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的这个冬天，曹操颇为心烦。

樊城和襄阳被围，于禁全军覆没，且关羽前锋大有北上之势，而中原一带恰在此时也跟着乱了起来。

陆浑县（今河南嵩县东北）有一个叫孙狼的家伙，聚众起兵，杀了该县的主簿，然后跑到南边投奔了关羽。关羽马上授予孙狼官职，还给了他一支兵马，命他回中原打游击，在曹操的后院点火。

孙狼随即带兵回到中原，然后东奔西突，四处流窜。于是，自许都以南的很多地方相继发生叛乱，且纷纷打出了响应关羽的旗号。

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彻中原大地，用史书的说法，就叫“羽威震华夏”（《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曹操不免有些惶恐。当年十月，他亲率大军离开邺城，进驻洛阳，旋即召集群臣商议，准备把天子刘协和朝廷从许都迁出，移到北方，以避关羽兵锋。

这是自从建安元年，把天子接到许都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二十多年来，只有曹操东征西讨、耀武扬威、到处威胁别人的份儿，谁能想到有朝一日，曹操也会被别人威胁到打算迁都的地步？

没办法，曹操老了。

关羽正当壮年，而曹操已经英雄迟暮。

这一年，曹操已然六十有五，在他那个时代，基本上可以算高龄了。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因为当年那个“烈士”没有真的到“暮年”——当初写下这一豪迈的诗句时，曹操才五十三岁，不过中年而已。

如果说当时的曹操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那么现在的曹操，显然已经是傍晚六七点钟的太阳了。

当生命的黄昏真正降临，人的心态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哪怕是像曹操这种斗志昂扬、野心勃勃的一世枭雄，也难免会趋于保守和倦怠。这一点，其实早在四年前，曹操平定汉中后却无意南征益州时，就已经表露无遗了。

此刻，迁都之念的萌生，同样是一个老人保守和倦怠的表现。

不过，在比他年轻的人看来，这样的想法纯属反应过度，完全没必要。

比如，时任丞相军司马、时年四十一岁的司马懿就站出来进行了劝谏，他说：“于禁等将领是因为遭遇洪水才失利，并非作战失败，对于朝廷大计更没有丝毫损害。刘备跟孙权，表面亲密，实则互相猜忌，而关羽得志，必然是孙权所不愿的。故此，可派人前往江东，游说孙权出兵，抄关羽后路；作为交换，朝廷可权且答应他割据江南。如此一来，樊城之围自然就解除了。”

曹操觉得有道理，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旋即依计而行，一边写信给孙权，让他抄关羽后路，一边给樊城派出了第二波援军——徐晃。

当时徐晃驻扎在宛城，接到命令后迅速南下，不久便进抵阳陵陂（今湖北襄阳市西北）。关羽知道第二波援军随时会来，所以早就派遣了一部兵马驻扎在偃城（今湖北襄阳市北）。徐晃被挡住了去路，便心生一计，命工兵在偃城西侧挖掘壕沟，且故意暴露出要把壕沟挖到城池南面的意图，做出要切断对方退路的样子。

关羽的部将得到情报，果然中计，旋即烧毁兵营，率部撤出了偃城。

徐晃遂进据偃城。此地距樊城已近在咫尺，于是部将们都嚷嚷着要即刻进攻关羽，解樊城之围。可徐晃很清楚，仅凭自己这一支援军，根本救不了曹仁，必须等待其他援军陆续集结才有胜算，否则只能把自己搭进去。

随军参谋赵俨看出徐晃的顾虑，便对众将道：“眼下，敌军对樊城的包围十分严密，且洪水仍然很大，我们的兵力又太过薄弱，曹仁被困，不知我们已经抵达，难以完成内外夹攻的配合。我们若仓促行动，既救不了曹仁，也害了自己。而今之计，必须设法与曹仁取得联络，让他知道援兵已至，才能激励守城将士。我估计，我军主力不出十日便可到达，而樊城再坚守十日应当没问题。等到各路援军全部集结，到时候里应外合，一起发动，必可破敌。诸位放心，若是因援救迟缓而获罪，全由我一人承担，与诸位无关。”

众将一听，这才不再聒噪。

随后，徐晃派出工兵和传令兵，悄悄摸到关羽的围城阵地前，距其仅三丈之遥，然后双管齐下，一边暗中挖掘地道，一边飞箭传书，好不容易才跟城内联络上，于是跟曹仁来回互通了好几次消息。

