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都想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不用考试分数排队，不用提高择校门槛。在电脑派位遭人垢病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又重新回到了综合素质测试这条老路上去。

综合素质测试风生水起

南京市教育局一位参加2001年“小升初”政策研究的权威人士指出，当年南京市在大面积推进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同时，不得不对矛盾相对集中的少数民办公助学校和民办学校实行综合素质考试，这同样是对缓解择校压力所作的一次尝试。

这说明，包括综合素质测试在内的考试手段，仍然是招生学校最青睐的招生测试方式。就学校而言，最希望的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而现在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书面考试，只好退而求其次，进行所谓的综合素质测试。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就有压力。

通过这样的素质综合测试，一方面，对目前客观存在的择校需求逐渐向民办学校引导；另一方面，也为择校生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由于每年只有十几所学校参与，口子开得比较小，所以参加竞争的小学生压力都很重。

应试教育的根子在于高等教育供需失衡

中国的教育问题多多，应试教育弊端尤其突出。可是应试教育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溯本求源，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调，是其根本原因。

根据国际惯例，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18～22周岁）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在15%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2002年10月，我国在读大学生已经占到同龄人口的14.4%，而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经超过了15%（为15.3%）。

按理说，高等教育应该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事实上在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招生水平。即使是在大学连年扩招的今天，高等教育资源仍然供不应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所形成的“过度竞争”就必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

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就受到严重制约，半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就读；而为了上大学，人们千方百计上高中，而且尽可能要上重点高中；为了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必须千方百计考重点初中；为了上重点初中，就必须选择一所好的名牌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择校。

择校竞争“从娃娃抓起”，应试教育也就无法根除。

缓解高等教育供需矛盾的关键在于民办大学的大发展

那么，是不是就说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在于高等教育需求的过度膨胀呢？不能，而且恰恰相反。

因为高等教育需求如果没有这样的“过度膨胀”，不但无法推动高等教育本身的快速发展，而且会严重制约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剩下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民办大学，这也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走过的一条成功之路。

在世界发达国家，一半以上的高等院校是民办大学。例如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都是民办（私立）大学，民办大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顶梁柱。

在我国，也一直有创办民办学校的传统，所谓“私塾”就曾经是教育主流。

我国解放以前不仅存在着大量的民办中小学，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民办大学，例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大学等等。一直到建国初期，为了配合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我国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全面完成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从而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的局面。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严重不足，根源在于民办大学规模太小、比重太低。如果民办大学有一个大发展，就必然会缓解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进而缓解择校热。

对比境外民办大学的发展规模，就可以看出端倪。

例如，截至1991年初，美国私立高校在国家整个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重为55.2%，日本75.7%，香港51%，台湾67%，韩国78%，菲律宾69%，印度80%，印尼92.8%。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民办（私立）大学的比重都已经超过一半！

再如，截至1995年，韩国私立高校在国家整个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重为70%，马来西亚57%，菲律宾69%，泰国68%，印度尼西亚93%，印度80%，巴西62%，阿根廷42%，墨西哥31%，肯尼亚27%，阿尔及利亚34%。

民办大学大发展的前提是享受国民待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等教育体制必须服从于社会经济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中，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正在迅速膨胀，然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上仍然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并没有产生根本性变化，从而造成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

虽然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已经允许创办民办大学，可实际上民办大学要有大发展仍然是困难重重。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国从1953年起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实行“户口登记条例”，从而建立了一个城乡“二元化”结构，公民因此而被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不同身份。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农家子弟跳出农门想要“农转非”，简直比登天还难。在“**”结束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后，有相当多的人考大学（中专）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转户口”。

然而，民办大学至今都不具备这项功能（权力）。虽然学生考上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同样能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是却不能“农转非”。

也许有人会说，户口现在“没有什么用了”，但是请不要忘了，我国是一个官本位意识十分严重的国家。不能“转户口”，实际上就表明无法改变考生原有的“农民”身份，其他政治前途就更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户口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了。

