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十二年四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从斜谷道穿越秦岭，进抵郿县，于渭水南岸扎营。司马懿立刻率部渡过渭水，然后背靠渭水修筑营垒，与蜀军对峙。

这两个老对手又见面了。

由于在上次卤城之战中，诸葛亮一反常态地采取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并且打赢了那一仗，给司马懿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所以这一回，司马懿也拿不准诸葛亮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战术。

是回归保守和谨慎，像前三次北伐一样？还是延续卤城之战的打法，出人意料，兵行险招？

司马懿心中忐忑，忍不住对诸将道：“诸葛亮如果进军武功（治今陕西咸阳市杨陵区），依着山势（秦岭北麓）向东推进，就足以让人担忧；可他要是西上五丈原，那我军就平安无事了。”

前者是剑指长安，属于激进打法；后者是稳扎稳打，回归保守战术。

那么，诸葛亮会怎么做呢？

让司马懿长舒一口气的是，诸葛亮选择了后者——屯兵五丈原。

五丈原，位于今陕西宝鸡市岐山县南，是秦岭北麓黄土台原的一部分，海拔约750米，原上地势平坦，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约1.8公里。此地南靠秦岭，北临渭水，东、西、北三面均为悬崖陡坡，居高临下，地形险要，南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便称其“高平广远”，乃“行军者必争之地”。

诸葛亮占据这座易守难攻的高地，目的就是先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再寻找机会与司马懿决战。

蜀军进驻五丈原后，魏将郭淮预判诸葛亮很可能会分兵渡过渭水，进一步占据渭水北原，从而切断关中与陇右之间的联系。所以，郭淮立刻向司马懿建议——抢先占领北原。

尽管多数将领都不认同郭淮的判断，可司马懿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他先行渡河，进驻北原。

郭淮率部进驻渭水北岸后，立刻着手修筑营垒、挖掘壕沟，可工事刚修到一半，蜀军果然就杀过来了。郭淮早有准备，遂从容迎战，击退了蜀军，首战取得小胜。

此时，孙权正在埋头进攻合肥新城，曹叡决定御驾亲征。临行前，曹叡特意派遣将军秦朗率步骑两万驰援司马懿，并给司马懿下了一道敕令，说：“你只管坚壁清野，据守营垒，慢慢挫尽敌人的锐气，让蜀军进无可攻，退无可战。时间一久，他们就断粮了，又没有地方可以掳掠，必然撤退，到时候你再追击，必可大获全胜。”

就在曹叡给司马懿下这道命令的同时，诸葛亮也正在思考同一件事情。

诸葛亮很清楚，自己利在速战，可司马懿断然不会给他机会，接下来必定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和消耗战，如此蜀军也必将面临粮食不继的老问题。

木牛流马虽然足以提高运输效率，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诸葛亮这回想到了一个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屯田。

是的，他要在曹魏的关中地区，也就是司马懿的眼皮底下，打造一个军粮生产基地，“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三国志·诸葛亮传》）。

你司马懿不是想用持久战耗死我吗？行，那我就奉陪到底，跟你打持久战。只要有粮食吃，想打多久都可以，谁怕谁啊！

很快，诸葛亮就把这个貌似异想天开的想法付诸实行了。他命部分士兵沿渭水河岸开垦荒田，与此地的魏国老百姓一块挥锄洒汗，“杂于渭滨居民之间”——你们种你们的地，我们屯我们的田，大家两不相碍。

有了粮食保障，诸葛亮就有了足够的底气，可以跟司马懿耗个一年半载了。随后的日子，蜀、魏两军就这样隔河对峙，谁也没动。

这一年七月底，东吴的三路大军先后退兵，魏国东线战场的危机解除，不少大臣立即建议曹叡西幸长安，到西线坐镇，给司马懿及其部众加油打气。

可曹叡认为完全没这个必要，说：“孙权一逃，诸葛亮肯定吓破胆了，司马懿大军足以对付他，我根本不担心。”

诸葛亮当然不会吓破胆，只是一直跟司马懿这么耗着，到头来终究是对蜀汉不利的。到当年八月，诸葛亮和司马懿已经足足对峙了一百多天，其间诸葛亮屡屡派人挑战，可司马懿始终不为所动。

