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的终结:曹魏与东吴开战(1 / 1)

夷陵之战,令陆逊声名鹊起,一跃成为东吴最耀眼的一颗将星。

事实上,在开战之前,陆逊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因为,不仅刘备瞧不起他,就连吴军内部的大将们也都没把他放在眼里。

虽然孙权信任陆逊,任命他为大都督,但其麾下的将领们,个个资历都比他深厚,要么是孙策旧部,要么是孙权的亲戚,全都牛皮烘烘,不大愿意听他号令。

为此,陆逊召集众将专门开了一个会,决定把话跟他们挑明。

在会上,他手握剑柄,神色严峻,对众将道:“刘备名闻天下,连曹操都对他心存忌惮,如今沙场相见,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诸君皆荷国厚恩,当勠力同心,共同剪除这个敌人,上报国恩,可诸位却都不愿服从命令,这是为何?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受命于主上,国家之所以委屈诸位听我指挥,是认为我还有些尺寸之长,并且能够忍辱负重。诸位在军中,应各负其责,岂能推辞?军令如山,不可违犯!”

这个会开完,众将表面上是不敢再跟陆逊对着干了,可内心还是不服。直到整场仗打下来,众将亲眼看见陆逊是怎么一步一步击败刘备的,这才心服口服,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吴、蜀双方刚刚交战之际,孙权的族侄、时任安东中郎将的孙桓在夷道县被蜀军前锋围困,赶紧向陆逊求救。陆逊却按兵不动。众将以为他见死不救,纷纷质疑道:“孙将军是公室贵戚,现在被敌人围困了,危在旦夕,你为何不救?”

陆逊却一点都不着急,慢条斯理道:“孙将军深得士众之心,且夷道县城池坚固,粮草充足,没什么可担心的。等我的计划实施后,用不着救他,其围自解。”

后来,事态发展果如陆逊所料,蜀军惨败,夷道之围不救而解。孙桓随后见到陆逊,感慨道:“之前我其实是怨你见死不救的,可直到今日,才知一切尽在你的调度掌控之中。”

战后,孙权接见陆逊,谈起之前众将不服他的事情,问说:“当初诸将不听从号令,你为何不向我禀告?”

陆逊淡淡一笑,答道:“臣深受国恩,而诸位将领有的是大王的心腹股肱,有的是身经百战的功臣,都是国家倚赖的可以共同成就大业之人。臣常追慕古代蔺相如、寇恂以国事为重、善自谦抑的精神,所以希望像他们那样来成就国事。”

孙权大笑,十分赞许,旋即擢升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并改封江陵侯。

刘备在夷陵的惨败,令身在后方的诸葛亮大为痛惜。

他长叹了一声,道:“孝直若在,必能阻止主公东征;即使阻止不了,也一定会辅佐主公,而不至于遭遇如此惨败。”

孝直,就是法正。

早在建安二十五年,即辅佐刘备平定汉中不久,法正便病逝了,终年四十五岁。当时刘备十分哀伤,连哭数日,追封他为翼侯。

法正与诸葛亮,虽性格不同,处世原则也有很大差异,但两人在军国大政上却能形成很好的互补:诸葛亮擅长治理内政,法正善于谋划军事,所以每逢大军出征,都是由诸葛亮坐镇成都,负责后勤,而法正则随刘备同行,出谋划策。

而今,法正不在了,意味着从今往后,蜀汉的内政和军事都不得不由诸葛亮一肩挑了。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却没有进一步西逃的动向,吴军大将徐盛、潘璋等人都觉得这是个大好机会,纷纷上书,请求进攻白帝城,彻底消灭刘备。

孙权咨询陆逊的意见。陆逊与大将朱然等人都认为不妥,便联名上书说:“如今曹丕正在大举集结军队,表面上说是帮助我们讨伐刘备,实则包藏祸心,故大军不宜追击,应各回驻地。”

陆逊的谨慎是对的,因为此时的曹丕的确已经蠢蠢欲动了。

早在蜀汉与东吴两军对峙之际,曹丕便命人一直在搜集战场上的情报。当他得知刘备竟然在崇山峻岭上连营七百里时,不禁对群臣道:“刘备不懂军事,岂有将营寨延伸七百里而能拒敌的?兵法上说,凡是在树林、原野和洼地扎营的,必定被敌人击败,此乃兵家之大忌!看来,孙权的捷报,不日便会送来了。”

