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后，杨仪等人并未将其灵柩送回成都，而是按诸葛亮临终遗命，将其安葬在了沔阳（今陕西勉县）附近的定军山脚下。

刘禅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故后世常称其为“诸葛武侯”。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敬和怀念，蜀国百姓纷纷请求给诸葛亮立庙，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刘禅居然拒绝了。百姓们无奈，只好在清明节和诸葛亮的忌日之时私自祭拜。由于没有正式场所，百姓们只能因陋就简，在田边路旁焚香祭拜，聊寄哀思。

这样的情景，显然与诸葛亮生前的身份极不相称。后来，才有一个叫习隆的步兵校尉，与其他军官联名上书，请求在定军山的武侯墓附近给诸葛亮建庙，以免老百姓私自祭拜，有失体统。

刘禅这才同意了。

发生在诸葛亮身后的这件事，十分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自从刘备死后，诸葛亮就成了蜀汉集团当之无愧的实控人，名义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连皇帝刘禅都对他言听计从。这样一位地地道道的元老，死后皇帝却连一座庙都不给他盖，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帝会喜欢权臣，纵然诸葛亮是一个公忠体国、毫无私心的权臣，也不例外。

诸葛亮辅政之初，刘禅才十七岁，诸葛亮肯定对他管得很严，这从《前出师表》就可以看出端倪，所以刘禅对诸葛亮自然是敬畏有加。随着时间推移，刘禅渐渐成熟，肯定会对诸葛亮的管束和教导心生厌烦。然而刘禅既不能也不敢表现出来，只能压在心里，久而久之，他对诸葛亮的敬畏就会变成害怕和怨恨。

诸葛亮去世的这一年，刘禅已经二十八岁，郁积在心里十余年的怨气自然要释放出来。而不给诸葛亮盖庙，就是他出气的方式。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蒋琬和费祎也不便公开劝谏。但是，身为诸葛亮的继任者，不管出于公心还是个人感情，他们肯定都希望给诸葛亮建庙。于是，就有了后来习隆等人的联名上书。我推测，此举很可能是蒋琬和费祎在背后授意的，而刘禅想必也能看到这一点。

刘禅虽年近而立，但远远不具备治国理政的能力，只能倚重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所以，出完气后，面对来自百姓和军队的呼声，以及来自蒋琬和费祎的无形压力，他就没有理由再反对建庙了。

随着诸葛亮的去世，蜀汉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蒋琬升任尚书令，总揽国事，并于次年进位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则于次年接任了尚书令。原左将军吴懿擢升车骑将军，继魏延之后出镇汉中。

值得一提的是，刘禅虽然按照诸葛亮遗命，让蒋琬总揽军国大政，但却取消了“丞相”之职。终蜀汉之世，刘禅都没有再设置丞相。这再一次从侧面证明，诸葛亮给刘禅造成的心理阴影是相当大的，以至于诸葛亮死后，刘禅连他担任过的职位都要撤销掉。换言之，刘禅显然不希望蒋琬、费祎这些人上位之后，又像诸葛亮那样管束和制约他。

这十余年来，蜀国朝野上下都以诸葛亮为主心骨，如今诸葛亮不在了，一时间都不太适应，因而人心惶惶，对蜀汉的前途命运深感忧虑。而蒋琬上位后，表现得非常沉稳，既不因诸葛亮去世而面露悲戚，也不因大权在握而得意欣喜，言谈举止皆一如往常，展现出了做大事者应有的定力和气度。慢慢地，朝野上下钦佩他的人越来越多，蜀汉的人心由此才安定了下来。

然而，正当朝野归心、局势渐安之际，有个人却对蒋琬发起了挑战。

这个人就是杨仪。

自从灭掉了魏延，杨仪便以蜀汉的大功臣自居，认为最有资格继任丞相的人就是自己。但没想到，他回朝后只得到了一个“中军师”的职位，上位的却是蒋琬。

“中军师”在战时还算有一些权力，可在平时基本上就是个闲职，杨仪自然对此愤愤不平。其实要论官场资历，杨仪是比蒋琬老的。早在刘备时代，杨仪就已经是朝廷的尚书，而蒋琬只是尚书郎，刚好是杨仪的手下。到了诸葛亮时代，两人同任丞相府属官，但杨仪每次都随同出征，且担当重任，蒋琬只是留守丞相府负责后勤。所以，在杨仪看来，不论资历还是能力，自己都远在蒋琬之上。

