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二月，曹操班师回到邺城。

同年五月，曹操晋爵魏王。

虽然终其一生，曹操就在这个地方止步了，没有迈出那篡位称帝的最后一步，但从“魏公”晋爵“魏王”，显然也并非无关紧要之举。

曹操现在走这一步，其实就是在为曹丕日后颠覆汉室、另立新朝铺平道路。对此，朝中文武自然都是心知肚明。而且，绝大部分人是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的，甚至都希望由曹操本人来称帝更好。因为，他们名义上是汉朝的臣子，实则都是曹老板的人，而老板早一天成为皇帝，他们自然也就早一天成为新朝的开国大臣。到时候，不论是官位还是各种薪资待遇，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这种皆大欢喜的事，谁又不乐观其成且乐享其成呢？

所以，曹操刚刚晋封魏王不久，便有一帮人开始上表吹捧，大造声势，恨不得老板明天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袍加身，位登九五。

在这帮替老板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人中，有一个叫杨训。据说，此人的奏表写得十分浮夸，让所有看过的人都觉得肉麻，于是不少人都在背后笑骂，顺带也骂了当初举荐杨训的人，说他眼睛瞎了，才提拔了这种马屁精。

举荐杨训的人，正是向来以善于识人著称的崔琰。

听到人们的议论后，崔琰自然很不爽，便特意把杨训的奏表拿来看。看完后，估计也是被恶心到了，但崔琰又不敢说杨训做得不对，只好写了封信给他，大意是说，上表赞美老板，这本来是好事，但你得注意时机。什么时机呢？就是要等到大势即将产生变化的时候。换言之，就是等老板真的要称帝了，你再来拍马屁、造舆论也不迟。

言外之意，就是劝杨训拍马屁也要拿捏火候、掌握分寸，别成了人家的笑柄。

崔琰并不知道，就是这封信，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官场上的人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很快就有崔琰的政敌抓住这封信大做文章，说他傲慢自大，不可一世，且心怀怨恨，诽谤朝政，尤其是在私下议论魏王，出言不逊，实属悖逆。

这一堆大帽子扣下来，崔琰就在劫难逃了。

曹操大怒，立刻将崔琰关进了大牢，且施以“髡刑”（剃光头发），并在狱中服劳役。可是，崔琰的政敌仍不放过他，不久又向曹操奏报，说他在牢中依旧态度倨傲，言行举止都带着嗔恨，毫无悔过之心。

曹操很干脆，马上给了崔琰一杯毒鸩，把他赐死了。

崔琰无辜而死，他多年的同僚兼好友毛玠大感悲愤，言行中难免流露出了一些不满。于是，厄运立刻又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很快又有人向曹操告密，罪名还是那老一套，说毛玠心怀怨恨，诽谤魏王。

曹操二话不说，照旧把毛玠扔下了大狱。

眼看这些老臣都要一个接一个被收拾了，深感唇亡齿寒的两位同僚赶紧站了出来，替毛玠求情。这两人，一个是桓阶，一个是和洽。

桓阶请求先查明案情，再将毛玠定罪。曹操不以为然道：“据举报的人说，毛玠不但诽谤我，还替崔琰打抱不平，这就等于把‘君臣恩义’完全弃置一旁，只想替他死去的朋友鸣冤叫屈，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君臣恩义”四个字，是史书记载的曹操的原话。由此可见，此时的曹操不仅在心里把自己当成了实质上的皇帝，而且已经公然表现在言行中了，丝毫没有任何顾忌。

和洽闻言，赶紧道：“倘若真如举报者所言，那毛玠的确是罪过深重，为天地所不容。臣也不敢曲意回护毛玠，破坏君臣伦常。只不过，毛玠多年来深受您的信任，且为人刚直，公忠体国，是朝臣都敬畏的人，按理说不该有此言论。当然，人心难测，有没有也不好说，所以更应该深入调查，把检举人与被检举人的实情都弄清楚。如今，大王圣恩，不忍让有司公开审理毛玠，这固然是不想让他受辱，但反而会令是非曲直变得不分明。”