然后，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桥段就出现了——诸葛亮想了一个损招，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套女人的衣服，“遗懿巾帼妇人之服”，以此羞辱他，逼他出战。

来吧司马懿，别老像个妇人一样躲着，有种就出来跟我痛痛快快大战一场！

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被塑造得十分老奸巨猾，忍辱之功可谓登峰造极，看到诸葛亮送来的女人衣服，虽然心中大怒，脸上却仍保持微笑，而且甘之若饴地接受了。不过，在正史中，司马懿却不是这种表现，而是勃然大怒，并立刻上表曹叡，请求出战。

曹叡一见奏表，赶紧派卫尉辛毗持节来到前线，以军师的身份节制司马懿，严令禁止他出战。

此次北伐，诸葛亮着意培养的一个后起之秀也随同出征，他就是姜维。此时姜维已官至中监军，进入了蜀汉军方的领导核心。他得知辛毗持节抵达前线，顿时有些丧气，对诸葛亮说：“辛毗持魏国皇帝符节而来，看来司马懿再也不可能应战了。”

诸葛亮淡淡一笑。

姜维毕竟还是年轻，只看见表面发生的事情，却看不穿司马懿“上表请战”的真正动机。

他对姜维说：“司马懿根本不是真心想打。他之所以坚决请战，只是摆出一个姿态，借皇帝的权威，堵众人的嘴罢了。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要是真的有把握击败我们，岂有千里之外请求出战的道理？”

姜维恍然大悟。

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

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个老对手，彼此就都很了解。所以，诸葛亮才会把司马懿“请战”背后的动机看得一清二楚。

面对敌人的羞辱，一般的反应不外乎两种：第一，愤而出战，挽回面子；第二，忍辱负重，继续当缩头乌龟。

前者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自然反应，其好处是保住了男人的尊严，坏处是中了敌人的激将法，对大局有害无益。普通人为什么大多成不了大事，原因就在于面对这种事情，往往沉不住气，忍受不了羞辱。

后者是极少数人才会有的反应，其好处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坏处是丢掉了男人的面子。许多成大事者，往往会作此选择，比如甘受**之辱的韩信。而罗贯中之所以在《三国演义》中让司马懿甘愿受辱，正是因为这么写才能显示司马懿的厉害和高明，让读者不得不佩服他的老谋深算。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恰恰出人意料地作出了第三种选择，既不像一般人那样为了面子不顾一切，也不像小说塑造的那样为了大局甘愿忍辱。事实上，正如诸葛亮分析的那样，这第三种选择，才是真正厉害和高明的做法，比单纯忍辱高明多了。

首先，司马懿做出勃然大怒、上表请战的姿态，足以保住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同时也让自己和部众的愤怒情绪得以释放。此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像上回那样被将士们讥为“畏蜀如虎”。然后，司马懿很清楚曹叡一定会驳回他的请求，所以也不必担心这么做会破坏大局。

换言之，这么做既回应了诸葛亮的挑战，又满足了部众的求战心理，司马懿的个人权威也能得以维护；至于最后仍不得出战，那是皇帝不允许，不是他司马懿的问题，所以谁都没话说。

如此公私兼顾、两全其美的办法，不是比上述两种反应都更为高明和老谋深算吗？

在两军对峙的日子里，诸葛亮和司马懿时常互相派遣使者。这些使者名义上做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借机刺探对方军情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

有一天，蜀军使者又来到魏军大营，司马懿丝毫不谈及军情，只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以及平时忙些什么，话题貌似十分琐碎。使者放松了警惕，如实回答道：“诸葛公夙兴夜寐，勤于治军，凡二十板子以上的军法处分，都要亲自裁决；至于饭量嘛，不过数升而已。”

关于诸葛亮的饭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的记载是“所啖食不至数升”，只说了个虚数；而《晋书·宣帝纪》的记载比较具体，说是“三四升”。

汉代的一升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若换算成重量，是150～200克；若采《晋书》“三四升”的说法，那么诸葛亮每天的食量就是450～800克。参考今天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饭量在750～1200克，这么一比较的话，诸葛亮的饭量是偏小的。

我们之所以要研究这个细节，是因为在司马懿看来，诸葛亮的饭量多少，是比任何军情都更重要的机密。

听完使者的回答，司马懿若有所思，稍后便对左右道：“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资治通鉴·魏纪四》）

