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断一个政治领袖是雄主还是庸才，可能需要多方面的考察，但其中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却往往能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

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贪不贪财。远的暂且不说，就以最近的两个人为例：汉灵帝刘宏贪财如命，最后成了一个标准的昏君；魏武帝曹操既俭朴又务实，因而成为一代雄主。

曹丕在这方面，恰恰跟他爹相去甚远。

黄初二年冬，曹丕专门派使臣前往东吴，要求孙权进贡江南的奇珍异宝，为此还开出了一张长长的“索贿”单子，写满了他要的东西：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等。

吴国群臣一看就怒了，纷纷吐槽说：“我们荆、扬二州向朝廷进贡物品，都是有一定规制的。魏国现在要的都是珍玩之物，完全不合礼制，绝不能给。”

可孙权却丝毫没有生气。

不仅没有生气，他心里反而还生出了几分窃喜，因为曹丕此举，一眼就让孙权看穿了他是个什么货色。

孙权说：“我们如今正在西北与刘备对峙，江表的安全，暂时要仰赖魏国。他要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讲跟瓦片和石头无异，我何必吝惜呢？何况，曹丕目前还在为曹操守丧，心里却还惦记这些玩意儿，你怎么跟他谈礼制呢？”

随后，孙权便按照那张单子，全部如数奉上了。

一个贪求财货的对手，其实是最容易对付的，因为你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把他砸晕——在政治博弈场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便宜的事情呢？

怕就怕，对手开出的“索贿”单子上不是一串奇珍异宝，而是一串城池和土地，那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

所以，曹丕这么做，一下就暴露了自己的贪婪、浅薄和平庸。无怪乎孙权对他的鄙夷之情溢于言表。至于曹丕渴求的这些奇珍异宝，在孙权眼中只是毫无价值的“瓦石”。

就此而言，谁是庸才，谁是雄主，一目了然。

孙权被封为吴王不久，就把长子孙登立为王太子，并精心遴选了四个元老重臣的儿子陪太子读书射猎，称为“四友”。他们是：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张昭之子张休，顾雍之子顾谭，陈武之子陈表。

曹丕得知孙权立了太子，立刻表示要封孙登为万户侯。其用意，当然是想让孙权把儿子送到洛阳来参加册封仪式，然后借机扣下作为人质。

孙权心知肚明，遂以孙登年幼、不宜封侯为托词，上书辞让，并派使臣沈珩入朝拜谢，同时又进贡了一大堆江南特产。

曹丕接见沈珩时，又玩起了那套莫名其妙且毫无用处的试探，问他说：“吴国担心魏国南下吗？”

沈珩答：“不担心。”

曹丕问：“为什么？”

沈珩答：“因为我们相信彼此盟誓时说的话：‘永归于好。’所以不担心。不过，若是魏国背盟，我们也早有应对之策。”

瞧瞧，东吴的使臣，一个个都这么硬气。而且，孙权明明是向曹丕称臣，彼此应该是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却生生让沈珩说成了平等的同盟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可身为皇帝的曹丕偏偏又忍了。

接着，曹丕又问：“听说吴太子孙登即将入朝，有这回事吗？”

这话更是问得莫名其妙。你想让孙登入朝，那就明说，孙权若不从就是心里有鬼；反之，你如果明知孙登不会入朝，那这话问了也白问，反而只会让人觉得虚张声势，徒然弱化一个皇帝本来应有的威严。

面对曹丕这个貌似刁钻犀利、实则虚有其表的问题，沈珩的回答几乎就是公然扯谎了。他说：“臣在吴国，既没有参与朝会的权利，也没有列席宴会的资格，所以这个消息，臣无从得知。”

这样的回答，站在东吴的立场看，当然是避实就虚的高明应对，说明沈珩的口才十分了得；可站在曹魏的立场看，却是既滑头又敷衍，毫无诚意可言。

换句话说，对沈珩的回答，曹丕是应该感到不爽的。

然而，事实却是，沈珩说完，“文帝善之”（《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曹丕居然对沈珩的回答予以了肯定和嘉许。

你曹丕是受虐狂吗？人家摆明了就是在忽悠你，你还嘉许对方，这是脑子进了多少水才会这样？更有甚者，据《吴书》记载，曹丕随后还“引珩自近，谈语终日”，就是亲切地把沈珩叫到身边，两人促膝长谈，谈了整整一天。谈些什么呢？《吴书》说：“珩随事响应，无所屈服。”就是随机应变，且从头到尾都很硬气，丝毫没有示弱。

《吴书》是吴国官方修撰的一部国史，大部已散佚。关于曹丕之前与赵咨的部分对话，以及之后与沈珩的问答，由裴松之收录于《三国志》的注里，才得以保存，且都被司马光原封不动地写进了《资治通鉴》。千百年来，后人基本上把这些内容都当成信史来读。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怀疑，《吴书》中的这些记载，很可能是东吴史官的粉饰和夸诞之辞。否则的话，东吴使臣怎么可能不顾孙权的战略计划，个个牛皮烘烘，一意逞口舌之快？而曹丕的言行和反应又怎么可能那么弱智且不合常理？

