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后，丞相长史杨仪秘不发丧，立刻集合部队，匆忙南撤。当地百姓见状，马上跑去告诉了司马懿。司马懿怀疑诸葛亮已经死了，大好战机绝不能错过，旋即率部追击。

危急时刻，姜维作为此刻蜀汉中军职位最高的军事主官，急命杨仪掉转方向，让部队大张旗鼓，做出要迎击魏军的样子。司马懿担心诸葛亮没死，更怕诸葛亮像上回在木门道那样设下埋伏，赶紧勒住缰绳，下令全军后撤。

当地百姓得知司马懿被吓退，就传出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走生仲达”，就是死去的诸葛亮却把大活人司马懿给吓退了。司马懿听说后，只好笑着自我解嘲：“我能预料他生前的事，却料不到他死后的事。”

杨仪抓住司马懿后撤的时机，领着蜀军有条不紊地撤出了战场。直到进入褒斜谷，杨仪估摸着安全了，才正式发丧。

司马懿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赶紧再度追击，途经蜀军留下的营地时，刻意参观了一番，也许是有感于诸葛亮治军的严整，遂感叹道：“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啊！”

司马懿评价诸葛亮的这句话，颇有些英雄相惜的意味，在历史上很有名。不过，在做此评价之前，司马懿其实早就对诸葛亮点评了一番，却句句贬损，跟这个评价完全是矛盾的。

那是在两军对峙之时，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问及前线军情，司马懿就在回信中提到了诸葛亮，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

诸葛亮虽志向很大，但无法洞察时机，谋略虽多，但缺少决断，喜欢用兵，却不懂权变。所以，他虽然领兵十万，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击败他是必然的。

很明显，这是相当负面的评价。

司马懿为何在短短时间内，对诸葛亮的评价反差这么大呢？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之前两军对垒，胜负还在未定之天，司马懿自然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他肯定要贬低诸葛亮，如此才能给自己打气，也给后方（尤其是给皇帝）增强信心。可现在诸葛亮死了，蜀军退却，魏军不战而胜，司马懿如果继续贬低诸葛亮，客观上等于说自己胜之不武。因此，只有抬高诸葛亮，才能在无形中抬高自己。说白了，如果诸葛亮是“天下奇才”，那么司马懿作为熬死诸葛亮并最终不战而胜之人，岂不是奇才中的奇才？

当然，司马懿内心肯定也是佩服诸葛亮的，毕竟在上回的卤城之战中，他曾被诸葛亮打得大败而逃。所以，说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也不全是司马懿自抬身价，其中多少还是有些敬佩之情的。

参观完蜀军营地，司马懿继续往南追，一直追到赤岸（今陕西留坝县北），始终不见蜀军踪影，方才回军。

按理说，司马懿停止了追击，蜀军就可以顺利南撤了，可事实上，蜀军的麻烦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

因为此次有四名文武高官跟随诸葛亮一同出征，其中除了长史杨仪、中监军姜维、司马费祎，还有一个蜀汉军方的重量级人物——魏延。

而蜀军的麻烦就在于，魏延与杨仪素来不睦，几乎就是死对头，之前还有诸葛亮在上面压着，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可如今诸葛亮不在了，二人的矛盾随即爆发。

魏延这个人，勇猛过人，善待士卒，在军中很有威望，早在建安末年便深受刘备器重。当年刘备攻下汉中时，全军上下都认为刘备一定会让张飞镇守汉中，张飞自己也觉得这个重要职位非他莫属，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刘备却让魏延做了汉中太守。

当时，刘备大宴群臣，席间故意对魏延说：“委派给你这个重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魏延当即起身，朗声道：“若曹操举天下之兵而来，我为大王拒之；若命偏将率十万之众而来，我为大王吞之。”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刘备十分满意，众人也无不赞叹魏延的豪壮。