诸葛亮吃得那么少，事儿又那么多，他能活得长吗？

不出司马懿所料，没过几天诸葛亮就病了，而且病情凶猛，一下就把他击倒了。后主刘禅闻讯，连忙派朝臣李福赶来探望。

李福在病榻前跟诸葛亮交谈良久，咨询了许多军国大事后，赶紧匆匆南返。

可是，李福问了一大堆，却恰恰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诸葛亮一旦撒手人寰，蜀汉的军国大计该托付给谁？

事实上，此时诸葛亮的心中，早已有了一个合适的继任人选，他就是蒋琬。

蒋琬，字公琰，零陵郡湘乡县（治今湖南湘乡市）人，弱冠知名，早年只是刘备身边的秘书（书佐），追随刘备入蜀后担任广都（治今成都双流区）县长。有一次刘备出游，偶然经过广都，发现蒋琬竟然大白天喝得酩酊大醉，什么事都不管，顿时大怒，要杀了他。诸葛亮赶紧替他求情，说：“蒋琬是社稷之器，不止是百里之才。他治理政事，以安民为本，不喜欢做表面文章，愿主公详察。”

刘备看在诸葛亮的面子上，赦免了蒋琬的死罪，但却把他的官职撤了，以示惩戒。过了一阵子，蒋琬才被刘备重新起用，担任什邡（治今四川什邡市）县令。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蒋琬升任尚书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蒋琬入丞相府，任东曹掾，不久升任参军。建兴五年，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北伐，命蒋琬和长史张裔一同留守丞相府，负责后勤工作。建兴八年，蒋琬接替张裔出任丞相长史，并兼抚军将军，成了诸葛亮最为倚重的副手。

朝中有人好做官。正是有了诸葛亮的赏识和大力提携，蒋琬才能一路高升，最终跻身蜀汉的权力中枢。当然，蒋琬自身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否则诸葛亮也不会如此看重他。

此后，诸葛亮每次出征，后方的兵源和粮食保障工作基本上都由蒋琬负责，而蒋琬也从没让他失望。诸葛亮因此对蒋琬赞叹有加，曾说：“公琰志节高远，为人忠诚，当是和我共同辅佐王业的人啊！”

甚至早在这次北伐之前，诸葛亮就已密奏刘禅，说：“臣万一遭遇不幸，国家大事可托付给蒋琬。”

此事刘禅知情，可李福压根儿一无所知，所以他在路上跑了几天后，突然想到了继任者的问题，慌忙掉转马头，折回前线，又来找诸葛亮。

诸葛亮料到他会回来，所以没等他开口，便道：“我知道你回来的用意，之前我们虽然谈了一天，但有些事还是没谈到。你想问的那个问题，答案就是蒋琬。”

李福这回学乖了，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便又问道：“那敢问先生，蒋琬之后，又该让谁继任？”

诸葛亮的回答是：费祎。

费祎，字文伟，江夏郡（左黾右阝）县（今河南罗山县西）人，自幼丧父，由族叔费伯仁抚养长大。费伯仁与刘璋是表兄弟，由于这层亲戚关系，费伯仁便带着费祎投靠了刘璋。费祎遂在蜀地游学，结交了益州官员董和之子董允，两人才学都不错，渐渐有了不小的名气。刘备入主益州后，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两个年轻人。

有一次，费祎和董允要一起去参加许靖之子的葬礼，董允想跟他爹要一辆豪华马车，可董和却给了他们一辆仆人用的小破车。董允很郁闷，不太想上车，费祎却不以为意，抬脚就坐了上去。

两人乘坐小破车到了地方，抬头一看，以诸葛亮为首的达官贵人全都来了，眼前自然是清一色的豪车。董允颇有些自惭形秽，从头到尾都局促不安，可费祎却安然自若。

事后，董和知道了儿子的表现，就对董允道：“我曾以为你和文伟的水平不相上下，今天，我算是看明白了。”言下之意，你小子比人家费祎差远了。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董允被一辆小破车逼得现了原形，明显是过于看重外在的东西，缺乏一个读书人应有的“自足自得，不假于外”的修行功夫，难怪他爹要敲打他。