差不多与此同时，孙权的回信也送到了曹操手上。他在信中说，愿以征讨关羽报效朝廷，只希望曹操不要透露消息，以免关羽有所防备。

曹操就此事要不要保密询问群臣的意见。众人都认为，孙权愿意出手，再好不过，这个消息自然应该封锁，绝不能泄露。

只有谋士董昭持不同意见。他说：“军事行动，崇尚的是权变之术，一切应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前提。我们可以向孙权承诺保守秘密，不过同时却要暗中向关羽泄露消息。如果关羽相信这个消息，就会立刻回师，那么樊城之围自然解除，到时候鹬蚌相争，我们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不过据我观察，关羽这个人，一向自负好强，不见得会相信，且他自认为江陵和公安守备严密，不一定会马上撤兵。所以，这个消息也必须让曹仁知道，一旦守城将士得知孙权要在背后攻击关羽，便会坚定守城的意志。无论如何，把消息泄露出去，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曹操闻言，大赞了一声：“善！”旋即命人把孙权的信复写了一封，然后把原件和副本都送到前线，命徐晃分别将信射入樊城和关羽大营之中。

不出董昭所料，城中将士见信后，顿时士气倍增；而关羽看完后，则满腹狐疑，最终还是没有回师。

得知关羽按兵不动，曹操麾下群臣就又慌了，纷纷劝曹操赶紧率主力南下，否则曹仁必败。

如果放在以前，不用群臣来劝，曹操早就亲率大军杀过去了。可是今时非同往日，连“迁都”这种想法都能冒出来的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还有那个斗志和精力挂帅亲征吗？

然而，面对一众属下，一向自负的曹操又不愿表现出消极厌战的情绪，只好硬着头皮同意出征。

这种微妙的时刻，就需要有聪明的下属来帮领导解围了。时任侍中的桓阶看出了曹操的倦怠，便站出来跟老板唱了一出双簧。

他问曹操：“在大王看来，以曹仁和吕常（襄阳守将）的能力，能否应对当下的危局？”

曹操答：“能。”

桓阶又问：“那大王会担心二人不尽全力吗？”

曹操答：“不会。”

桓阶再问：“那大王为何还要亲征？”

曹操答：“我担心敌人兵力太强，徐晃等人力量不够。”

桓阶觉得铺垫得差不多了，便来了一番总结陈词，道：“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之中，之所以能够死守孤城，绝无二心，全是仰赖大王以强大的声势作为外援。正所谓‘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如今曹仁等人内怀死争之心，外面则有强大的救援力量，而大王麾下拥有大军，何必担心失败而一定要亲征呢？”

有了桓阶给的这个台阶，曹操便顺势下来了，做出一副“从谏如流”的样子取消了亲征计划。随后，曹操率军进驻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并立刻大举派遣援军——先后派出了殷署、朱盖等十二支部队驰援樊城。

随着援军陆续抵达，徐晃的底气越来越足，遂决定对关羽发起总攻。

当时，关羽在樊城四周的高坡上设置了四个攻城指挥所，然后本人在一座最高的山丘上设置了总指挥部，彼此间互为掎角，遥相呼应。

徐晃放出假情报，扬言要率主力进攻关羽总部。正当关羽严加戒备之时，徐晃却兵分四路，对那四个指挥所发起了猛攻。关羽见状，赶紧亲率五千步骑去救援。而此时，徐晃早就率一部精锐埋伏在了关羽的必经之路上。

关羽率部刚到山下，便遭到了徐晃的伏击。双方短兵相接，展开激战。由于徐晃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关羽渐渐不敌，只好下令撤回大营。

然而，此时两军早已纠缠在一起，关羽虽拼死杀出了重围，却无法甩开徐晃——他前脚刚撤入大营，徐晃后脚就跟着杀进来了。

曹军的战斗力本就强悍，加之人多势众，所以徐晃势如破竹，一连突破了关羽大营的十重壕沟和鹿砦。双方在大营中混战，结果关羽大败，不久前刚刚投靠过来的傅方和胡修也死于乱战之中。

关羽无奈，只能率残部撤退。

围攻樊城之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关羽只是撤走了陆军，水军则仍然在汉水游弋，负责阻断樊城与襄阳之间的交通，以便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然而，遗憾的是，关羽再也没有机会卷土重来了。因为，孙权的绞索已经从背后悄悄伸了过来。而手握绞索的人，就是那个“告病还朝”的吕蒙。

正当关羽跟徐晃在樊城外对峙的时候，吕蒙已经带着一支精锐部队，悄然从建业来到了寻阳（今湖北武穴市东北）。

一场隐秘的奇袭行动，即将从这里展开。

吕蒙在这里组织了一支船队，全部打上商船旗号，然后将精兵埋伏在船舱中，同时命一部分士兵穿上平民的“白衣”，负责摇橹划桨；另一部分人则化装成商贾，在甲板上活动，以掩人耳目。

