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病逝于洛阳时，太子曹丕并没有在他身边，而是远在邺城。也就是说，曹操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及时移交到曹丕手上。

这样的权力真空期，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据史书记载，当时随曹操来到洛阳的军队率先“**”了起来。换言之，就是军中将士们开始忙着寻找出路，谋划各自的前程了。

面对这一状况，文官们不禁忧心忡忡，很多人建议干脆秘不发丧，以免引起更大范围的混乱。日后的曹魏名臣、时任谏议大夫的贾逵却认为不可。因为曹操去世这么大的事，无论如何是瞒不住的，刻意隐瞒有可能适得其反，令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众人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这才正式发丧。

可是，紧接着又有人提议，说应该把各郡县的太守和县令全都换成沛国人或谯县人。言下之意，就是全都换成曹操的同乡，把地方权力抓在自己人手里，以免生乱。

很显然，这是个相当脑残的馊主意。

首先，在这种权力真空期，仓促替换郡县长官非但无助于事态稳定，反而是在人为制造混乱。其次，要在短时间内做到如此大规模的人事调整，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勉强完成，也绝对无法保证换上来的人能够称职。最后，也是最荒唐的，凭什么认为曹操的老乡就一定会是忠于曹魏的“自己人”呢？如果用地域和籍贯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忠奸，那天底下的所有人事组织部门就全都可以解散了。

所以，出这个主意的人，非蠢即坏。

时任魏郡太守的徐宣便厉声反对道：“如今，朝廷的用人体制都是统一的，不论关系远近，在任官员普遍都有忠诚之心，何必专任沛国人和谯县人，来让捍卫社稷的忠臣们寒心呢？”

此言一出，这个馊主意才没有被施行。

然而，这边的葫芦刚刚按下，那边却又起了瓢。之前就已**不安的军方彻底出事了——曹操生前的嫡系部队“青州兵”，竟然撂挑子不干了，各将领带着部众哗然四散，各奔西东，连招呼都不带打的。

这可急坏了文官们。众人七嘴八舌，都说应该拦住他们，绝不能放他们走，若是不听，便就地格杀。

“青州兵”就是当年曹操从黄巾降众中遴选出的精锐，多年来一直追随曹操南征北战，对他颇为忠心，战斗力也十分强悍，问题就是军纪一向很差——虽然已经当了很多年的正规军，但依然改不掉流寇的习气，一贯无组织无纪律。

这样一支部队，除了曹操，基本上没人镇得住。如今，曹操一死他们便一哄而散，恰恰说明他们谁都不服。在此情况下，又有谁能拦得住他们？还想把他们就地格杀，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假如真这么干了，青州兵必定造反，而这帮文官也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贾逵知道这些人是无法禁止的，所以他的意见是放他们走。不但放他们走，贾逵还当即发布文告，命各郡县负责给这些青州兵提供食宿。

之所以做得这么殷勤，是因为贾逵很清楚，这帮军纪涣散的家伙一旦流窜到地方上，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你如果不让他们吃好喝好，他们一定会烧杀抢掠，到时候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刚刚把青州兵这摊烂事摆平，一件更棘手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有人想利用曹丕远在邺城的机会，乘虚而入，抢先把曹操的魏王玺绶搞到手。

这个人就是曹操的嫡次子、曹丕的二弟曹彰。

曹彰，字子文，生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曹操的四个嫡子，除四子曹熊早夭外，剩下这三个，如果说老大曹丕继承的是曹操的政治才干，老三曹植继承的是文学才华，那么曹彰继承的则是曹操的军事才干。

据说，曹彰的外貌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胡须是黄色的，所以被曹操称为“黄须儿”。

这个黄须儿，从少年时代起便善于骑射，臂力过人，敢徒手跟猛兽肉搏。他经常对左右说：“大丈夫应当做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人，率十万大军驰骋沙漠，驱逐戎狄，建功立业。”曹操有一次跟儿子们聊天，问起他们的志向，曹彰说他最想当将军。曹操就问他，怎样才算一位好将军。曹彰答：“披坚执锐，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曹操大笑，颇感欣慰。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治今山西阳高县）的乌桓发动叛乱，曹操任命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征讨乌桓。临行前，曹操特意叮嘱他说：“在家里咱们是父子，接受了任命就是君臣了，一举一动都要按王法行事，你要谨慎。”

曹彰出征后，身先士卒，亲自冲锋陷阵，铠甲上被射了好几箭，他非但不退，反而越发斗志昂扬，遂大破乌桓叛军，斩杀并俘虏了数千人。当时，鲜卑部落酋长轲比能也心存异志，率数万骑兵在附近观战，打算坐山观虎斗，伺机捡便宜，结果一看曹彰如此凶猛，吓得赶紧主动请降。