在和洽这番话中，不论是自称为“臣”，还是把曹操之恩称为“圣恩”，都已经公然把曹操视为皇帝了。换言之，此时曹操与满朝文武的关系，显然已非丞相与百僚的关系，而是“君”与“臣”的关系。

除了缺一个登基仪式外，此刻的曹操，与皇帝几乎没有分别了。

对于和洽之言，曹操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不深入调查，正是为了保护毛玠和举报者两方。”言下之意是，不管毛玠是真的有罪还是举报者诬告，都是他不愿看到的。

这种态度，首先有和稀泥之嫌，难以令人信服；其次，这么做与其说是在保护毛玠，不如说真正目的是在保护那个躲在暗处的告密者，同时也是在鼓励告密行为并保护告密者的积极性。

和洽不接受这种“和稀泥”的处置办法，仍旧据理力争道：“如果毛玠真有诽谤主公之言，当在闹市上斩首；如果毛玠并无此言，那么就是举报者诬告大臣，蒙蔽大王视听，倘若不加以追究，臣深感不安。”

然而，不管和洽说什么，曹操终究不肯深入调查，也不让毛玠有机会跟那个举报者当面对质。

当然，由于和洽与桓阶的求情，曹操最后也放了毛玠一马，没有治他的罪，而是免去其所有官爵，放他回家了。

不久，毛玠以庶民身份在家中寿终正寝，终究没有像崔琰那样死于非命，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崔琰和毛玠，这两个曾经在选拔人才、整顿吏治方面为朝廷做出巨大贡献的能臣，就这样一死一贬，落得个无比凄凉的下场。

个中原因，并不是他们真的对曹操不忠，而是遭遇了政敌的陷害，纯粹是死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就跟当年袁绍集团内部的倾轧与恶斗如出一辙。

崔琰和毛玠的政敌们之所以能够接连得手，无非就是利用了曹操的多疑和残暴。对于任何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曹操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因此，对于“告密”这种行为，他自然会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态度，而不会在意告密者是否别有用心。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随时掌握所有人的动向，从而把一切在他看来足以危及统治的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曹操再度发兵进攻孙权，亲率大军进抵居巢（今安徽巢湖市）。孙权率吕蒙、甘宁、周泰、孙瑜、蒋钦等将领坚守濡须，与曹军对峙。

这是曹操与孙权的第二次濡须之战。

史书对第一次濡须之战的记载非常详尽，且有不少生动的细节。可对这次会战，各种史料却都语焉不详；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基本上都付诸阙如。我们只知道，大概在当年二月，双方交手了几个回合，互有胜负，但战况似乎都不太激烈。然后，史书就简单粗暴地给出了这场战役的结果。

结果有些莫名其妙，且令人大跌眼镜——“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三国志·吴主传》）。是的，孙权居然主动向曹操请降了。至于他是否被曹操打败了，以及如何被打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

对这个结果，曹操当然很满意，于是也遣使跟孙权修好，然后双方还承诺要互相通婚云云。

可是，如果孙权真的“请降”了，结果怎么会如此和谐呢？难道不应该是放弃地盘、解除武装、北面称臣才对吗？所以我严重怀疑，“请降”之说是陈寿老先生的笔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请和”，即孙权主动求和，然后双方暂时修好，各自罢兵。

孙权之所以主动求和，想必是战况对他不利。而曹操之所以马上就答应了，想必是战况即便对他相对有利，但他也无心恋战，只想赶紧班师回朝。

当年三月，曹操命夏侯惇、曹仁、张辽等人驻守居巢，然后就引兵而还了。既然是主动出兵攻打，且战况有利，为何不乘胜进击，获取更大的战果，而要匆忙班师呢？

答案或许是：曹操此次出兵，目的并不是要打败孙权、夺取地盘，而纯粹只是“炫耀兵威”而已。换言之，就曹操的动机来看，这一战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曹操才会大举出兵，却又匆忙班师呢？