在这一点上,曹丕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短短七天之后,东吴大破刘备的捷报便送到了洛阳。

刘备败逃后,当初奉命沿北岸进兵的黄权顿时成了一颗弃子,进退两难,无所依归。

想要西行撤回益州吧,沿途的城池关隘皆已被东吴占领,根本无路可走;索性投降东吴吧,黄权又担心留在成都的家眷会有危险,毕竟现在东吴已是蜀汉的死敌。

万般无奈之下,黄权只能往北走——投奔曹魏。

虽说曹魏也是蜀汉的敌人,但眼下跟东吴比起来,敌对的意味显然要弱一些,所以黄权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得知黄权降曹,蜀汉的有关部门立刻上报刘备,请求逮捕黄权的妻儿老小。刘备想起黄权当初的劝谏,若以黄权为前锋,自己坐镇后军,水陆并进,恐怕就不会遭遇如此惨败了。于是,刘备否决了有司的提议,答复说:“是我辜负了黄权,不是黄权辜负我啊。”

黄权到了魏国后,曹丕问他:“阁下弃暗投明,是为了效法当年的陈平和韩信吗?”

陈平和韩信早年都追随项羽,后来转投刘邦,成了西汉的开国功臣。曹丕把黄权抬到如此高度,显然是想把他树立为典型,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宣传。

黄权可能没看出领导的意图,或者知道被立为典型不是什么好事,便实话实说道:“臣受刘备厚恩,既不可投降东吴,回蜀汉又无路可走,所以才归命陛下。而且,臣是败军之将,得免一死,已属万幸,岂敢说效法古人呢?”

尽管曹丕对这样的回答不是很满意,可不管怎么说,愿意投奔曹魏,还是值得表彰的,遂任命黄权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并加“侍中”衔,赐他“陪同乘车”的特殊待遇。

不久,有人从蜀汉叛逃过来,声称黄权的妻儿都让刘备给杀了。曹丕一听,马上下诏,命黄权发丧。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有利于把蜀汉描黑。不料,黄权依旧“不识抬举”,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诚相待,他们都知道臣的志向。这恐怕是个谣言,还请再等一段时间。”

后来,消息得以证伪,人家妻儿果然活得好好的,搞得曹丕很是没趣。

其实,在“妖魔化对手”这种事上,曹丕还是比刘备嫩了点儿。人家刘备为了把他描黑,愣是给大活人刘协办了个轰轰烈烈的追悼会,丝毫不担心被打脸;可他想黑刘备,却总是不得要领,一份黑材料都办不下来。

随着夷陵之战的落幕,刘备与孙权的纷争自然告一段落,而曹丕跟孙权之间的博弈,则迅速由暗处转到了明面上。

双方博弈的焦点,就是孙权是否真心臣服。

要验证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孙权愿不愿意把儿子孙登送到曹魏去当人质。

早在夷陵之战前,曹丕就已向孙权提出了这个要求,可孙权一直以各种理由推托。直到战后,此事依旧悬而未决。曹丕开始不爽了,打算派重臣辛毗、桓阶出使东吴,给孙权下最后通牒——赶快把儿子送过来,否则朕有理由怀疑你称臣是假的。

让曹丕万万没想到的是,辛毗和桓阶还没动身,孙权的答复就来了,意思很明确,他不会送儿子来当人质。

这无异于是在**裸地告诉曹丕——不用怀疑我的称臣之举,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的。

直到此刻,曹丕对孙权的幻想才终于破灭。

在“称臣”这件事上,与其说是孙权成功地忽悠了曹丕,还不如说是曹丕被自己的虚荣和自欺心理成功地蒙蔽了。

孙权之所以敢摊牌,无非是因为他已经在西线击败并重创了刘备,两线作战的危险已经解除,所以他现在完全有信心回头在东线跟曹丕干上一仗。

曹丕感到自尊心和智商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不禁勃然大怒,决定讨伐东吴。然而,现在讨伐东吴,真的是好时机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刘晔立刻表示了反对,说:“东吴刚刚打了胜仗,上下齐心,且有山川险阻可以依恃,很难在短时间内打败他们。”

