。诸葛恪一听，这些数字每天都在直线飙升，觉得难以置信，遂怀疑这些人在糊弄他，要把他们抓起来砍头。众将官吓得都不敢再说话。

以数十倍于魏军的兵力攻城，最后非但打不下来，反倒损兵折将，诸葛恪感觉脸都丢尽了，却又不肯承认错误，于是情绪失控，天天暴跳如雷。麾下将军朱异给他提了意见，诸葛恪立刻剥夺了朱异的兵权，把他赶回了建业；都尉蔡林数次提出攻城之计，都不被诸葛恪采纳，索性策马而去，投奔了曹魏。

此时，在周遭窥伺已久的魏军各路大将知道吴军已然精疲力竭，遂从各个方向杀了过来。

七月底，诸葛恪意识到再打下去非但毫无胜算，且有可能被魏军围歼，只好撤兵。

东吴（三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伐行动，就这样在诸葛恪的极端自负和麻痹轻敌下，以出人意料的惨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