可问题在于，诸葛亮并不这么看。

诸葛亮用人，不仅看能力，更重要的是看品行。杨仪的能力虽然被诸葛亮认可，但人品却不过关——诸葛亮认为他为人“狷狭”，即心胸狭窄，格局不够，比不上蒋琬。

蒋琬上位后，杨仪牢骚满腹，不分公私场合天天骂，弄得朝中同僚都对他敬而远之，没人敢跟他来往。唯独费祎不嫌弃他，经常去他家里探望，然后好言相劝，各种安慰。

杨仪如果聪明的话，这时候就该心生警惕了。

百官都躲他远远的，为何只有费祎不避嫌呢？这到底是费祎跟他的交情特别好，还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

可惜，混迹官场多年的杨仪生生被愤怒的情绪掌控了，丧失了应有的理智。杨仪非但没有防备费祎，反而冲着他大倒苦水，翻来覆去说那些撤军时的事，最后竟然冒出了这么一句：“当初丞相去世时，假如我带着大军去投奔魏国，又怎会落到今日这般境地？真是令人追悔莫及啊！”

这话一出口，杨仪的结局就注定了。

费祎一转身就呈上了密奏，把杨仪所有的悖逆之言一五一十汇报给了刘禅。

很明显，费祎就是蒋琬派去的，目的就是套杨仪的话，以作呈堂证供。

随后，蒋琬便以刘禅名义下诏，褫夺了杨仪的所有官爵，将其废为庶民，流放汉嘉（今四川雅安市名山区北）。

直到此刻，杨仪仍未恢复理智，竟然屡屡上书刘禅，用最激切的言辞痛骂蒋琬。很快，杨仪就被丢进了监狱，连平头百姓都做不成了。到了这步田地，杨仪觉得自己活着也没意思了，旋即在狱中自尽。

此时距杨仪斩杀魏延并屠其三族，时隔不过半年，可以说报应来得相当快。权力场上的博弈，就是这么无常和血腥。

表面上看，杨仪是死于膨胀的野心，其实往深了想，他是死于自己的愚蠢。因为在官场上混，有野心并不是缺点，反倒是往上爬的动力，但野心必须与头脑相匹配，否则就成了祸害。而杨仪最缺的，恰恰是冷静的头脑。

当时蒋琬刚刚上位，正是杀戮立威的时刻，杨仪本该收敛锋芒，把野心藏起来才对，可他偏偏往人家刀口上撞，这就怪不得蒋琬心狠手辣了。所谓“福祸无门，惟人自召”，杨仪最后死于非命，正应了这句老话。

后诸葛亮时代，不仅蜀国内部会因权力博弈引发政治风波，连外部的盟友吴国，也势必会对蜀国政局的变化做出反应。

得知诸葛亮去世，孙权的第一反应就是——魏国很可能会乘虚而入，进攻蜀国。

因此，孙权立刻往吴蜀边境的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增派了一万兵马。此举明面上的说辞，是声称要在蜀国遭到攻击时予以救援，但真实的用意，却是如果魏国真的大举攻蜀，东吴便准备趁火打劫，与魏国一道瓜分蜀国。（《资治通鉴·魏纪五》：“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

由此可见，诸葛亮一殁，孙权对蜀国这个盟友的未来便不抱什么希望了。

蜀汉朝廷得知东吴在边境增兵，也马上做出回应，加强了永安的防守。同时，蒋琬还派遣了右中郎将宗预出使东吴，要跟孙权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

宗预一到，孙权便先发制人，说：“我们东吴和你们西蜀，向来亲如一家，但我却听说，你们突然加强了白帝城的防守，这是为何？”