北方的叛乱就此平定，曹彰一战便威震塞外。

当时，曹操正在汉中与刘备鏖战。有一次，刘备命养子刘封到曹营外挑战，曹操气得破口大骂，说：“你这个卖草鞋的小子，敢派个假儿子来骂战，等我把亲儿子黄须儿叫来，让他来揍你们！”

随后，曹操果然下令曹彰赶赴汉中。不过，曹彰刚到长安，曹操便已从汉中撤兵了。后来，曹操就让他驻扎在了长安，以防刘备入侵关中。

这回，曹彰听说老爷子在洛阳去世了，马上心急火燎地从长安赶了过来。

曹彰此来，首要目的当然是奔丧，以尽人子之孝；其次，就是打算抢班夺位。

曹操四个嫡子，最小的曹熊早夭，而曹植在几年前的立嗣之争中已经落败，所以现在唯一有可能跟曹丕争夺继承权的，就只有曹彰了。

并且，曹彰军功在身，确实也有夺嫡的资本。

他一到洛阳，便急吼吼地问贾逵：“先王玺绶何在？”就是问曹操的魏王印玺和绶带在什么地方。

这话问的，实在是太简单粗暴了，果然是战场上生猛无敌的黄须儿，连夺嫡都弄得跟肉搏似的，一点修饰都没有。

可是，像夺嫡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又怎么可能跟打仗一样呢？暂且不说你黄须儿只是一介武将，没什么政治头脑，就算你有，你大哥曹丕岂是那么好对付的？人家跟老三曹植斗了那么多年，斗争经验无比丰富，而且太子也当了这么久了，早就在朝野上下遍植党羽，你黄须儿就算把魏王玺绶抢到手，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贾逵一听曹彰这话，真有点哭笑不得。

也罢，既然你黄须儿如此简单粗暴，那我也不必跟你绕弯子了。贾逵旋即一脸正色道：“社稷自有继承人在，至于先王玺绶在何处，不是君侯（曹彰的爵位是鄢陵侯）你应该问的。”

一句话，就把曹彰给（左扌右享）回去了，也把他刚刚露出苗头的夺嫡梦想一举粉碎了。

当然，曹彰此举，或许也只是投石问路而已，并非铁定了心要夺嫡。否则，仅凭贾逵轻飘飘的一句话，是不可能让他罢手的。换言之，曹彰自己可能也很清楚，曹丕在朝野的势力比他强得多，自己单凭军功，是很难撼动老大的太子位的。

在贾逵等人的努力下，洛阳的局面总算是稳住了。

很快，曹操去世的噩耗传到邺城，曹丕顿时悲不自胜，“号哭不已”。司马懿的弟弟、时任中庶子的司马孚赶紧劝慰道：“君王晏驾，天下都依靠殿下做主。上为宗庙社稷，下为天下万民，殿下岂能效法匹夫之孝呢？”

良久，曹丕才慢慢收起了眼泪，说：“卿言是也。”

历史上，每逢君主去世，继承人总是会哭得惨惨戚戚，同时旁边也一定会有人以“大义”相劝。这几乎就是一套固定的戏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老爷子去世，身为儿子内心悲伤，这份真情肯定是有的；但作为政治人物，而且是即将接掌最高权力的政治人物，其眼泪也一定有作秀成分——你哭得越悲伤，才越能掩饰内心深处那种即将上位的兴奋和喜悦。

这种政治作秀，不光局限于继承人，也包括文武百官们——因为新老板一上任，他们的职位和薪资肯定都会往上提的。

所以，得知曹操去世的消息后，群臣就在朝会上聚在一块儿痛哭，连班位和行列都错乱了。这种时候，自然还得有人站出来以“大义”相责。而这个人，当然还是司马孚。只听他义正词严道：“如今君王离世，天下震动，应当早日辅佐太子即位，以安定四方，难道你们只会哭？”

有人出头喊一嗓子，大伙就能顺势收起眼泪，赶紧努力工作了。

而眼下最迫切的工作，除了操办丧事外，更重要的，莫过于尽快拥曹丕继魏王之位。按照礼制，继承王位，必须要有天子诏命，可现在天子远在许都，这一来一去得花多少天？群臣顿时有些犯难。

