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得知江陵、公安失陷,又惊又怒,立刻加快了南下的步伐。
眼看关羽彻底退去,曹仁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旋即召集众将开会,讨论要不要追击。众人都认为,关羽现在老巢被占,形势危殆,若出兵追击,定能将其生擒。
只有谋士赵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孙权利用关羽北上之机,抄了他的后路,接下来,他便会坐山观虎斗,让我们跟关羽斗个两败俱伤。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放关羽走,让他成为孙权的祸害。如果我们穷追猛打,消灭了关羽,那么孙权扭头就会来对付我们。我想,这一定是魏王最担忧的事情。”
曹仁觉得有道理,遂按兵不动。
没过几天,曹操的加急令就到了,果不其然,跟赵俨的判断如出一辙,命众将不得追击。
关羽担心自己和部众的家属有什么闪失,所以不敢贸然回去攻打江陵,便暂时在半路驻扎,然后接连派出使者,骑快马去江陵打探消息。
吕蒙热情地接待了关羽的使者,还带着使者走遍全城,探访了很多关羽部众的家属。使者每到一处,看到的都是平安祥和的景象,听到的都是对江东军队的赞美之词。不少家属还特意写了平安信,托使者带给军中的子弟。
使者回去后,众将士纷纷私下打探消息,当大伙得知家属都安然无恙,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还舒坦时,一颗颗惴惴不安的心终于都放了下来。
与此同时,他们的战斗意志也瞬间瓦解了——既然妻儿老小都过得挺好,那还有必要反攻江陵吗?索性把这身军装脱了,回去跟家人团聚岂不更好?
所以,江陵父老写给军中子弟的那些平安信,客观上其实就是一封封劝降信,甚至效果比后者还好。因为劝降信的意图太明显了,反倒会令一些意志坚定的战士产生逆反心理;而平安信则发挥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哪怕是再坚强的钢铁战士,在亲情面前都是毫无抵抗力的。
这就是所谓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吕蒙的这套“攻心术”,玩得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关羽意识到军心已散,反攻江陵已成为不可能之事,只好暂时进驻麦城(今湖北当阳市东南),后面的事再做打算。
得知吕蒙兵不血刃拿下江陵和公安,孙权大喜过望,立刻从建业赶到江陵,前来慰问吕蒙及全军将士,同时也专程前来招降纳叛、收揽人心。
刘备任命的那些荆州文武官员,本来大多还在犹疑观望,此刻见江东的老板大驾亲临,于是不再纠结,纷纷跳槽,悉数归附了孙权。
只有时任治中从事的潘濬,闭门称病,不肯来拜孙权的码头。孙权就派人去他家,连人带床一块儿给抬了过来。潘濬趴在**,涕泪横流,却看都不看孙权一眼。孙权便在床边坐下,亲切地称呼他的字(承明),不停地温言劝慰,然后还命左右拿手帕帮他擦眼泪。
这一幕,乍一看挺让人感动,其实往细了一想,两个人无非都是在作秀而已。
潘濬之所以闭门称病,不肯见孙权,其用意并非不肯为孙权所用,而是故作姿态,待价而沽罢了。孙权也很清楚潘濬的心思,所以便心照不宣地配合他演了一场悲情戏。
孙权之所以纡尊降贵予以配合,一来固然是看中了潘濬的才干,二来则是借此塑造“折节下士”的美名——通过这“感人”的一幕打一波广告,让江陵的文武官员和父老乡亲心悦诚服地接受他这个新老板。
很显然,要论“攻心术”,不止吕蒙是大咖,孙权也是个中好手。
眼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潘濬这才收起眼泪,翻身下床,向孙权拜谢。孙权随即升任他为治中,全面参与荆州的军事决策。
随着荆州官员的纷纷归附,原本由刘备占据的荆西三郡(南郡、武陵、零陵)基本上都被孙权收入囊中,最后只剩下一个叫樊伷的原武陵从事,纠集了一帮当地蛮夷,仍然在负隅顽抗。
有谋士建议,至少要派一万人出征,才能平定樊伷。孙权咨询潘濬的意见,潘濬却说,五千人足矣。
孙权问:“你为何如此轻视樊伷?”
