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外围，有东吴的两路援军，一路是孙权派出的诸葛瑾等人，驻扎在长江南岸的公安；另一路是大将孙盛，所部约一万人，驻扎在江陵东南面的江中岛。

这样的防御力量，应该说已经很雄厚了——两路援军与江陵守军互为掎角，魏军要想把江陵困死，显然没那么容易。

然而，西线魏军的战斗力，却让东吴方面大出意料之外。

黄初四年春，魏军西线统帅曹真展开了“围点打援”的行动：先是在正月，命张郃进攻孙盛，大破吴军，夺取了江中岛；紧接着在二月，又命夏侯尚击退了诸葛瑾、潘璋等人率领的援军；曹真本人，则亲率主力把江陵团团围困。

很快，江陵城便陷入了“中外断绝”的境地，加上城中疫病流行，仍有战斗力的兵员只剩五千人，形势极为险恶。

魏军的攻势异常猛烈，“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攻城手段全都用上了。守城将士惊恐万状，个个面无人色，只有朱然一如平常，毫无惧意。他不断激励将士，积极组织防御，非但顽强地守住了城池，还趁魏军暂停进攻的间歇，亲自率部出击，攻破了魏军的两座营寨。

就这样，魏军围困了江陵数月之久，却始终未能攻克。

不过，城中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糕了：战斗人员越打越少，粮食也即将告罄，军心不免再度动摇起来。当时，负责防守北门的江陵县令姚泰觉得肯定守不住了，便暗中派人与魏军联络，准备打开城门投降。

所幸，朱然及时察觉，斩杀了姚泰，这才稳住了军心。

为了援救江陵，孙权决定派水军夺回江陵东南面的江中岛，打破魏军的封锁。魏军大将夏侯尚得到情报，立刻上报曹真，并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计划：派重兵把守江中岛，然后在江面上架设浮桥，直达北岸，以便大军随时进出。

曹真及众将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因为如此一来，对江陵的封锁就会非常稳固，那么城池自然指日可下。

很快，魏军便实施了这个计划。

当身在宛城的董昭得知这一消息后，顿觉大事不好，立刻上书曹丕，说：“先帝（曹操）智勇过人，用兵却十分谨慎，从不敢轻敌若此。凡是行军作战，前进容易，后退困难，这是兵法常理。即便在没有险阻的平地作战，撤兵尚且不易，何况深入江中，更要考虑后路，因为胜败无常，战场上不可能事事如意。如今，大军进驻江中岛，可谓至深；靠浮桥运送部队，可谓至危；只有一条道路通行，可谓至狭。三者皆兵家之大忌，我军却全都犯了。倘若吴军集中兵力攻击浮桥，我军稍有失误，岛上的精锐便会悉数成为吴国的俘虏，不再是魏国所有了。臣为此甚感忧虑，寝食难安，可前线那些将领却都自以为得计，这不是糊涂吗？何况汛期将至，一旦江水暴涨，我军如何防御？用兵之道，若无法战胜敌人，至少要保全自己，为何将自己置于险境，却毫无恐惧之心呢？万望陛下明察。”

曹丕见到奏疏，也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刻下诏，命夏侯尚所部即刻撤出江中岛。

不出董昭所料，就在夏侯尚接到诏令、匆忙撤退的同时，东吴水军已经在东、西两侧集结了两支舰队，正准备夹攻浮桥。

魏军人数众多，浮桥却十分狭窄，撤退时不免一片慌乱，几乎堵得难以通行。所幸，曹丕的命令来得非常及时，当东吴水军逼近浮桥时，夏侯尚所部刚好全部通过浮桥，安全撤到了北岸。

魏军将士惊魂甫定之际，回头一看，不禁又捏了一把冷汗——吴军大将潘璋早已准备了大量舟船，上面满载芦苇，只等靠近浮桥便纵火焚烧。

假如撤退命令晚到一步，浮桥必定被付之一炬，而夏侯尚的这支部队也必定会全军覆没！

十余日后，果然又如董昭所料，长江水位迅速暴涨，把江中岛完全淹没了。曹丕既后怕又感慨，对董昭道：“你对这件事的判断，何其精准啊！”

不久，魏军军中突然爆发疫情，将士们纷纷病倒，战斗力大幅下降，曹丕知道再耗下去凶多吉少，只好无奈地发布了诏令，命三路大军全部撤退。

曹魏对东吴发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全面进攻，就这样无果而终了。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魏、蜀、吴三国进入了一个为期数十年的战略相持阶段，因为通过夷陵之战和魏、吴之间的这场大战，所有人都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如今鼎足而立的这三个政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战略均势，谁也不可能轻易吃掉谁，更不用说一统天下。

虽然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还是曹魏最强，但这种强大却远远不足以让它在短时间内吞并其他两国，甚至都不足以让它彻底战胜其中任何一国。简言之，就是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这八个字，对蜀汉和东吴也同样成立。

尽管东吴分别击退了来自蜀汉和曹魏的全力进攻，可这已经是它的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不可能对二者展开大规模的反攻，充其量只能是在东线与曹魏进行旷日持久的局部交锋。