当初刘晔劝曹丕攻吴,是因为可以跟刘备东、西夹攻,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是最佳时机;如今他阻止曹丕,则是因为刘备败了,战机已经错失,而东吴士气正盛,所以绝非出兵的好时机。

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思维。

可曹丕身为曹魏皇帝,偏偏不具备这种思维。他当初不肯进攻东吴,是因为孙权表现得十分“乖巧”;现在想打东吴,则是因为孙权惹他生气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全凭个人好恶,无视客观情况,任由情绪主宰,毫无理性可言,根本不像是一个胸有韬略的帝王,更像是无知无识的一介匹夫。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

君主不可以因一时的怒气而兴兵,将领不可以因一时的气愤而开战。曹丕之前在批评刘备“连营七百里”时,说他犯了兵家之大忌,貌似一副熟读兵书的样子,可轮到他自己,就把《孙子兵法》抛到九霄云外了。

黄初三年九月,曹丕不顾刘晔劝阻,命曹休、张辽、臧霸率军出洞口(今安徽和县南长江渡口),命曹仁率部出濡须,命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率部进围南郡,兵分三路,对东吴发起了全面进攻。

曹魏与东吴之间维持了短短几年的“政治蜜月期”,至此宣告终结。

孙权立刻调兵遣将,以三路御敌:命吕范率五个兵团及江防舰队,抵御曹休等人;命朱桓率部抵御曹仁;命诸葛瑾、潘璋、杨粲率部驰援南郡。

一切部署停当后,孙权又开始向曹丕释放烟雾弹,先是给曹丕上书,态度突然变得十分谦卑,表示愿意把土地和人民都献给曹魏,自己心甘情愿到交州去当寓公;稍后,又托人带话给曹丕,说想为儿子孙登向曹魏宗室求婚;没过几天,又说打算派张昭等人护送孙登前往洛阳……

总之,就是各种花式忽悠,简直是把曹丕的智商当成面团在反复**。

面对孙权这种反复无常、近乎恶作剧的行为,一般脑子不糊涂的帝王肯定懒得搭理,可曹丕竟然还板板正正地给孙权回了一封信,说:“朕与阁下,君臣大义已定,又怎么乐意劳师动众,兵临长江、汉水?倘若孙登早上入朝,我下午就把大军召回。”

都什么时候了,曹丕居然还在奢望孙登入朝,真是让人无语。

对于曹丕的这封回信,孙权的反应十分简洁明快,只有一个动作——改元。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孙权自立年号“黄武”,从此再也不用曹魏的年号了。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行为的学名叫作“不奉正朔”,属于最正式、最具有标志意义的割据行动。

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孙权起的这个年号,“黄”字取自曹魏年号“黄初”,“武”字取自蜀汉年号“章武”。这种各取一字的做法,显然并非无心,而是有意为之。换言之,孙权就是想通过这个年号昭告天下——

从今天起,我东吴就跟你们曹魏和蜀汉“三国鼎立”了!

曹丕还在指望孙登入朝,可孙权直接就用“改元”这个行动给(左扌右享)回去了。这脸打的,真是啪啪作响。

曹丕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愤然宣布御驾亲征。

当年十一月,曹丕自许昌南下,进抵宛城。就在这时,曹休从前线寄来了一份大表忠勇的奏疏,说:“臣愿率领精锐,龙骧虎步,跃马江南,连后勤补给都不需要,直接从敌人那里获取。臣一定每战必克,即便战死沙场,也请陛下不要挂念。”

稍有点实战经验的人都看得出来,曹休这是在吹牛。长江是一道天险,又不是一条小水沟,而且江上还有当时天下水战能力最强大的东吴水军把守,岂是你曹休想越就能越过去的?