很简单，此时的曹操，正在加紧为“改朝换代”这件大事进行布局，所以他既需要对外“耀兵”以营造声势，又必须尽快回朝把一切安排妥当。

看曹操回到邺城后的一系列举动，这一点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当年四月，曹操刚一回来，便以献帝刘协的名义下诏，自设“天子旌旗”，且“出入称警跸”。也就是说，曹操从此就不再遮遮掩掩了，而是公开打出了天子的大旗，且出入都要实行戒严，如清理街道、限制行人等，反正都按照皇帝的规格来。

同年十月，曹操再次以献帝刘协的名义下令，让自己戴上了皇帝专属的“十有二旒”的冠冕（前后各有十二条悬垂的玉石串珠），同时“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就是乘坐黄金装饰的车驾，御马六匹，另有颜色各异的五辆副车随驾。

所有这一切，当然全都是“天子之制”，在正常情况下绝非人臣所能僭越。

然而此刻，该“僭越”的曹操全都僭越了一遍。

到了这一步，如果曹操临门一脚，索性把刘协踢下去，自己登上皇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恐怕没有任何人会觉得意外，包括刘协在内。

可不知为什么，这最后一哆嗦，曹操终究还是忍住了。

也许，这跟曹操的务实性格有关。

迄今为止，天下犹然三分，尚未完成一统，所以曹操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称帝的资格。或者，他认为自己在实质上已经跟皇帝没有任何区别了，差的仅仅是一个名号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乎，称不称帝都无所谓。又或者，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他的心态跟年轻时候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在内心深处，当年那个一心想要讨伐董卓、匡扶汉室的青年曹操仍然活着。而且，那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曹操，或许还会不时发出声音，警告今天这个标准的现实主义者曹操——不论你实际上是否已经拥有了天子的一切，至少在名分上，你不能“篡逆”，不能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简言之，曾经的那个屠龙少年，并不希望自己最终变成恶龙。

所以，就在即将化身“恶龙”的一瞬间，曹操停了下来。虽然他很清楚，最后这个动作，就算他不完成，迟早也会由他的继承人去完成。但是至少，在有生之年，曹操还是说服自己，按下了“变身恶龙”的暂停键。

建安二十二年冬天，曹操没有亲手颠覆四百多年的大汉朝，但他还是在“改朝换代”的大棋盘上落下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子。

这一子，就是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亦即确立了未来的曹魏帝国的天子。

这个继承人，就是曹丕。

曹丕，字子桓，生于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是曹操的次子，由卞夫人所生。曹操的长子曹昂是妾室刘氏所生，由原配丁夫人抚养，后来因张绣之乱战死于宛城，丁夫人因此责怪曹操，夫妻关系破裂，曹操就让卞夫人当了继室，所以曹丕就成了实际上的嫡长子。

然而，他这个嫡长子最终成为“王太子”，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这条路上，曹丕一直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曹植。

卞夫人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熊。就是说，曹丕跟曹植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曹植，字子建，生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众所周知，曹植是个享誉古今的大才子，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南朝诗人谢灵运曾以“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盛赞曹植，南朝评论家钟嵘也如此评价曹植的作品：“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三国志》称，曹植“年十岁余”，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曹操有一次看他写的文章，觉得水平太高，不像十几岁孩子写的，便问他：“你是请人代笔的吧？”曹植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此事面试便知，又何必请人代笔？”

建安十五年，史上著名的“铜雀台”在邺城落成，曹操命几个儿子登台作赋。当其他兄弟还在搜肠刮肚时，曹植已经“援笔立成”了，而且辞赋卓然可观，令曹操大为惊喜。

很显然，曹植在文学方面完全遗传了曹操的基因，且大有青出于蓝之势。此外，曹植生性务实，车马服饰都很简约，不喜欢华丽的东西，这也十分合乎曹操的性情，所以对这个儿子，曹操是越来越宠爱。