至于蜀汉，在夷陵惨败后，向东扩张遭遇重挫，从此便不敢再打荆州的主意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修复与东吴的关系，然后向南稳定大后方，向北寻求突破。这正是后来由诸葛亮主导的战略。

如果说在曹操的全盛时期，“一统天下”仍然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那么到了如今这个三国鼎立的时代，这四个字，已经越来越像一个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为了图吉利，将此地改名永安，取“永远平安”之意。

可是，这世上哪有什么永远的平安呢？

自从起兵以来，刘备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各种危险，所谓的平安，或许就是这一个危险与下一个危险之间的短暂间歇罢了，何来“永远”？

更何况，即便刘备一路披荆斩棘，化解了所有的危险，到最后，总有一个危险是他无法化解的，那就是——死亡。

黄初四年春，刘备在战败的羞愤中抑郁成疾，一病不起。

二月，诸葛亮接到诏令，马不停蹄地从成都赶到了永安。三月，刘备病势沉重，陷入弥留。

一代枭雄，一位草根逆袭的王者，终于到了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论他有多少遗憾、多少不舍。

刘备把诸葛亮召到病榻之前，命他以丞相之职辅佐太子刘禅，并以尚书令李严为副手。

这对相知多年的君臣，在最后的时刻，执手相看泪眼，当然并没有“无语凝噎”，而是留下了一段简短却意义重大的对话。

（刘备）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安托孤”（也称白帝托孤）。

刘备对诸葛亮说：“你的才干，超过曹丕十倍，必能安定国家，完成大业。如果刘禅可以辅佐，就请辅佐；如果他没有君主之才，你可以取代他。”

诸葛亮哭着说：“臣岂敢不竭尽全力，以忠贞之节报效，死而后已！”

这段对话，乍一看就是正常的托孤遗言，但仔细品味，其中有四个字，却与历史上大多数政治遗言截然不同，似乎大有深意，遂令千百年来的无数后人争讼不已，至今仍无定论。

这四个字就是刘备说的“君可自取”。

老皇帝托孤，却跟顾命大臣说，我儿子要是不成器，你就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

这种话，简直会把顾命大臣活活吓死。相信诸葛亮在那一刻，一定会汗流浃背，惶恐莫名。他当时流下的眼泪，如果说有七分是哀伤，那么另有三分，恐怕便是惊惧和惶恐了。

正因为刘备这话实在是超乎常理，所以他的动机就十分耐人寻味：刘备说这种话，究竟是出于真诚之心，以国家大事为重，希望诸葛亮“能者上位”，不必顾忌君臣之义，还是出于帝王权谋，忌惮诸葛亮的能力，所以既要托孤，又要防止权臣篡位，故而留此遗言终身震慑诸葛亮？

这两种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观点，历来都有很多拥趸，而且似乎都言之成理。

前者，以《三国志》作者陈寿为代表，他说：“其（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三国志·先主传》）

很显然，陈寿认为刘备托孤完全是出自真诚之心。所谓“心神无贰”，强调的就是刘备之言纯属发自肺腑，绝无弦外之音，更不存在“权谋论”那种阴暗的动机，所以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大义，才能成为古往今来的典范。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清代史学家赵翼，也都持类似观点。胡三省说：“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刘备）之明白洞达者。”赵翼也说：“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

对刘备“永安托孤”进行阴谋论解读的代表，则非乾隆皇帝莫属。乾隆在《御批通鉴辑览》中说：“昭烈于亮平日以鱼水自喻，亮之忠贞岂不深知，受遗时何至作此猜疑语，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

这话的意思是：刘备跟诸葛亮平时常以鱼和水来比喻彼此的关系，可见刘备深知诸葛亮的忠贞，可为何托孤时要说这种猜疑的话呢？三国时代的人，大多崇尚诡诈之术，实在可鄙！

可能同样是皇帝，所以乾隆自认为更懂刘备的心思，于是习惯成自然地从帝王心术的角度来解读刘备的话，结论当然就是“猜疑”和“谲诈”了。

那么，当刘备说“君可自取”时，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到底是哪一种呢？是出自真心，还是出自权谋？

我的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

理由很简单：人都是复杂而矛盾的，刘备尤其如此。

我们在前文说过，刘备这个人，很难用一个固有的标签来界定他。你说他仁义，他确实有很多仁义之举；你说他诡诈，他确实也经常扛着仁义之旗行权谋诡诈之事。

刘备为什么要行仁义？

因为这不仅出自他的天生性情，也是出于立身处世和现实斗争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也分析过，像刘备这种草根出身的苦孩子，没有任何资源，只能以仁义立身创业，有意识地跟曹操、袁绍这些豪门子弟进行差异化竞争，才有可能拿到逐鹿天下的入场券。

刘备为什么要行权谋诡诈之事？

原因也一样，要想在乱世安身立命并且逐鹿天下，不懂权谋怎么混？不行诡诈之术怎么可能建立霸业？

所以，“高尚/卑鄙”“真诚/虚伪”“仁义/诡诈”这些通常看上去水火不容的品质，就可以水乳交融地结合在刘备一个人身上。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这些矛盾的东西，同样存在于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身上。

