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车骑将军、汉中都督吴懿于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病故，大司马蒋琬奉刘禅之命出镇汉中，这一待就是四年多。

其间，蒋琬没有发动过一次北伐，曹魏也没有来打过汉中，双方相安无事，度过了一段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期。到了蜀汉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曹魏正始二年），也就是东吴四路发兵进攻曹魏却遭遇失利后，蒋琬才向刘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略计划。

这一计划，全盘改变了诸葛亮时期的北伐战略，将主攻方向从汉中北面的秦岭、关中一线调整为东南面的魏兴（治今陕西安康市）、上庸（治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一线。

蒋琬的理由是：此前诸葛亮屡屡北伐，都从秦岭出兵，道路艰险，后勤运输非常困难，所以不能成功。因此，他决定大造舟船，训练水军，改从汉水、沔水东下，攻击曹魏的荆襄地区，以此打开突破口。

可是，计划刚提出来，蒋琬便旧病复发，精力不济，只好搁置了。

蜀汉朝廷的文武百官，普遍不看好这个计划。他们认为，从汉水、沔水顺流东下，固然比穿越秦岭容易得多，问题是一旦失利，要撤退的话就变成了逆水行舟，同样很困难，所以绝非上策。

刘禅也觉得百官的意见有道理，连忙派遣时任尚书令的费祎前往汉中，与时任右监军的姜维（此时驻兵汉中）一起做蒋琬的思想工作。

眼看皇帝和百官都不赞成，蒋琬只好放弃了该计划。

然而，北伐总是要继续进行的，不从汉水、沔水出兵，这仗又该怎么打呢？

蒋琬跟费祎、姜维商议了一番后，上疏刘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他在奏疏中说：“为汉室除残去秽，是臣应尽的职责。自从臣奉命来到汉中，已经四年多，由于臣暗弱无能，加之疾病缠身，北伐大计毫无进展，遂日夜忧闷。如今，曹魏横跨九州，根深蒂固，要铲除殊为不易。若能与吴国东西合力，首尾夹击，即令不能很快打败曹魏，至少可以达到分裂蚕食、消灭其部分力量的目的。只可惜，跟吴国数次约定同时出兵，却接连受挫，不能如愿。臣与费祎等人商议，认为凉州是边塞要地，进可攻退可守，且当地的羌人和胡人都渴望归附汉室，所以臣建议，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出征陇右，若进展顺利，臣再率大军继进。此外，臣还有一项提议，因涪县（治今四川绵阳市）是水陆枢纽，四通八达，可以随时应急，即便汉中有危险，也不难快速驰援，所以臣建议，将我军的基地从汉中迁到涪县。”

如果说，诸葛亮时期的北伐可以用“谨慎”一词来总结，那么作为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的这个北伐计划就只能用“消极”来形容了。

先来看计划的前半部分，蒋琬让姜维去打陇右，这不过是在走诸葛亮前几次北伐的老路罢了。那几次北伐的结果，早已证明对曹魏难以构成实质性威胁，所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才会把主攻目标转向关中。更何况，诸葛亮两度出祁山打陇右，是把蜀军主力全部拉上去的；而今姜维顶多就是带一支偏师出征，其结果可想而知，很难取得比诸葛亮更大的战果，只能是小打小闹。因此，与其说是北伐，还不如说是袭扰。

再来看计划的后半部分，消极退缩的意味就更明显了。因为汉中是诸葛亮毕生经营的北伐基地，不仅是蜀汉自身的战略屏障，而且是扎在曹魏重镇长安跟前的一根刺，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即便蜀汉的北伐一直没能成功，但只要把汉中经营和巩固好，曹魏就始终如鲠在喉，而蜀汉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可现在，蒋琬竟然要把蜀汉的北伐基地从汉中南迁到涪县，这几乎就等于不战而退。要知道，涪县远在汉中南面一千里，距成都则不足三百里，蒋琬把蜀军主力调到涪县，进行如此大幅度的收缩回防，不是消极又是什么呢？把北伐基地后撤一千里，还能叫北伐吗？这相当于是把蜀汉的整体战略，从诸葛亮时期的积极进攻一下子改变为消极防御了。

我们之前说过，蜀汉国力弱小，与曹魏相差悬殊，所以蜀汉要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就只能以攻为守，别无他法。这也是诸葛亮连年发动北伐的最根本原因。

也许，蒋琬做出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的转变，跟他自身常年多病、力不从心有一定关系。可问题在于，当蒋琬把这个计划提交给朝廷时，刘禅毫不犹豫就批准了，而蜀汉的文武百官也没有一个提出反对意见。