眼看曹植得宠，朝臣中的一些聪明人就开始选边站队了。

公然站到曹植这边的人，为首的有两个：一个是前太尉杨彪之子杨修，时任丞相府主簿；还有一个叫丁仪，时任丞相府的西曹掾。

这个丁仪，颇受曹操器重，官虽不大，但颇有实权。曹操甚至一度想把女儿嫁给他。只可惜，丁仪的长相有点问题，据说有一只眼睛病得厉害，几乎快瞎了，所以曹丕瞧不上他，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曹操便作罢了。

因为这件事，丁仪对曹丕恨之入骨。他后来之所以投靠曹植，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报复曹丕。

丁仪和杨修都属于比较张扬的人，他们加入曹植阵营后，便毫不避讳，屡屡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并力劝曹操立曹植为嗣。

这么大的事，曹操当然不会轻易决断，便给朝中一些主要的大臣发去密信，私下征求他们的意见。不料，崔琰竟然以公开信做了回答，说：“《春秋》大义，立嫡以长，且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理应接续正统，我崔琰誓死捍卫这个原则。”

崔琰后来之所以死于非命，祸端其实在此刻就已经埋下了。

他这么做，首先是得罪了曹操跟前的红人丁仪，其次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曹操造成了尴尬——人家老板用密信向你咨询，就是暂时不希望把事情公开，可你倒好，为了显示自己的原则性，竟然一下就把事情挑破了，这不是让老板下不来台吗？

相比之下，毛玠做事就比较有分寸了。他没有像崔琰那样写公开信，而是私下答复了曹操，说：“当初的袁绍，就是因为嫡庶不分，才会身死国灭。废长立幼这样的事情，不是我该听到的。”

崔琰和毛玠都站在了曹丕一边，自然就成了丁仪的死敌。所以，后来崔、毛二人一死一贬，并非出于偶然，其根源恰恰就是这场“立嗣之争”。

对于崔琰之死，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是谁人所为，但毛玠下狱之事，史书则说得非常明白——“玠之获罪，仪（丁仪）有力焉”（《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

可见，崔琰和毛玠获罪，背后的黑手很可能都是丁仪。

见很多老臣都反对立曹植为嗣，曹操也就暂时按下不表了。

虽然暂时保住了嫡子之位，但曹丕知道，既然老爷子已经动了废立之念，那自己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随时有可能被废掉。曹丕惶惶不安，便私下去找贾诩，请教自保之术。贾诩淡淡道：“只要你好好培养德行，不断扩大胸襟，权且把自己当成一个寒门子弟，凡事刻苦自律，朝夕勤勉，不违背人子之道，就可以了。”

乍一看，贾诩说的似乎都是老生常谈，甚至有些迂阔，但聪明的曹丕却一下就心领神会了——只要你自己不出错，对方迟早会犯错，到时候你就赢了，慌什么？

从此，曹丕便深自砥砺，开始了一场如临如履的刻苦“修行”。

不久，曹操又动了废立之念，便私下问贾诩的意见，贾诩却默然不语。

曹操不悦，道：“问你话呢，怎么不吱声？”

贾诩说：“刚才在想事儿，走神了。”

曹操问：“想什么？”

贾诩答：“想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之事。”

袁绍和刘表都干过废长立幼的事，然后他们就都身死国灭了。贾诩惜言如金，点到为止，貌似什么都没说，但其实什么都说了。

曹操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老家伙是在拐弯抹角地劝谏呢，顿时哈哈大笑。

汉末三国时期，厉害的谋士很多，可像贾诩这样既洞明一切又圆熟老到的，其实也是凤毛麟角。无怪乎他能在这个乱世之中左右逢源，屹立不倒，最后还以七十七岁高龄，在曹魏新朝廷的三公之位上寿终正寝。