宗预不卑不亢地答道：“我认为，贵国增加巴丘的兵力，与我国加强白帝城的防守，都是目前形势下应该做的事，所以大可不必互相质问。”

孙权闻言，不禁大笑，认为宗预这话确实没毛病，旋即对他礼遇有加。

诸葛亮去世，对蜀国是一大损失，对魏国却是喜事一桩。

魏明帝曹叡自即位以来，东边跟孙权打，西边跟诸葛亮打，而且没完没了，一波接着一波，让他颇有疲于应付之感。所幸，有赖于曹魏家底厚实，加之曹叡人虽年轻（他比刘禅才大三岁），执政能力却一点不弱，即位之初便收揽权柄、政由己出，让曹真、陈群、司马懿这三位辅政大臣各司其职、各擅所长，从而抵挡住了蜀汉和东吴的轮番进攻。尤其是在对付连年北伐的诸葛亮时，曹叡始终在战略大方向上保持着足够定力，采取了“防御为主，打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最终才熬死了诸葛亮。

可见，曹叡的政治和军事才干虽然不能跟他爷爷曹操比肩，但还是比他爹曹丕强太多了。

不过，曹叡身上也有两个明显的缺点。其一，就是喜欢大兴土木、营造宫室。

就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叡下诏整修许昌皇宫，并建了景福、承光两座新殿；到了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即诸葛亮去世、西线战事告一段落后，曹叡就又开始兴建洛阳皇宫，建了昭阳、太极两座新殿，并修筑了一座高十余丈的总章观。此外，还一度打算在北邙山上推平山峰，修筑高台宫观……

短短几年间便搞了这么多工程，耗费财力不说，光是频繁征发徭役，就大量挤占了农时，导致“农桑失业”，百姓怨声载道。

曹叡的第二个缺点，就是耽于美色，导致后宫规模过于庞大。

在曹操当魏王的时代，后宫佳丽共有五级，分别是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到了曹丕当皇帝的时代，后宫规模便急剧膨胀，嫔妃共有十级，分别是贵嫔、夫人、淑媛、昭仪、修容、婕妤、容华、美人、顺成、良人。

而到了曹叡时代，不但后宫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嫔妃的地位和待遇也大幅提升，并与朝廷的官爵禄位一一对应。其中，第一级“贵嫔”，第二级“夫人”，地位堪比皇帝，连朝廷的相国和亲王也无法比拟。从第三级“淑妃”开始，位比相国，爵比亲王；第四级“淑媛”，位比御史大夫，爵比国公；第五级“昭仪”，可比县侯；第六级“昭华”，可比乡侯；第七级“修容”，可比亭侯；第八级“修仪”，可比关内侯；第九级“婕妤”，比中二千石；第十级“容华”，比真二千石；第十一级“美人”，比二千石；第十二级“良人”，比千石。

这十二级嫔妃，加上掖庭负责侍奉洒扫的普通宫女，总数多达数千人。

除此之外，曹叡还精心挑选了知书达理的美女六人，担任“女尚书”，授权她们批阅奏章，有时甚至可以代替皇帝批准画可。

面对皇帝这两大缺点，大臣们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于是，司空陈群、廷尉高柔、卫尉辛毗、少府杨阜、散骑常侍蒋济等人纷纷上疏，直言进谏，希望曹叡停发徭役、精简后宫，以免“颠覆危亡之祸”。可曹叡基本上都当成耳旁风，只取消了在北邙山上修筑高台宫观这一项，其他一切照旧。

很明显，开国不过十五年，刚刚经历两代皇帝的曹魏帝国，已经完全丢掉了曹操时代勤俭朴素的作风，开始散发出奢靡腐朽的味道了。

也许在曹叡自己看来，魏国实力雄厚、地广人多，所以多建几座宫殿，多养一些美女，朝廷完全负担得起，没必要大惊小怪。

可事实上，魏国的强大也只是相对于东吴和蜀汉而言。如果跟两汉时期相比，用陈群的话说，曹魏“不过一大郡”而已，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大郡的实力罢了。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口数据略窥端倪。