弄清了这个前提，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刘备托孤之时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是简单而纯粹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刘备与诸葛亮的确相知莫逆，否则既不会有“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也不会有刘备对关羽和张飞说的那句经典之言：“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此后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并肩作战，两人之间更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此外，对于诸葛亮的能力、才干和忠诚，刘备也是高度认可的。所以，刘备要托孤，诸葛亮必然是舍此无他的不二之选。就此而言，刘备的托孤之举当然是真诚的，因为他绝不可能把儿子和蜀汉基业托付给一个能力不足或忠诚度不够的人。

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刘备毕竟是一个皇帝，而且是在乱世之中草根逆袭的皇帝。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复杂而深沉的帝王心术呢？

帝王心术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予百分之百的完全信任。

这并不是说刘备不相信诸葛亮，而是刘备不相信人性。靠自己的本事拼杀出来的帝王，对人性都有很深的洞察，对于世事无常、人心善变更有着深刻的体认。所以，刘备相信诸葛亮的忠诚，与刘备担心诸葛亮未来有变成权臣的可能，这两者并不矛盾。或者说，即使是矛盾的，这两种心态也完全可以在刘备的心中并存。

古人常说“主少国疑”，意思是即位的君主年少，人心便会疑惧不安。刘备托孤的这一年，刘禅才十七岁，是典型的未经世事的少主。何况知子莫若父，阿斗生性懦弱、才具平庸，刘备不可能不清楚。这样的一个少主，搭配一个年富力强、能力出众的顾命大臣，其结果，就使后者极有可能成为架空君主的权臣。这在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对此，刘备必然会有所预见，也必然会感到担心。尽管所托付的这个人，是他一直以来都高度信任的诸葛亮；尽管眼下的诸葛亮，其忠诚度是无可怀疑的。可刘备不敢保证，此时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在大权独揽若干年后，其品德不会败坏，其野心不会膨胀。

所以，刘备索性把这层担心直接表露了出来。当然，表露方式是很委婉、很高明的，是推心置腹、充满真诚的。不管诸葛亮对“君可自取”四个字作何理解，理解到什么程度，总之刘备相信，诸葛亮在听到这四个字时，内心一定会感到极大的震撼，而且这种震撼必将伴随诸葛亮的一生——无论何时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言犹在耳。

如果诸葛亮是始终忠贞不渝的，那么这四个字，就是对他的勖勉和鞭策。

如果诸葛亮有朝一日起了异心，那么这四个字，就是对他的敲打和震慑！

这就够了。

对于行将就木的刘备而言，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至于未来的蜀汉霸业会走向何方，未来的天下大势会如何演变，就不是他所能关心和左右的了。

托孤之后，刘备还给阿斗和另外两个儿子留下了一段语重心长的遗言。

人五十不称夭，吾年已六十有馀，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人到五十岁死亡，就不算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何遗憾？我自己虽然无憾，但对你们兄弟甚是挂念。不要因为恶行很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善事很小而不做。只有贤能和品德，能让人敬服。你的父亲德行不够，你不要效法。

后人从刘备的这段遗嘱中，摘出了两句为人处世的格言。这两句话从此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之语，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刘备对仁德的注重，于此可见一斑。作为一个草根逆袭的皇帝，刘备一生固然做过不少权谋诡诈的事，但作为一个性情宽厚的人，刘备仁德的这一面，却是毋庸置疑也不容抹杀的。

临终之际，刘备把次子刘永叫到床前，叮嘱道：“我死以后，你们兄弟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丞相。”

曹魏黄初四年（蜀汉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病逝于永安，享年六十三岁，谥号“昭烈”。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给了刘备很高的评价。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耳。

刘备气度恢宏，意志坚毅，性情宽厚，有知人之明，善待士人，具备高祖刘邦的风范和英雄的器宇。刘备在机变、权术、才干、谋略方面不及曹操，所以事业格局相对有限。然而，刘备能够百折不挠，始终不肯屈居曹操之下，是因为他料定以曹操的器量，终究容不下他，这不仅是为了争权夺利，也是为了不被曹操所害。

同年五月，太子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且“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资治通鉴·魏纪二》）。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蜀汉的一切政务，无论大小，全部都由诸葛亮裁决。

这一年，诸葛亮虚岁四十三，属于人生中的黄金时期，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年纪。上天在这一刻把蜀汉的这副重担交到他的手上，既是一种命运的偶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诸葛亮小刘备整整二十岁，所以刘备打下的基业，迟早是要交棒给他的。这一点，其实早在刘备当年三顾茅庐、在隆中与诸葛亮一起策划天下大计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黄初四年的夏天，当诸葛亮扶着刘备的灵柩走在回成都的路上，这句话肯定是他当时的内心写照，只是后来才被他记录在了《前出师表》上。

属于曹操的时代，属于刘备的时代，都已经随着这些枭雄的离去消散于历史的尘烟中。接下来，将是一个属于诸葛亮的时代，以及即将与他同台竞技的司马懿的时代。

这一刻，胸怀天下的诸葛亮定然踌躇满志，同时也如临如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