此后，魏延作为独当一方的大将，镇守汉中达十余年。因蜀汉后期将星凋零，到诸葛亮屡次发动北伐之际，魏延基本上已经是蜀汉军方资历最深、威望最高的元勋宿将了。建兴八年，魏延奉诸葛亮命，与吴懿率偏师深入陇右腹地，大败魏将郭淮、费曜，取得阳溪之战的胜利，因功擢升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

正因为资望深厚且军功卓著，所以魏延不免有些居功自傲、自视甚高，与后期的关羽颇为相似。

诸葛亮发动的五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了。从第一次北伐开始，魏延就提出了“子午谷奇谋”的大胆计策，却被诸葛亮否决。后来几次，魏延甚至提出了比“子午谷奇谋”更大胆也更冒险的计划，即要求诸葛亮给他一万精兵，然后诸葛亮率大军走常规路线，而他则率领一万精兵穿越秦岭，绕过长安，直取潼关，最后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

此计可行性如何，暂且不论，光是这个奇想，就足以让人惊掉下巴了。因为直取潼关，就意味着把整个关陇地区与曹魏京师洛阳之间的联系彻底切断，将长安变成一座孤城。假如此计成功，无疑会对曹魏构成沉重的打击和极大的威胁；但万一失败，也会将蜀军置于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险境之中。

如此天马行空、近乎赌博的计划，自然是被生性谨慎的诸葛亮否决了。

魏延不死心，提了好多次，诸葛亮始终不同意。为此，魏延不免牢骚满腹，常私下吐槽诸葛亮怯懦，并长吁短叹，恨自己的才干没有用武之地。

在当时的蜀军中，所有人慑于魏延的威望、地位和傲气，无不让他三分，只有一个人不买他的账，这个人就是丞相长史杨仪。

杨仪是襄阳人，早年在荆州任职，后投奔关羽，又被关羽派到成都，得刘备赏识，历任尚书、太守等职；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任丞相参军，开始追随诸葛亮北伐，并于建兴八年升任长史。

因杨仪精明干练，所以诸葛亮每次出征，都把粮秣筹备、物资配给、人员调度、作战规划等一干大事全部交给他负责。而杨仪也从没让诸葛亮失望，办事效率奇高，绝不拖泥带水，因此深受诸葛亮器重，在军中颇有实权。

杨仪不把魏延放在眼里，魏延自然怀恨在心，于是这一文一武便势同水火了。

诸葛亮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袒，又找不到办法消除他们的矛盾，客观上就造成了和稀泥的局面。当时费祎也一直在尽力弥合二人的关系，可惜收效甚微。久而久之，蜀汉这两位高官水火不容的消息就传开了，甚至传到了孙权耳中。

有一回，费祎出使吴国，孙权宴请他，喝高了，便口无遮拦道：“杨仪和魏延，不过是两个放牛的家伙罢了（意指出身低贱），虽然有些鸡鸣狗吠的微末贡献，也没什么了不起。如今贵国既已重用他们，那就骑虎难下了。倘若有朝一日，诸葛亮不在了，他们必定生出祸乱。可贵国诸君仍旧稀里糊涂，不去考虑这些，也不防患于未然，难道是想留给后代去解决？”

孙权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费祎自然不服，便不以为然道：“杨仪和魏延不和，只是起于私愤，并没有韩信和英布那样难以驾驭的野心。当务之急是扫除强敌，统一海内，所以需要人才，只有重用人才方能建立功业。倘若舍弃他们不用，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这就像担心风浪而放弃船只一样，不是长远之计。”

然而，费祎万万没料到，孙权貌似随口一说的酒后之言，最后竟然一语成谶了。

诸葛亮病重之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与杨仪、费祎、姜维一同拟定了他去世后的撤兵计划。按照计划，是让杨仪带主力先撤，其次是姜维所部，最后由魏延断后。诸葛亮预料魏延可能会有变数，就叮嘱杨仪等人，万一魏延抗命不从，大军仍按原计划撤退，不必管他。