反正吹牛又不上税,只要老板喜欢听就行了。

果然,曹丕还真喜欢听,而且还把曹休的吹牛当了真。他担心曹休贸然渡江、孤军深入会有危险,赶紧派快马传令,命曹休不得擅自渡江。

眼看老板被曹休忽悠得又急又忧,一旁的老臣董昭不忍心,只好把曹休的牛皮戳破,说:“臣看陛下面有忧色,想必是担心曹休渡江吧?说到渡江作战这种事,其实谁都不会轻易冒险,就算曹休有此雄心壮志,也势必不敢孤军南下,必须众将领配合行动。至于臧霸那些人,富贵功名都有了,不会再有更大的企图,只想终其天年、保有禄位而已,怎么可能心存侥幸、自投死地呢?若臧霸等人观望不前,曹休自己便退缩了。依臣看来,就算陛下命他们渡江,他们恐怕也会犹豫拖延,未必就会马上从命。”

曹丕闻言,将信将疑,却没说什么。

很快,董昭的判断就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小型遭遇战得到了证实。

当时,吴将吕范的舰队在江面上与魏军对峙。某日,吴军一侧的江面突然刮起暴风,不仅吹断了缆绳,还把吴军战船一股脑儿全都刮到了北岸的曹营前。曹休抓住战机,迅速出动,将晕头转向的东吴水军斩杀并俘虏了一千余人。

曹丕得到战报,立刻命曹休利用这个机会,率全军渡过长江。

不出董昭所料,之前还信誓旦旦的曹休真的接到渡江命令后,立马就怂了,好几天都按兵不动。东吴旋即派出援军,把被围困的吕范所部救了出来,返回南岸。曹休知道再不动就不好交代了,便命臧霸率部追击。可这个臧霸同样被董昭算准了,压根不想冒险追击,只是跟在吴军后面做做样子而已。

吴军见状,立刻杀了个回马枪,把臧霸打得大败而逃,魏军将领尹卢战死。

一个突破吴军长江防线的天赐良机,就这样被曹休和臧霸生生毁掉了。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二月,曹仁率步骑数万进攻濡须,出兵前故意放出消息,声称要攻打东边的羡溪。镇守濡须的朱桓赶紧分兵前去援救,不料那一部人马走后,曹仁大军却径直向濡须杀来。

朱桓闻报,知道中了对手的声东击西之计,连忙又派快马去召回那支部队。可快马刚走,魏军已兵临城下。此时朱桓所部仅剩五千人,麾下众将无不忧惧。可朱桓却镇定自若,对众将道:“敌军跋涉千里而来,人困马乏,而我军据守坚城,以逸待劳,定可百战百胜。即便是曹丕自来,尚且不足为虑,何况是区区曹仁?”

随后,朱桓也使了一出“空城计”,命部众偃旗息鼓,做出守备极其空虚的样子,暗中却严阵以待,就等魏军来攻。

曹仁见状,立刻命其子曹泰攻打濡须,又命部将常雕、王双乘上快船,攻击濡须水的江中小岛。

吴军将士的家眷都在这座小岛上。曹仁这一招,大有釜底抽薪之意。可是,随军谋士蒋济却不赞成去攻岛。他的理由是:东吴水军的战船都集结在上游不远处,一旦魏军进入江中,恐怕还没登岛,吴军就杀过来了;而吴军都是大型战舰,魏军则是小型快艇,根本不是对手,所以此举绝对是自寻死路。

曹仁不听,仍命曹泰等人按原计划行动,自己则率一万人马留守橐皋(今安徽巢湖市西北),作为各军的后援。

战斗打响后,主攻濡须的曹泰一路首先受挫。因为吴军兵力虽少,但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战斗力并不弱;而曹泰则被朱桓的“示敌以弱”迷惑了,颇有轻敌之心,所以仓促攻城,结果一战便被击退了。

曹泰退回大营后,本想稍作休整再行攻城,不料朱桓却亲率精锐从城中杀了出来。曹泰不敌,只好一把火烧掉大营,仓皇撤回橐皋。

另一路的战况,则不出蒋济所料,常雕、王双刚刚率部进入江中,便遭到东吴水军的猛烈进攻,结果常雕战死、王双被俘,所部一千余人或被砍杀,或落水溺毙,全军覆没。

东线战场的曹休和曹仁接连受挫,接下来,魏军的希望就全部落在西线战场了。西线,魏军的主攻目标是南郡的江陵。

此时镇守江陵的吴军大将是朱然。吕蒙临终前,特意向孙权推荐了他。

江陵是东吴的西边门户,战略意义自不待言。对东吴来说,此地不容有失,而对曹魏来说,则是志在必得。

所以,双方注定要在此地展开一场恶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