这足以说明，此刻的蜀汉，绝不仅是蒋琬一个人有了消极懈怠之心，包括皇帝刘禅和满朝文武在内，其实都已渐渐丢掉了刘备时代和诸葛亮时代那种顽强拼搏、奋发进取的精神。取而代之的，则是安于现状的怠惰，以及偏安一隅的苟且。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逃不开孟子揭示的这个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刘禅在蒋琬的奏疏上画可盖章时，蜀汉未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曹叡驾崩、幼主即位，魏国走上了转折点；而随着孙权在位日久，逐渐昏聩，东吴也露出了由盛而衰的征兆；还有此刻，蜀汉在战略决策上的重大转变，似乎也预示着转折点的来临。

鼎足而立的这三个国家，情况各有不同，但就国运的转折而言，三者却出人意料地殊途同归了。

曹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蜀汉延熙七年），这是曹爽及其党羽把持魏国朝政的第六个年头。虽然曹爽早已坐稳了权臣的位子，不必担心司马懿或任何人来抢，但曹爽手下的邓飏和李胜还是觉得，老大的地位似乎并不稳固。

因为他们认为，曹爽身上还缺了一样东西——军功。

尤其是跟司马懿比起来，这个缺憾就特别明显。所以，邓飏和李胜就劝曹爽，趁蜀汉把战略重心南移，汉中空虚，曹爽应率大军出征，一举拿下汉中，“立威名于天下”！

曹爽立刻心动了，旋即集结兵马，准备出征。司马懿闻讯，赶紧劝阻。因为在他看来，汉中易守难攻，当年曹操亲征张鲁，就打得异常辛苦，尽管眼下蜀军在汉中的兵力不多，可对曹爽这样一个军事经验不足且从未打过大仗的人来讲，打汉中依然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

然而，司马懿的劝阻根本没用。因为曹爽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想用军功压司马懿一头，怎么可能听他的？

当年三月，曹爽率大军进抵长安。此时驻守长安的是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的夏侯玄（曹爽表弟）。同月，曹爽与夏侯玄一共调集了大军十余万人，自骆谷口（今陕西周至县南）南下，兵锋直指汉中。

此时，驻守汉中的蜀将是王平，麾下将士不足三万。

敌众我寡，诸将大为震恐，纷纷建议坚守城池，等待涪县的援军。王平却道：“汉中距涪县将近一千里，敌人一旦抢先占据关隘，形势就危险了。依我看，刘护军（刘敏）可率部进驻兴势山（今陕西洋县北），结营固守，由我担任后卫。若敌人分兵进攻黄金城（今陕西洋县东北），我便率一千人亲自迎战。周旋之际，涪县援军当可到达，这才是上策。”

诸将都没有信心，只有护军刘敏临危不惧，立刻接受命令，率部赶往兴势山拒敌。

闰三月，刘禅接到战报，赶紧派遣时任大将军的费祎率主力驰援汉中。

就在费祎即将出发之际，朝廷的光禄大夫来敏前来送行，居然要求跟费祎下一盘围棋。此刻的军情十万火急，前线的战报和文书如雪片般飞来，而大军也已整装待发，可费祎居然答应了，还兴致盎然地跟来敏手谈了一局。

下完棋，来敏不禁赞叹道：“在下方才是想试一试大将军，看来大将军信心十足，此行必能破敌啊！”

大军出征前的这个小插曲，固然可以说明费祎这个人的确很有定力，在危急关头还能如此镇定自若、举重若轻，实属难得。但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来敏搞这么一出没什么意义。不管他是自己想试探费祎还是奉刘禅之命，这么做往小了说是耽误时间，往大了说就是贻误军机，完全没必要。假如费祎拒绝跟他下，或者下棋时心不在焉，难道就能说明他不是大将之材，不能胜任此次任务吗？

幸好，眼下守在前线的人是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王平，要是换成别的将领，恐怕等不到援军抵达，汉中就丢了。倘若如此，那来敏和费祎这种故作潇洒的行为，岂不是要受军法处置？

汉中前线，刘敏进据兴势山后，因兵力薄弱，只好虚张声势，在山上“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给魏军造成兵强马壮的假象。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兴势山的地势极其险峻：“山形如盆，外甚险，中有大谷。”并且，该山位于骆谷道的南谷口，是魏军进入汉中的必经之路。

当曹爽率大军进至兴势山后，一来慑于山势险峻，二来又见漫山遍野都是蜀军军旗，不敢贸然进攻，便迟滞不前了。

可曹爽万万没料到，这一迟滞，就导致后勤补给出了问题。

由于此次出征动用了十余万兵力，后勤的压力大增，没有足够的人手运送粮草，曹爽只好把关中百姓和氐人、羌人拉出来当苦力，顺带把他们的牛马驴骡也给征用了。

百姓们自然不情愿给魏军卖命，工作效率很低，加之骆谷道本身实在艰险难行，所以非但粮草补给运不上前线，而且牛马驴骡也大批死亡。那些可怜的汉人和胡人百姓索性不走了，就守着牲畜的尸体，在路旁号啕大哭。