数日后，诸葛亮去世，杨仪一边秘不发丧，一边命费祎前往十里外的前军大营，把撤兵计划告诉魏延，看看他做何反应。

魏延得知诸葛亮已死，觉得自己出头的机会来了，便对费祎道：“丞相虽然不在了，可我魏延还在。丞相府的一干属官随员，尽可运送灵柩回去安葬，我自当率各军继续杀敌，岂能因一人之死而废天下之事！”

这话虽然有些道理，而且颇为豪迈，但明显是要抗拒丞相遗命了。此外，不论魏延主观上是否出于公心，他这么说，客观上已经有夺取兵权的意味了。

还没等费祎答话，魏延又接着道：“更何况，我魏延是何许人，岂能受杨仪节制，充当他的后卫？”

完了。如果说前面那些话多少还有些大局观念，让费祎一时还难以判断的话，那么此言一出，魏延就等于把自己推入因私害公的不义之地了，让费祎还怎么相信他？

随后，魏延不顾费祎作何感想，立刻草拟了一份新计划，自顾自地决定谁该护送灵柩南下，谁该留在前线御敌，然后叫费祎起草，并跟他联合署名，最后要求费祎马上把该计划通知给各军将领。

费祎不敢明着反对，便耍了个花枪，表示支持魏延，说：“我可以帮大将军去说服杨仪，他只是个文吏，不懂军事，必定不敢抗命。”

说完，费祎丝毫不敢耽搁，立刻上马狂奔而去。

片刻后，魏延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忽悠了，想要去追，可费祎早就跑得没影了。

魏延旋即派人去中军刺探情况。很快，手下回报，说杨仪等人正按原计划行动，各军都已经准备撤退了。魏延大怒，立刻率部出发，赶到了杨仪前头，并趁着杨仪和姜维回师恫吓司马懿的时机，抢先进入了褒斜谷。

接下来，魏延干了一件蠢事。

为了阻止大军南撤，魏延竟然下令焚烧褒斜谷中的栈道。等到杨仪等人率大军赶到，眼前的一幕顿时令他们目瞪口呆——身后的司马懿大军仍然紧追不舍，前方唯一的去路居然被自己人切断了，这叫什么事儿？！

杨仪忍无可忍，立刻上表，命快马飞报刘禅，状告魏延谋反。魏延也不甘示弱，同样上表告杨仪谋反。

刘禅同时接到这两份告状书，顿时傻眼，赶紧咨询留守成都的董允和蒋琬，自己到底该相信谁？

董允和蒋琬都表示，杨仪还是信得过的，可魏延就不太好说了。

没办法，像魏延这种性情孤傲、人缘太差的人，实在不适合混官场。假如朝廷有人替他说话，魏延最后的下场应该也不会那么惨。

杨仪担心司马懿追上来，赶紧命部众修复栈道，而魏延则先行穿越褒斜谷，然后在南边的谷口勒兵布阵，准备跟杨仪动刀子了。

当杨仪等人率大军昼夜兼程赶到南谷口，先头部队马上遭到了魏延所部的小规模攻击，杨仪连忙命何平率军前去抵御。

何平率部来到前方，立刻指着魏延的部众破口大骂：“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就敢对自己的同袍下手？”

闻听此言，魏延的部众面面相觑，都不敢还嘴。毕竟，魏延的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在眼里——先是抗拒丞相遗命，继而悍然烧毁栈道，现在又要对同袍大开杀戒，如此种种，实在是有些丧心病狂。

跟着这样的领导混，随时会被扣上造反的罪名，不光自己有掉脑袋的风险，恐怕一家老小和三族亲眷都会被连累。

一阵沉默后，魏延部众的阵脚就开始松动了，一拨又一拨的人马陆陆续续掉头离去，各自逃散。不消片刻，整支成建制的部队就这么溃散掉了，一个人都没剩下。（《三国志·魏延传》：“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