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杜佑《通典》的相关记载，西汉人口最盛时，有五千九百多万；东汉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六百多万；自汉末大乱之后，“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到了三国中后期，魏国人口只有四百四十三万（魏灭蜀时统计数字），东吴是二百三十万（赤乌五年统计数字），蜀汉只有区区九十四万（魏灭蜀时统计数字）。也就是说，除了“逃户”“藏匿”等不在籍人口，三国有据可查的编户人口，总计也不过七百六十七万。

与东汉最盛时相比，天下总人口锐减了85%以上，有近五千万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当然是非正常死亡。老百姓在乱世中遭受的苦难之深重，于此可见一斑。

有鉴于此，陈群等人才会不惜触犯逆鳞、频频进谏。其中，杨阜两度上疏，言辞最为激切。他不仅搬出了“夏桀商纣”来警示皇帝，说曹叡要是继续这么放纵下去，只关心自己的宫殿楼台，曹魏社稷迟早“必有颠覆危亡之祸”。在第二道奏疏的最后，杨阜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三国志·杨阜传》）

皇帝犹如人的头脑，臣子就是身体四肢，存亡一体，祸福与共。臣虽愚钝怯懦，却不敢忘记作为一个诤臣的大义！言辞不激烈，就不足以令陛下感悟。陛下若不体察臣之所言，恐怕太祖（曹操）和高祖（曹丕）传下的国祚就要倾覆了。倘若臣的死能对国事有万分之一的助益，那臣就算是死了，也和活着一样。臣愿跪在棺材前，沐浴更衣，听候陛下诛杀！

言下之意，曹叡要是再不听劝，他就要“死谏”了。

曹叡见状，不禁也感动了一把，连忙亲手写了一道诏书给予答复。然而，感动归感动，该建的宫殿，曹叡还是照建不误，纯属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如果说杨阜的劝谏，是所有人中最激切的，那么廷尉高柔的劝谏，则是所有人中最敏感的。

他矛头所指，正是曹叡的后宫。

高柔在奏疏中引用了《周礼》，说天子的后妃，按礼制规定是一百二十人，这样的规模已经不小了，可如今的后宫佳丽却多达数千，实在是太多了。然后，高柔很不客气地说了八个字：“圣嗣不昌，殆能由此。”

陛下的子嗣不多，大概原因就在这里。言下之意，就是曹叡纵欲过度，精血亏虚，所以生的儿子少，就算生了也因体质虚弱活不长。

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曹叡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件事。这些年，后宫嫔妃一共给他生下了三个儿子——曹冏、曹穆、曹殷，只可惜全部早夭，没有一个活下来。

所以，高柔就劝曹叡从嫔妃中选一部分端庄贤淑的留下，其他佳丽全部遣返回家，如此“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子嗣才有可能多起来。

不论高柔从这个角度劝曹叡裁汰后宫有没有科学道理，光是如此大胆言及皇帝的宫闱之事，还揭了皇帝的短，就足以让人替他捏一把汗了。

假如此时在位的人是睚眦必报的曹丕，高柔的仕途肯定完蛋，恐怕还会有性命之忧。

所幸，曹叡的肚量比他爹大得多，虽然面子上挂不住，也没有采纳谏言裁汰后宫，但还是很客气地回复了高柔，说爱卿讲得很透彻，别的还有什么建议也尽管说。

这就是曹叡比曹丕值得称道的地方了。虽说在他有生之年，“大兴土木”和“耽于美色”这两大毛病都没怎么改，始终我行我素，但至少他对大臣们还是比较尊重和宽容的，从不因犯颜直谏而打击报复，也从未滥用天子的生杀大权。

由于自己生的儿子都早早夭折，曹叡不得不从宗室过继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曹询，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的废帝曹芳。二人的确切出身已不可考，但历史上一般认为，曹芳很可能是任城王曹楷之子，即曹彰的孙子。

青龙三年八月，曹芳被立为齐王，曹询被立为秦王。

这一年，曹芳年仅四岁。没有人会料到，短短四年后，年仅八岁的曹芳就会被仓促拥上皇位，成为曹魏帝国的第三任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