就曹操内心而言，他其实是倾向于曹植的，但大多数老臣都维护曹丕，这就达成了某种平衡，使这场“立嗣之争”不得不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

某一天，曹操出征，曹丕、曹植和众朝臣都到城门送行。曹植可能是得到了丁仪和杨修的点拨，便大秀文采，在出征仪式上出口成章，极力歌颂曹操的功德。于是，众朝臣的眼球一下都被曹植吸引了过去，曹操自然也很满意。

一旁的曹丕顿时失去了存在感。

眼看风头都被曹植抢光了，曹丕恨得牙痒，却又无计可施。此时，一个叫吴质的幕僚忽然凑了过来，对曹丕耳语道：“待会儿魏王启程，你什么都不用做，哭就好了。”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曹植是大诗人，自然要秀文采，走高雅路线；曹丕的诗歌虽然也写得不错，但总体上的才艺不及曹植，所以必须另辟蹊径，走感情路线，搞差异化竞争。

曹丕的演技相当过硬，老爷子刚要动身，他便跪倒在地，然后眼泪说来就来，“涕泣而拜”，无言地表达着对父亲的眷恋和不舍之情。

看他瞬间哭成了一个泪人儿，曹操和众朝臣无不唏嘘不已。大伙都觉得，曹植虽文采斐然，可还是曹丕的“真情流露”更让人感动。

曹丕一哭，便胜过了曹植的千言万语，可见在权谋上，曹丕阵营的实力足以甩曹植阵营好几条街。

如果说，曹植遗传了曹操的文学才华，那么曹丕就是遗传了曹操的政治才干。所以，作为一个文人，曹植在更多的时候，会出于天生的性情行事，不太善于表演和伪装；曹丕作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则会将权谋之术贯穿到所有的言行之中，不惜代价打造一个完美继承人应有的人设。

于是，久而久之，朝野舆论便渐渐倾向于曹丕。曹操耳中听到的，越来越多的都是称颂曹丕的声音。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冬天，曹丕坚持多年的刻苦“修行”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曹操正式将他立为王太子。

据说，得知这一消息，曹丕欣喜若狂，一把抱住朝臣辛毗的脖子，大笑道：“辛君知我喜不？”（《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曹丕跟辛毗的私交可能不错，所以不怕他笑话，但如此得意忘形，终究有失太子的威仪，也不像一个未来的开国之君应有的样子。所以，辛毗一回家，就忍不住跟女儿辛宪英吐槽，辛宪英则不无鄙夷地感叹道：“太子的责任是替君王主持宗庙社稷，因责任重大，理应担忧恐惧，而他反倒欣喜若狂，这样的人如何能长久？曹魏的国运如何能昌盛？”

不管曹魏未来的国运如何，总之这场马拉松式的“立嗣之争”到此算是尘埃落定了。

曹植颇为失落，就开始破罐子破摔。后来有一天，他竟然擅自驾车奔驰在宫中的“御道”上，还大摇大摆地从“司马门”出了宫。要知道，御道和司马门都是天子专用的，曹植此举，显然丝毫不把朝廷礼制和规矩放在眼里。

在曹操看来，这小子故意这么干，就是在发泄不满，在跟他这个老头子示威！

曹操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天，负责守卫司马门的公车令便无辜躺枪了，被曹操砍掉了脑袋。没过几天，曹植的老婆也躺枪了，被曹操赐死在家中，理由居然是她穿的绣衣太奢华，违背了朝廷厉行节约的命令。

曹操没动曹植一根汗毛，但却拿这两个无辜之人的性命开刀，明摆着就是杀鸡儆猴——倘若你小子再不收敛，下一个掉地上的，就是你的脑袋！

从此，曹植被迅速边缘化，彻底失去了曹操的宠信。

曹丕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才华横溢的三弟跟自己抢太子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