一切就绪后，吕蒙就率领这支船队浩浩****地溯江西上了。

早在战前，关羽便在长江沿岸布置了很多观察哨和斥候，目的就是防备孙权偷袭。可关羽的人万万没想到，从东边缓缓驶来的这支“商船队”，竟然会是江东的精锐水军。所以，这些毫无防备的观察人员和斥候，就陆陆续续全部被吕蒙俘虏了。

很快，吕蒙的这支“白衣”船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陵与公安之间的江面上。

这场成功的千里奇袭行动，从此作为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之一，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史书还给这次行动起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白衣渡江。

当时，糜芳驻守江陵，傅士仁驻守公安，如果他们忠于关羽、拼死一战的话，吕蒙不见得会轻易得手。只可惜，这两个家伙跟顶头上司关羽的关系很不好。

之所以关系不好，其因有二。

其一，身为领导的关羽，对待下属一向盛气凌人。而糜芳和傅士仁的能力都比较一般，所以关羽很瞧不起他们，时常颐指气使，二人自然就怀恨在心了。

其二，关羽此次北伐，命二人在后方负责筹措粮草、供应军需，由于供应不太及时，关羽就怒了，遂放出狠话，说一旦班师，定将二人治罪。

如此一来，糜芳和傅士仁更是惶惶不安。

这些重要情报，事先早已被吕蒙摸得一清二楚。

吕蒙决定不战而屈人之兵，遂命随军谋士虞翻去劝降傅士仁。虞翻来到城下，要求见面，傅士仁不肯露面。虞翻便写了封信递了进去，自然是一番威逼利诱。傅士仁知道自己是守不住公安城的，况且就算勉强守住了，在关羽那儿也不一定讨得着好，于是便不再犹豫，打开城门投降了。

虞翻接着又向吕蒙献计，说只要带着傅士仁一块儿去江陵，糜芳必降。果不其然，当吕蒙带着傅士仁来到江陵城下时，糜芳站在城头上一看，残存的一点抵抗意志瞬间就瓦解了，旋即出降。

就这样，吕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江陵、公安这两座军事重镇，一举端掉了关羽的老巢。

吕蒙进入江陵后，首先释放了被关押在此的于禁，以此向曹操示好；接着严令全军，善待关羽及部众的家属，对城中百姓也必须做到秋毫无犯，坚决不取群众一针一线。

军令一下，所有将士果然都不敢越雷池半步。

只有一个人，因为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被吕蒙抓了典型。

此人是吕蒙麾下的将官，且跟吕蒙是同乡，只因拿了老百姓的一顶斗笠，就被吕蒙以“违反军令”为由抓了起来。

一顶斗笠本来就不算啥，况且据史书称，此人也并非将斗笠据为己有，而是取之“以覆官铠”。意思大概是说，此人负责运送铠甲，可能是碰到了下雨天，就随手从百姓那儿拿了一顶斗笠盖在铠甲上面。

按理说，这事小得不能再小，而且又是出于保护“官铠”的公心，一般而言，象征性地责罚一下也就罢了。然而，这个人倒霉就倒霉在，眼下正是吕蒙要在江陵大搞“军民鱼水情”的节骨眼上，这时候任何一点微小的瑕疵，都会因为影响了这个“形象工程”而被无限放大。同理，任何一个稍微触犯了军令的人，也都会被吕蒙拿来作为杀一儆百的典型。

更何况，此人又是吕蒙的同乡，就更适合拿来做“大义灭亲”的典型了。于是，吕蒙便流着泪把这个人的脑袋给砍了。

此事一出，顿时“军中震栗”，所有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于是江陵城立刻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社会秩序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吕蒙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再接再厉，派出了一大批“社区工作者”，从早到晚在城中不停奔走，深入各条街道慰问父老，给他们送温暖，询问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三国志·吕蒙传》），把江陵的父老乡亲们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事后来看，吕蒙在江陵善待关羽部众的家属，尤其是大张旗鼓搞这个“军民鱼水情”的形象工程，实在是一记釜底抽薪的妙招——它轻而易举地收了关羽部众的心，瓦解了他们的斗志，从而最终将关羽推入了孤家寡人的境地。

从吕蒙“告病还朝”，到陆逊写信示弱，再到白衣渡江，千里奇袭，智取江陵、公安，善待敌军家属，抚慰江陵父老……吕蒙这一连串计谋玩下来，堪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妙范例！

再厉害的人物，恐怕也挡不住如此处心积虑的连环杀，更何况关羽还有“自负骄矜”这一极易被人利用的死穴。

所以，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只能发出一声沉沉的叹息——悲剧已然注定，关羽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