潘濬引用一则逸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樊伷虽出身南阳大族,颇能摇唇鼓舌,但没有真实才干。臣听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樊伷设宴邀请当地官员,结果等到日过中天,一盘菜都没上,十几个客人一下子全走光了。仅此一例,便足以让臣轻视樊伷。这就好比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侏儒,不需要看他全身,只看他的手或脚就清楚了。”
孙权闻言,忍不住大笑,旋即给了潘濬五千兵马,命他出征。
果然,潘濬到后,一战便斩杀了樊伷,平定了武陵郡。
同年十一月,刘备任命的宜都(治今湖北宜昌市)太守樊友见大势已去,便弃城而逃,下辖各县及蛮夷酋长,遂纷纷投降。
至此,除了北部的襄、樊一线仍由曹操占据,荆州全境基本上全都落入了孙权手中。
经过数年的精心筹划,这场“夺回荆州”的行动终于取得圆满成功。孙权开始论功行赏,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任命陆逊为宜都太守,并擢其为右护军、镇西将军,封娄侯,命他进驻夷陵,负责扼守秭归至峡口(宜昌市西北)一线,防止刘备反扑。
接下来,孙权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掉关羽这个宿敌了。
当然,关羽毕竟是当世屈指可数的猛将,杀了未免可惜,所以孙权还是心存一丝希望,派人前去麦城劝降。
关羽表面上答应投降,然后在城头上遍插旌旗,还摆放了很多稻草人,企图以此迷惑孙权。布置完这一切,关羽才偷偷出城,往西北方向飞奔而去。
此刻,他麾下的部众早已溜得一干二净,绝大多数当然都是回江陵跟亲人团聚了。最后,跟着关羽一块儿走的人,只有儿子关平和十几名亲卫骑兵。
一世英雄,却落到这个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地步,实在是令人唏嘘。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奔走在逃亡之路上的关羽,内心一定充满了愤懑和不甘。
时值隆冬,万物萧瑟,天地之间一片苍凉。举目四望,到处都是凄惶肃杀的景致,像极了关羽此刻的命运和心境。
“水淹七军”的胜利,“威震华夏”的荣耀,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夺取襄樊、剑指中原的战略,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开局,成功似乎也是指日可待。
可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一切就都像一场美丽的春梦一样,遽然消散、转眼成空了呢?
关羽想不明白。
他也许会把这场失败归因于曹操派来的援军太多了,以至于他独臂难支;或者,他会将其归咎于糜芳和傅士仁的背叛,导致他失去了退路;又或者,他也会怪自己疏忽大意,不该派使者去江陵打探消息;即使要打探,也必须对全军将士封锁消息,如此便不至于弄得军心离散、不战自溃……
总之,关羽可能会想很多,但他唯独不太可能把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更不可能归结到自己的性格上。
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归根结底,就是“自负骄矜,目中无人”的性格害了你,关羽一定会嗤之以鼻。
一个生性骄傲的人,即便是死,他也会昂着高傲的头颅去死,绝对不会自省和自责,更不会反思和忏悔。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懦弱的人才会干的事。
所以,这个冬日的黄昏,在一个叫章乡(今湖北当阳市东北)的地方,当关羽遥遥望见不远处有一支人马拦住去路的时候,他的内心或许会感到绝望,但一定不会感到恐惧。
正如“刮骨疗毒”不会让他发出一声呻吟一样,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我想他也一定是平静而从容的。
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大个疤吗?何惧之有?!
自从中平元年跟随大哥刘备起兵的那一刻起,三十多年来,金戈铁马,纵横天下,关羽对这一天的到来,想必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即便是猝然降临的死亡,也不会在他心里激起任何波澜。
关羽唯一的憾恨,或许就是没有机会跟大哥谢罪,也没有机会跟大哥、三弟告别了。眼下,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面朝益州方向的天空,在心里对刘备和张飞说:
“大哥,对不住,我一不留神,把荆州弄丢了。”
“大哥,三弟,原谅我关云长不辞而别,先走一步。若有来生,咱们再做兄弟!”