当然，具体的对话和细节可能出于虚构，但大体的事实，想必东吴史官也不敢编造。

也就是说，关于曹丕跟孙权在这场博弈中的表现，我们大致可以认定的事实是：孙权韬光养晦，机变百出，显示出非常高超的政治谋略和博弈智慧；曹丕虽说没有《吴书》中描写的那么不堪，但总体上缺乏战略思维，胸无定见，没有决断力，且贪图财货，满足于东吴的表面臣服，可以说被孙权的虚情假意和银弹攻势给彻底麻痹了，甚至可以说是被孙权玩弄于股掌之中。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刘备在秭归经过半年的休整，集结了足够的兵马，调集了充足的粮秣和物资后，决定亲率大军对东吴发起全面进攻。

部将黄权劝阻道：“吴人悍勇善战，我们的水军顺流东下，进攻容易，撤退就困难了。臣请求担任前锋，迎击敌寇，请陛下坐镇后军。”

刘备当然也知道，打水仗，蜀军绝非吴军的对手。一番思忖后，刘备决定全军弃舟登岸，就在陆地上跟吴军一决雌雄。随后，他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率领江北各军从北岸进兵，自己则亲率主力，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进抵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市）的猇亭（今湖北宜昌市猇亭镇），在山上安营扎寨。

刘备一生中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汉末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就此打响。

吴军得到战报，众将纷纷请求出战。主帅陆逊却不同意，说：“刘备举主力东下，锐气正盛，且在高处扎营，据守险要，难以攻克。即便攻上山头，也很难全歼敌军，稍有失利，我军的损失就大了。而今之计，便是激励将士，多方思考对策，以观其变。如果这一带是平原旷野，我军或许会担心遭到敌军突袭，但目前敌军沿着大山扎营，兵势施展不开，自困于树木乱石之间，我军只需耐心等候，待其疲惫之时，便可克敌制胜。”

众将很不理解，以为陆逊畏敌怯战，个个心中愤恨不已。

刘备统治荆南数年，在武陵郡的蛮夷部落中颇有群众基础，这回要跟东吴决战，地方上的武装力量自然要设法调动起来。所以，刚一进驻猇亭，他便命侍中马良秘密前往武陵郡，找到五溪蛮夷部落的酋长，馈赠了大量金银绸缎，并许以官爵，要求他们起兵响应。

以沙摩柯为首的蛮夷酋长们欣然应允，旋即率部加入了刘备的阵营。

当时，刘备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的战术。蜀汉大军自巫峡（今重庆市巫山县境内）往东，直到夷陵，在长达七百多里的战线上修筑了数十座大营。

这样的战术，好处是各营之间互为犄角、协同攻防，且稳扎稳打、步步逼近，其中任何一营都不会出现孤军深入、身陷重围的危险。

然而，其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想当年，曹操大军在赤壁把所有战船用铁链拴在一起，自以为稳如泰山，结果被周瑜一把火便烧了个干净。如今，刘备把数十座大营全都修建在树木茂盛的大山中，无疑会面临一个同样巨大的危险——火攻。

此外，让人颇为遗憾的是，刘备此次御驾亲征，一心要跟东吴决一死战，按说应该把蜀汉的猛将都拉出来才对。可事实却是，昔日那些身经百战的一线大将，一个也没有随同出征；跟他一块儿来的，只有吴班、冯习、张南等二三线将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因有二。

首先，这几年蜀汉流年不利，将星凋零，导致人才队伍出现了断层。比如，关羽、张飞都已去世，老将黄忠也已在建安二十五年病逝，马超则是在刘备出征这一年患上了重病，年底便去世了。昔日的五位上将军，仅剩赵云一人，只能在成都留守，不宜出征。像魏延这样的准一线大将，又在北边的汉中镇守，也没法调到东线来。

所以，此刻的刘备，几乎已经没有大将可用了。

其次，虽说目前的蜀汉人才凋零，但如果刘备对此次东征足够重视的话，也未尝不可以把赵云拉出来。毕竟眼下的益州内政有诸葛亮在挑大梁，基本上是稳定的，不一定非得留赵云镇守。另外，这几年汉中也无战事，假如刘备觉得有必要，也可以派几个二线将领去换防，把魏延替换到东线来。简言之，只要刘备觉得有必要，他是可以倾尽全力的。

刘备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对此次东征抱有一定的自大心理。刘备自认为，跟他同一辈的那些东吴大将周瑜、鲁肃、吕蒙都死了，除非孙权亲自来，否则如今的东吴貌似已经没有人配当他的对手了。至于目前这个吴军主帅陆逊，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又何足惧哉？

既然刘备胜券在握，那当然没有必要让赵云、魏延等主力队员上场了，权且带吴班、冯习这帮候补队员出来锻炼锻炼，经历一些“重大赛事”，也有利于蜀汉人才梯队的建设。

在战术选择上的疏忽大意，加上自大和轻敌的心理，使刘备的这场复仇之战尚未开打，两大失败的隐患便已悄然埋下。

从这一年二月，一直到六月，蜀军与吴军在猇亭对峙了四个多月，彼此都不敢贸然出手。可时间拖得越久，对刘备越不利，因为他是客场作战，后勤补给线道阻且长，再这么耗下去，粮草肯定供应不上。