仗还没打，补给就跟不上了，军心也随之浮动。残酷的现实告诉曹爽——庞大的兵力在优秀将领的手中是一种优势，可在平庸将领的手中却是一个累赘。

同年四月，费祎率大批蜀汉援军抵达汉中。魏军闻报，军心越发动摇。参军杨伟向曹爽分析了眼下的严峻形势，极力建议立刻退兵，否则必将大败。

曹爽当然不甘心就此退兵。正犹豫时，邓飏和李胜这两个始作俑者又开始互相推卸责任，当着曹爽的面争吵不休。杨伟趁势劝他说：“邓飏和李胜终究会坏了国家大事，应该把他们斩杀！”

曹爽虽然也不喜欢这两个家伙“狗咬狗，一嘴毛”的样子，但二人毕竟是他的心腹，岂能说杀就杀？

就在魏军进退两难之际，得到情报的司马懿及时给夏侯玄写了一封信，说：“当年武皇帝（曹操）二征汉中时，险些大败，最后也不得不撤军了，这些事你都知道。如今，兴势山山势至险，蜀军却已先行占据。我军若进攻，敌人必结营固守，不肯出战；若是撤退，敌人必切断退路，截击我军。到时候很可能全军覆没，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夏侯玄见信，越想越恐惧，便力劝曹爽赶紧撤兵。

到了五月，万般纠结的曹爽终于在一仗没打的情况下，无比尴尬地草草退兵了。

然而，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反复纠结的这一个月间，费祎已经率蜀汉大军悄悄绕到了他的背后，且分别占据了沉岭、衙岭、分水岭（皆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这三座高地，几乎把魏军的退路完全截断了。

一切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到了这一步，曹爽也只能硬着头皮杀开一条血路了。

史称：“费祎进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失亡甚众，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魏纪六》）

就是说，曹爽不得不命部众拼死争夺这三座高地，为此进行了一番苦战，最后虽然得以通过，但是伤亡极为惨重；而关中历年来储备的粮草和其他军需物资，也因这场大败仗而虚耗一空。

兴势之战，在历史上并不太出名，但此战的意义却不可小觑。

对曹爽个人而言，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却遭遇如此惨败，对其威望和影响力无疑造成了严重打击，从而为他五年后的政争落败埋下了伏笔；对曹魏而言，经此一败，魏国高层征伐蜀汉的信心大为受挫，以致后来司马昭决意伐蜀时，满朝文武基本上都持反对意见，只有钟会一人赞同。

对费祎个人而言，此次大胜有力地巩固了他大将军的地位，并为他随后接替蒋琬执掌朝政铺平了道路；对蜀汉而言，这场胜仗振奋了人心和士气，也震慑了曹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帮蜀汉延续了二十年的国祚。

不过，尽管如此，蜀汉整体国力的弱小和军事上的颓势仍然是无法掩盖的，并不会因为一场胜仗而从根本上改变。换句话说，兴势之战只能帮蜀汉“续命”，却无法帮它“改命”。

这一年年底，蒋琬因久病不愈，主动提出把自己兼任的益州刺史一职让给费祎。刘禅遂命费祎兼任益州刺史，同时把费祎兼任的尚书令一职给了侍中董允，让董允做费祎的副手。

至此，蒋琬虽然还是大司马，但蜀国朝政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转到了费祎和董允手上。

由于连年征战，蜀汉的政务十分繁杂，之前费祎担任尚书令时，每回批阅公文，都只是匆匆瞄上一眼，便能把握要旨，做出决断，速度快过常人好几倍；而且，只要是经他之手处理过的政务，不管时隔多久都能牢记不忘。

费祎甚至还有一心多用的本事，他经常一边处理公务，一边接待客人；然后到了饭点，他能一边吃饭喝酒、与众人嬉戏，一边跟人下棋。一整天下来，自己玩得很尽兴，公事却丝毫不耽误。

可轮到董允当尚书令，那就是两码事了。他本来想效仿费祎工作娱乐两不误的潇洒作派，没想到才学了十来天，案头上的公文就已堆积如山，严重耽误了工作。

后来，董允只好老老实实埋头处理公务。可饶是如此，一天忙下来，还是感觉事情做不完，时间不够用。

董允十分无奈，只能仰天长叹：“人和人的才干能力，就是相差这么大，费祎之才，非我所能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