刘备立刘禅为太子后，同时任命费祎和董允为太子舍人。不久，费祎调任太子庶子，董允调任太子洗马。刘禅继位后，二人又同任黄门侍郎，成了皇帝的近臣。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班师回朝，百官都到数十里外迎接，当时大多数人都比费祎年纪大，职位也比他高，可诸葛亮偏偏只叫费祎一个人与他同乘。从此，蜀汉的文武百官无不对费祎另眼相看。

此后，费祎多次奉命出使东吴，表现出了过人的外交才干，连孙权都对他颇为赏识。费祎遂一路升迁，于建兴八年官居中护军，旋即又任丞相司马，与蒋琬一道成了诸葛亮的左膀右臂，也成了蜀汉军政高层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所以，诸葛亮现在指定蒋、费二人为第一和第二顺位继承人，是顺理成章之事。

李福得到了这两个答案后，仍不满足，又问：“那费祎之后呢？”

诸葛亮沉默了。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是诸葛亮不想回答，而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因为诸葛亮是人，不是神。他凭借自己的眼光和经验指定两位接班人，相当于为蜀汉今后一二十年的军国大政作出了安排，这已经是他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如果再让他指定更多的继任者，无异于要求他具备预测未来、神机妙算的能力，希望他把身后三五十年的大事都安排妥当，试问这如何可能？谁又能知道几十年后的局势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即便诸葛亮不自量力给出答案，对未来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简言之，将来的事，只能由将来的人去做，诸葛亮不必也不能越俎代庖。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

蜀汉建兴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一个天地萧瑟、秋风呜咽的日子，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终年五十四岁。

纵观刘备死后的这十一年，诸葛亮为了蜀汉的生存和发展，殚精竭虑，尽忠职守，一次南征，五次北伐，内修政理，外御强敌，可以说完全对得起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也对得起他自己写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

虽然从结果上看，诸葛亮毕生追求的那个“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甚至倾尽国力也未能给强大的曹魏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他从未背弃过自己的理想，也为了这个理想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纵然诸葛亮已经拼尽全力，却终究无法改变蜀弱魏强的事实，更改变不了他自身的寿命长短。冥冥之中，或许我们都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气数”“国运”“天意”这些东西，而它们通通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无论如何，诸葛亮尽力了，至于结果如何，或许也没那么重要了。

早在此次出征前，诸葛亮或许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所以特意给刘禅留下了一道奏表：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

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家中子弟的衣食用度，已经足够了。至于臣在外任职，没有别的安排，随身衣食用度都仰仗朝廷供给，没有另外经营产业以增加收入。在臣死的那一天，不让家中有剩余的布帛，不让外面有盈余的财产，以免辜负了陛下。

事后来看，这无疑是一封遗书，也是一位家无余财、正直清廉的“权臣”，留给皇帝和世人的一份“财产公示书”。

诸葛亮去世后，人们发现，事实果然如其所言。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给予了诸葛亮很高的评价，当然也没有避讳他的短处：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担任相国，安抚百姓，普及礼仪教化，精简官职，建立合乎时宜的制度，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治国；对尽忠职守、有益时局之人，即使有仇也会奖赏，对犯法违纪、怠政懒政之人，即使亲友也会惩罚，对诚心认罪、坦白情由者，即使重罪也会宽大，对花言巧语、文过饰非者，即使轻罪也会重罚；再小的善行也会受到奖赏，再小的恶行也会受到惩罚；处理政事能洞明练达，观察事物能把握根本，工作中实事求是，厌恶一切弄虚作假。最终，诸葛亮在整个蜀汉，都能获得百姓的敬畏和爱戴，是故刑法虽严却无人埋怨，因为他用心公平且赏罚严明，堪称治世之良才，可与管仲、萧何相媲美。然而他连年发动战争，却无法成就功业，大概是随机应变和军事谋略这方面，不是他擅长的吧。

一言以蔽之，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诸葛亮不愧为一代名相，可在用兵作战方面，他的能力的确有限。

对此，后人既不必隐恶溢美，把他神化，也不宜求全责备，苛责古人。

随着诸葛亮的溘然长逝，群龙无首的蜀军别无选择，只能撤退，蜀汉的第五次北伐就这样无果而终了。

谁也没料到，就在诸葛亮刚刚闭上眼睛，尸骨未寒之际，军中高层竟然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内讧，险些导致蜀军在撤退途中自相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