自古以来，造反都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其技术核心就在于两个字——人心。而人心看似虚无缥缈，其实是很实在的东西，它通常由三个部分构成，或者说由三大要素支撑：第一，所有参与者对主事者要具备绝对的忠诚；第二，主事者要用最大的利益捆绑所有参与者，或者让参与者看见一个充满**力的未来；第三，不论造反行动是否出于正义，主事者都必须让所有参与者相信，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亦即一定要占领政治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

三者皆备，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即便不是百分之百，应该也有八九成，比如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还有朱棣的靖难之变，在这三个方面几乎都拿了高分。而倘若三者都不具备，那大概率就是玩火自焚、死路一条了。

反观魏延，从第一条看，其部众在正常的对敌战斗中，对魏延的忠心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临阵倒戈打自己人，忠诚度必然就大打折扣了；第二条，从现有史料看，魏延既没有给部众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没有给他们画饼，许诺一个充满**力的未来，所以这一条只能拿零分；第三条，如前所述，非但没拿分，反倒拿了负分。

所以，魏延必败无疑。

眼见部众哗啦一下全跑光了，魏延追悔莫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机搞这么多事，结果竟然是众叛亲离，把自己搞成了光杆司令！

没辙了，魏延只能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落荒而逃，往汉中奔去。

汉中毕竟是他经营了十余年的地方，想必能够成为他最后的避难所。

然而，杨仪是断然不会给魏延这个机会的。他立刻命将领马岱率骑兵追击。很快，马岱追上了魏延，骑兵一拥而上，几道刀光闪过，魏延和他儿子们的脑袋就相继掉落马下了。

马岱提着魏延的脑袋回营。杨仪一看，立马起身上前，把这颗血淋淋的脑袋踩在地上，恶狠狠地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三国志·魏延传》）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之后，杨仪又残忍地诛杀了魏延的三族。

与此同时，蒋琬正率宿卫禁军风驰电掣地赶往前线，目的是控制局势，尤其是控制魏延。不过，才往北走了数十里，魏延已死的消息就传来了。蒋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旋即掉转马头，回朝复命。

昔日战功卓著的蜀汉名将魏延，就这样落了个身死族灭的悲惨结局，实在令人唏嘘。尤其考虑到魏延是当时蜀汉硕果仅存、唯一能独当一方的宿将，他的死就更让人遗憾了，显然也是蜀汉的巨大损失。

纵观整个悲剧事件，应该说魏延本人要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有三：第一，抗拒诸葛亮遗命，企图夺取兵权；第二，烧毁栈道，置全军于万分危险之地；第三，主动攻击友军，险些酿成自相残杀的大祸。

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够杀头的，所以魏延最后身首异处并不算冤。

不过话说回来，魏延事件的性质究竟算不算谋反，还是有待商榷的。通常意义上的谋反，其目的要么是颠覆朝廷，要么是封疆裂土，要么是叛国投敌。但很显然，魏延似乎并没有这些动机。他之所以跟杨仪爆发内讧，目的只是夺取军事指挥权，以便按他自己的意志跟魏国作战，根本无意背叛蜀国。正因如此，当部众尽皆溃散后，魏延也没有叛逃到魏国去，仍然想回汉中。就是说，直到穷途末路之时，他内心依然是忠于蜀汉朝廷的，并无谋反之意。

就此而言，魏延所采取的那些行动，其性质应该属于兵变，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谋反。可魏延的错误就在于，他虽然没有谋反的主观动机，但客观上采取的行动却完全可归于谋反之列，且潜在后果也堪比谋反。

况且，谋反这种事情，是既论心也论迹的——有谋反之心要杀，有谋反之行更要杀！既然你的行动已经与谋反无异了，那谁还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尤其魏延的对手又是多年死敌杨仪，那么他的谋反罪名当然更是铁板钉钉、毫无商量余地了，所以最后三族被灭，尽管有点冤，却注定是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