这种时候，当然还得有人出头再喊一嗓子。

司马孚出了好几次头了，再站出来不太方便，于是这回改由尚书陈矫来发话了，说：“魏王在外去世，天下惶惧，太子应该克制悲伤，马上继位，以安定朝野人心。何况，大王心爱的儿子（曹彰），正守在洛阳的灵柩旁，万一发生变故，社稷就危险了。”

尽管曹彰的威胁没想象中那么大，可毕竟也是一个威胁，不能不防。所以，别管什么礼不礼制了，赶紧先上车，回头再补票吧。

于是，大伙立刻分头行动，一天之间，就把即位仪式需要的东西全都置办齐全了，效率之高，令人叹服。

次日一早，大伙从卞夫人那儿弄来了一个“王后令”，权且以此代替圣旨，然后匆匆忙忙就把曹丕扶上位了。

许多天后，御史大夫华歆才带着天子诏书赶到邺城，授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还有冀州牧的官印，这才把合法手续补全了。

与此同时，朝廷改元延康。

这个新的年号，仍然是属于汉朝的，所以它注定是短命的。短短十个月后，它就将被曹魏的年号取代。

当年二月二十一日，曹操的灵柩从洛阳运了过来，被安葬在邺城西面的高陵。

曹丕上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两个兄弟赶紧滚远点儿——让兄弟滚蛋这种事，学名称为“就国”，就是命他们到自己的封国去住，别在新老板的跟前晃悠。

于是，曹彰就被赶到了自己的封国鄢陵（治今河南鄢陵县）。而曹植的命运则远比曹彰更为不堪。曹植本是临菑侯，本来应该赶到临菑（治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可曹丕一想到当初差点被这个三弟夺了太子位，就觉得不能这么便宜了他，遂以“醉酒悖慢”为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封邑由原来的一万户一下子削减到八百户，然后把他赶到了远比临菑偏僻荒凉的安乡（治今河北晋州市侯城村）。

收拾完曹植，接下来就该清算他的党羽了。

时任“右刺奸掾”的丁仪，还有他的弟弟、时任黄门侍郎的丁廙，以及他们家族的所有男子，一夜之间被全部诛杀。

杨修本来也在清算之列，不过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就被曹操干掉了。既然人早死了，曹丕也就没再株连他的家人，所以杨修家族的男子才侥幸躲过一劫。

杨修之所以会被曹操干掉，可以说是应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初，曹丕跟曹植在争夺储位时，由于杨修和丁仪极力在曹操面前美化曹植，所以曹丕一度落于下风。为了扭转颓势，曹丕就想跟自己的密友、时任朝歌（今河南淇县）县长的吴质好好谋划一下。可是，吴质是地方官，若公然与曹丕交往，容易犯忌讳，于是曹丕就想了个办法，让吴质藏在装绸缎的竹筐里，用马车载到他的府邸，以此掩人耳目。

不料，杨修早就在曹丕身边安插了眼线，旋即将此事告到了曹操那儿，说曹丕跟吴质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交往，一定是在谋划不可告人之事。

曹操身边当然也有曹丕的眼线，所以杨修一告状，曹丕立马就知道了。他大为惊慌，赶紧问吴质该怎么办。吴质却气定神闲，淡淡一笑道：“无害。”然后附在他耳边说了句话。曹丕一听，顿时转忧为喜。

几天后，一驾同样载着绸缎的马车又驶入了曹丕府邸。杨修再度得到情报，立刻又禀告了曹操。曹操旋即派人前来，当场拦下马车搜查，把车上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可没想到，车上除了竹筐和绸缎，压根就没有吴质的影子。

杨修顿时目瞪口呆。

老谋深算的吴质挖了个坑，自以为聪明的杨修就乖乖往里面跳了。曹植最终之所以败给曹丕，除了自身的问题外，手下谋士的“段位”不够也是一大原因。

经此一事，曹操就认定杨修这小子不靠谱了。

后来，又经过多次交锋，形势逐渐逆转，曹植开始失势。他十分焦虑，就跟杨修走得更近了，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杨修身上。杨修不敢拒绝，同时也不甘心就此罢手，便决定再拼一把。

曹植虽然写文章厉害，但思维不够周密，尤其在处理政务方面，水平有限。而曹操为了考察他，又时常会拿一些政务问题让他作答。为此，杨修便揣摩曹操的心思，事先拟好了十几种不同类型的答案，让曹植对号入座，针对不同问题给出相应答案。

随后，每当曹操的考题刚刚送到曹植手上，不消片刻，一个完美答案就出现在了曹操的案头。曹操大为狐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鬼，便派人暗中调查。结果，杨修帮曹植作弊的事情就被抖出来了。