至此,人生再无余事。
关羽昂起头颅,跃马横刀,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那个宿命的结局……
此刻,横在关羽面前的这支人马,为首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名叫马忠。
早在孙权派人去劝降关羽的同时,就已经做了另一手准备。他料定关羽投降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早就派遣大将朱然和潘璋渡江北上,截断了关羽的逃亡之路。而这个马忠,就是潘璋麾下的一个区区司马。
在汉末三国,不少征战沙场的老将最后都是死在小人物手里。这似乎有点讽刺,但其实也很正常。因为英雄一旦走到穷途末路,就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而他的脖子,自然也不会比普通人更硬。
关羽人生中的最后这场战斗,纵然规模很小,但一定是悲壮而惨烈的。因为关羽这边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马忠想取下关羽首级,绝非易事,势必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至于这场战斗的具体经过,我们只能自行脑补,因为史书上只记载了这么短短一句话:“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斩之”(《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关羽“大意失荆州”,最后兵败身死,主要责任肯定在他自己身上。正如我们前文一再讲过的,关羽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用陈寿的话说,就是“刚而自矜”,所以遭遇这样的败局并不算意外。
这就叫性格决定命运。
然而,除了关羽本人的因素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探究——当关羽、曹操、孙权三方在荆州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刘备在干什么?在前后长达半年的这场荆州争夺战中,刘备集团为何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驰援关羽?
由于这件事情太过蹊跷,完全不合常理,且史书上也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所以就有不少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
比如,有人认为,刘备之所以不救关羽,是因为关羽功高震主,遭到了刘备的猜忌,且刘备担心日后刘禅镇不住关羽,所以就利用此次机会,借孙权之刀杀了关羽。
还有人认为,是诸葛亮与刘备合谋害死了关羽,理由是关羽后期居功自傲,不但对刘备的分封不满(黄忠事件),而且不顾大局,一再破坏孙、刘两家的联盟关系,违背了诸葛亮与刘备在隆中制定的战略决策,所以二人对关羽颇为不满,认为他难以驾驭,索性对荆州战事不闻不问,任他兵败身死。
事实上,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值一哂。
理由很简单,暂且不说关羽多年来对刘备的贡献之大以及二人的感情之深,即使纯粹站在厚黑学的立场,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量,假设关羽真的功高震主,引起了刘备的猜忌和诸葛亮的不满,那么刘备和诸葛亮也有一千种办法来对付他,绝不会愚蠢到拿荆州这一战略要地来给关羽陪葬。
换言之,即便刘备和诸葛亮要玩权谋,也会考虑代价最小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以换防为由,把关羽召回成都,然后采取历史上惯用的权术,外示尊崇,内夺兵权,最后再制造一起“意外事故”令他暴毙。如此既能消除心腹大患,又没有丝毫代价和副作用,还能瞒过天下人的耳目,岂不是上上之策?
这么玩,才叫权谋。若像上述阴谋论者所言,为了除掉关羽而丢掉荆州,那刘备和诸葛亮的智商就令人担忧了。这不啻为了干掉一只老鼠,却把一座房子给烧了。此乃脑残行径,怎么可能是刘备和诸葛亮这种级别的政治人物会干的事?