刘备决定引蛇出洞，遂令吴班率数千人下山，在平地扎营。

吴军将领们一看，个个都抢着要出击，陆逊却不肯下命令，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此必有诈，再等等看。”

此时，刘备正亲自率领八千精锐埋伏在附近的山谷中，就等吴军出动，便要给他们来个前后夹击。可左等右等，吴军却没有半点动静。刘备无奈，只好带着那八千伏兵灰溜溜地撤出了山谷。

陆逊无声一笑，对众将道：“之所以不让你们去打吴班，正是因为我料到敌人必有阴谋。”

眼看刘备渐渐沉不住气了，陆逊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便给孙权上书，汇报了自己准备决战的想法。他说：“夷陵是战略要地、国之门户，虽然容易夺取，但也容易失守。一旦失守，损失的不只是一个郡而已，整个荆州都将陷于险境。今日之战，必须取胜。刘备违背天意，不守在自己的老巢，却自行前来送死，臣虽不才，但承蒙社稷威灵，以顺讨逆，很快就将击败他，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起初还担心他们水陆并进，没想到他们反而舍弃舟船，仅用陆军，而又处处扎营。观察他们的部署，平平无奇，主公大可高枕无忧，不必挂怀。”

当年闰六月，陆逊向全军发布了总攻的命令。

此时，众将领反倒觉得时机不对，纷纷说：“要打刘备，应该一开始就打，如今他们深入我国境内五六百里，两军对峙了七八个月，各处要地他们皆已固守，现在才进攻，肯定讨不着便宜。”

陆逊只好耐心地解释道：“刘备一向狡猾，而且经验丰富，他们大军刚抵达时，精神集中，难以对付。如今驻扎了这么久，一直找不到我们的破绽，人马疲惫，士气沮丧，再也使不出什么招数了。歼灭此寇，正在今日！”

当天，吴军便对蜀军的一座营寨发起了试探性进攻。结果，攻了半天都攻不上去，吴军伤亡不小。众将大发牢骚，说这是让士兵白白送死。

陆逊一直在附近观战，起初眉头紧锁，稍后却面露笑容，对诸将道：“我已有破敌之术了。”

陆逊想到的破敌之术，正是火攻！

他命所有士兵每人带上一捆茅草，然后冲到敌营前纵火焚烧。结果，顷刻之间，蜀军的营寨便燃起了熊熊大火，吴军迅速将其攻克。

随后，火势蔓延开来，引燃了周遭的树林；林火很快又烧着了另一座蜀军营寨，于是火势更大；就这样，无情的烈火仿佛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把连绵相接的蜀军营寨一座接一座地吞噬了……

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火烧连营”，正是来自这场著名的火攻战役。

陆逊抓住战机，命全军对所有蜀军营寨发起总攻，旋即接连攻破蜀军的四十余座大营，将蜀军大将冯习、张南及蛮夷酋长沙摩柯等人斩杀，逼降蜀军将领杜路、刘宁多人。刘备率余部仓皇逃上马鞍山（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命部众迅速建立起一个环形的防御阵势。

陆逊命各军四面合围，全力进攻，丝毫不给刘备喘息之机。

此时的蜀军将士早已被铺天盖地的烈火吓破了胆，最后这一仗充其量就是困兽犹斗而已。在吴军的猛攻之下，蜀军很快就土崩瓦解，四散奔逃。

此时夜幕徐徐降临，刘备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往西边逃窜。吴军在后紧追不舍。危急时刻，刘备麾下一个管驿站的小吏，把蜀军丢弃的盔甲堆到一个隘口焚烧，这才挡住追兵，让刘备得以逃出生天。

夷陵之战，就这样以蜀汉的惨败和东吴的全胜而告终。

蜀军的舟船、武器、装备，以及水陆两军的所有军用物资，全部丧失殆尽；五万大军也几乎全军覆没，尸体漂满了长江。

刘备一口气逃到了白帝城，又羞又愤，仰天长叹道：“我竟然会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意！”

这句话，把刘备战前的自大和轻敌心理暴露无遗。很显然，他是打心眼里瞧不起陆逊这个后生小辈的。可万万没想到，他这个堂堂蜀汉皇帝、纵横天下数十载的一代枭雄，最后还是败在了这个毫不起眼的陆逊手上。

刘备的失败，与当年曹操在赤壁的失败可谓如出一辙。

这两个雄主，战前都是志得意满，压根瞧不起对手，结果却同样被对手用一把火烧得怀疑人生。

巧合的是，汉末三国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最后导致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居然都是一个字——火。

曹操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一把火烧了乌巢的粮仓，转败为胜；周瑜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一把火烧了曹军的战船，以弱胜强；陆逊则在耐心蛰伏了半年之久后，突然一把火烧掉了蜀军的数十座大营，一举而大获全胜。

在战前，不论袁绍、曹操还是刘备，看上去似乎都是稳操胜券的那一方。其结果，却都是强势的一方遭遇惨败。

看来，“骄兵必败”这四个字，无论何时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