曹操顿时怒不可遏——好你个杨修，上回诬告曹丕的事还没跟你算账，现在竟然把这种伎俩玩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这是把我曹孟德当白痴吗？！

到了这一步，曹操对杨修已是深恶痛绝，加之杨修跟袁术又有亲戚关系（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这就更让曹操感觉恶心了。于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曹操随即以“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逮捕了杨修，然后就把他杀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杨修之死，大可以给《红楼梦》的这句经典格言做注脚。

新王即位，有仇的报仇之后，接下来自然是有恩的报恩。

当初在立嗣之争中为曹丕出谋划策、立下大功的贾诩，由太中大夫擢升太尉；之前专程从许都赶来，帮曹丕补办合法即位手续的华歆，由御史大夫擢升相国；与曹丕平时关系不错的王朗，由大理擢升御史大夫。

而在洛阳极力帮曹丕稳定局面的贾逵，则先由谏议大夫擢为丞相祭酒，紧接着又出任豫州刺史，成了封疆大吏。因贾逵在任上很快做出了政绩，“外修军旅，内治民事，兴陂田，通运渠，吏民称之”，故而曹丕大加赞赏，说：“逵真刺史矣！”（《资治通鉴·魏纪一》）旋即布告天下，命各州郡皆以豫州为榜样，然后又封贾逵为关内侯。

除了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员之外，曹丕在选任侍中、常侍等近臣时，也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旧日亲信里面提拔，全不考虑其他人。司马孚看不过眼，便劝谏道：“新王刚刚即位，应当任用海内英贤，怎么能只在自己的人际圈里选呢？如果选官的方式不当，那么得到官位的人也不值得被尊重。”

曹丕闻言，这才意识到自己格局小了，遂改弦更张，开始扩大范围，广纳人才。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时候由尚书陈群制定，然后迅速颁布实施的。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朝廷在地方设立“中正官”，然后以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为标准，品评人物，选拔人才。这个制度，其基本原则就是只论人才优劣，不看出身贵贱，目的就是破除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让真正有才干的人进入仕途。

相对于东汉中后期流弊丛生的“察举制”，这项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一开始的确起到了纠偏补弊、拨乱反正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当年“察举制”的那些流弊便又卷土重来了。

九品中正制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中正官的个人利益和好恶决定了一切。正所谓“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虽然表面上朝廷也有一套选择人才的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做到真正公平和客观，到头来还是由中正官说了算，于是请托、行贿、利益输送等流弊便大量滋生，结果便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四百年间，政治权力大都被世家大族把持，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以致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直到隋唐年间，九品中正制才被更为公正的科举制取代。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曹丕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大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推行了新的选官制度，也基本上巩固了手中的权力。

接下来，曹操生前完全可以做却始终没有做的那件大事，就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件事就是——彻底终结名存实亡的大汉王朝，正式建立曹魏帝国！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在曹丕的授意下，以贾诩、华歆、王朗、陈群、桓阶、辛毗、刘晔、司马懿等人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上表，声称“魏当代汉，见于图纬，其事众甚”（《资治通鉴·魏纪一》）。意思就是曹魏应当取代汉朝，此事民间早有预言，且各种祥瑞更是数不胜数。

按照历史上惯有的改朝换代的戏码，文武百官的戏份是频频上表劝进，而最高领导的戏份则是屡屡婉言谢绝，如是一而再，再而三，最后领导人实在推却不掉万千臣民的盛情，才勉为其难地接受劝进，美其名曰“应天顺人”。

曹丕篡汉的戏份，当然也是按这个套路演的。

十月十三日，这场大戏终于来到了最**的部分：大汉天子刘协到高庙（刘邦之庙）焚香禀告，然后命大臣把皇帝玉玺和禅位诏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曹丕手上；曹丕又接连三次“上书辞让”，做足了谦逊的姿态，而结果当然是“义不容辞”，于是这皇帝就当定了。

随后，朝廷在许都西面的繁阳（今河南许昌市西）修筑了一座高台，作为登基仪式之用。

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上高台，接受玺绶，即皇帝位，然后祭拜天地山川，改元黄初，大赦天下；三天后，曹丕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因而历史上也经常把曹操称为魏武帝。

至此，享国四百零七年的大汉王朝，自董卓之乱起便已名存实亡的大汉王朝，终于在苟延残喘了三十多年后，正式覆灭，颓然仆倒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刘协逊位后，被曹丕封为山阳公，迁出许都（此后改名许昌），然后就到封国山阳（治今河南焦作市）做寓公去了。

其实，对命途多舛的傀儡皇帝刘协而言，早一天脱下不属于他的天子衮冕，早一天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