既然阴谋论不足采信,那么刘备为何没有援救关羽呢?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就是:非不欲救,而是有诸多客观原因使然。
首先,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时,正值刘备打完汉中之战后,府库空虚,士众疲惫,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喘息,才可能恢复元气。而且,此时刘备的当务之急是治理益州内政,修固各处关防,以图长治久安之计,所以在客观上,对荆州的重视就不够了。
有关刘备这个时期到底在益州忙些什么,大部分史料都付诸阙如,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中的一句话,让我们窥见了端倪。该书称,刘备从汉中回到成都后,“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馀区”。
所谓“馆舍”,即驿站、客栈及各种房屋;所谓“亭障”,即军事要塞、堡垒。可见,刘备一回到成都,就开始忙着大兴土木了。因为他现在已经称王,从政治上讲,有必要修建一些宫殿及配套设施,才能彰显“汉中王”的身份和权威,并为日后称帝做好铺垫;此外,他还在成都和白水关之间修建了一系列要塞和驿站,这自然是为了防御北边的曹操。
也就是说,回到成都后,刘备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一口气修建了四百多座相关建筑。可想而知,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力,也占用了刘备极大的精力。所以,他很可能是忙得脚打后脑勺了,以致无暇旁顾其他事务。
其次,关羽发动此次北伐,前半段的进展是极其顺利的,不但兵围襄樊、水淹“七军”、降于禁、斩庞德,而且剑指中原、“威震华夏”,吓得曹操差点迁都。所以,从当年七月出兵到十月初与徐晃在樊城下对峙,关羽发给成都的战报全都是胜利的消息,刘备高兴还来不及,又怎能料到之后的形势会急转直下呢?
而当曹操的援兵陆续集结,徐晃凭借兵力上的优势击退关羽后,形势也还没那么糟。因为当时关羽还把水军留在了襄、樊之间的汉水上,可见他只是打算稍作休整,然后随时要打回去的。换言之,直到被迫解除樊城之围,主动权仍然在关羽手上,而关羽也并不认为自己战败了,所以仍然没有必要向成都求援。
形势真正开始恶化,是吕蒙袭取了江陵、公安之后,即当年十月中下旬。直到此刻,关羽才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同时也意识到了危险的降临。然而,此时向成都告急求援,还来得及吗?从成都到江陵,今天的高速公路也要将近一千公里,当时的距离绝对是在两千里以上,一来一回就是四千多里地。等关羽的急报送到成都,再等刘备组织兵力赶过来,少说也要好几个月,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还救什么救?更何况,刘备之前接到的都是捷报,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仓促间要集结兵力、准备粮秣及一应军需物资,哪有那么容易?哪样不需要时间?
所以,当关羽意识到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向刘备求援。而这个时候,离他最近的援兵,其实是驻守上庸的刘封和孟达。上庸在今天湖北的竹山县,距离襄樊大约五百里,距麦城也不过五百多里。事实上,据《三国志·刘封传》记载,早在关羽围攻樊城和襄阳期间,便已多次联络刘封和孟达,要求他们出兵相助了:“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就是说,刘封和孟达压根不想配合关羽,便以上庸刚刚拿下、人心不稳为由拒绝了他。
由此可见,关羽并没有自大到想一个人包打天下。在围攻襄、樊期间,形势尚且有利之时,他就已频频联络刘、孟了,更何况后来丢了江陵和公安,被迫败退麦城之际,关羽怎么可能不求救呢?他一定会再度向刘、孟二人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遗憾的是,刘封和孟达依旧无动于衷,始终未曾派出一兵一卒。
就此而言,如果说是刘封和孟达间接害死了关羽,恐怕也不为过。
综上所述,在关羽丢失荆州、兵败身死的这场悲剧中,真正见死不救的人并不是刘备,而是他的养子刘封!
其实,刘备当初把刘封和孟达放在上庸,其目的就是想让他们配合关羽。而正因为早在战前就做了这项部署,所以刘备后来才没有再派兵给关羽。换言之,在这场荆州争夺战中,并不是刘备没有及时援救关羽,而是他早就给关羽安排了一支协同攻防的援军。至于后来形势会恶化得那么快,且刘封和孟达居然会见死不救,那就不是刘备事先能够逆料的了。
关于刘封和孟达为何不救关羽,我们后文还会讲到,此不赘述。总之,战后,刘备对刘封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自然是极度不满的——“会羽覆败,先主恨之”(《三国志·刘封传》)。
短短半年后,刘封就遭了报应,被刘备赐死了。
虽然刘备赐死刘封还有别的原因,但刘封间接害死关羽的这份罪责,恐怕是促使刘备最终痛下杀手的主因,至少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