这样的民办大学要想招到大量的优质生源简直不可想象，要想诞生在国际上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国内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民办大学，更是痴人说梦。

民办大学大发展，是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的法宝

从理论上说，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的根本区别只有一条，那就是投资渠道不同，在其他方面都应该享有平等待遇。

有人担心民办大学的“质量”不高，这在国际上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确实具有广泛性。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对民办大学的超前发展与放任政策，使得民办大学发展出现了过度膨胀，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办学条件、降低了教育质量。

目前，国际上除了少数名牌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比较稳定，其他大多数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难以进一步提高。

这种情形在我国并没有出现。我国民办大学的发展，不但没有“过度膨胀”，而且还“严重不足”。因为我国对民办大学的管理相对比较规范。

所以，民办大学的“质量不高”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其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在审批开办民办大学的时候，国家不应对它过分严格甚至抱有某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当然也不应当放低要求、放任自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办大学是否发达，也是衡量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哪一天民办大学的学历证书，具有与公办大学同等同级学历证书同等效力时，民办大学才有可能有大发展。

而只有到了那时候，应试教育的弊端才能得到根本克服。

也就是说，民办大学要有一个大发展，只有在获得与公办大学同等权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而民办大学如果没有一个大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就难以实现。高等教育不能实现大众化，应试教育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优质教育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将是稀缺资源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不会有根本改变，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中小学教育中的优质教育资源，都还将是一种稀缺资源。

如何合理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教育体制“制度设计”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无论如何设计，在这个过程中都无法消除择校现象。

因为，择校本身也是分配这种稀缺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

从历史上看，择校的方式与目前相差不大。例如：

举荐—→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称为“举孝廉”，相当于现在的“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标准，现在同样存在；

考试—→以考分高低作为选取标准，现在或明或暗同样存在；

购买—→用金钱购买，把教育看作是一种消费或产业；

抽签—→抓阄，现在则是电脑派位；

属地—→按照居住地域进行分配，即就近入学。

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最“先进合理”

以上方法各有利弊。历史经验证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度是唯一的利大于弊。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高等学校招生实行考试制度的理由所在。

当然，这样“恭维”考试，并不是说考试制度就没有弊端了。相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选拔学生，确实存在着大量弊病。不过与其他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弊端更少一些。

不问家庭出身、背景，把个人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金钱多少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

通过一次考试来“决定命运”，确实对偶然失误的考生来说有很大不公；但是不通过考试来决定命运，却会对绝大多数人造成更大的不公。

那么，现在的中小学重点学校、名牌学校在招生时为什么不允许考试呢？初看起来，是为了抨击应试教育，不让孩子背上过重的学习负担。然而这个理由是荒唐的。

上面已经说过，只要民办大学没有一个大发展，只要高校招生制度仍然实行考试制度，应试教育就无法避免。

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实行应试教育又会怎么样？要想煞费苦心地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实在是勉为其难。

因为“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能做到完全大公无私，能完全了解学生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受任何干扰压力。

然而，这样大公无私的“推荐者”又在哪里？

择校不考试，校长就无法躲避“条子”的压力

无论是电脑派位还是就近入学，原意是为了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然而事实上，这项制度约束的正是广大老百姓。各种有权有势、有关系、有钱的家长，都会想方设法为孩子择校到处活动，如果这些家长想让子女择校的话。

为什么要四处活动？因为这样的择校并不合法，因为这样的择校黑幕太多，所以才有太多的家长仍然怀念“以分数论英雄”——如此择校，剥夺了穷人的孩子原来凭考试高分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的权利！

看一看现在的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仍然十分注重考试。穷人家的孩子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进入私立学校，甚至可以免交一切食宿费。

有人提出，应当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的招生权，以解决择校中出现的矛盾。

可是，我国目前的各级各类学校，包括中小学和大学，不但是“学校”而且还是一个“单位”。学校校长都是由主管部门任命、领导的。现在的校长已经无法顶住择校时的电话、条子的压力了，如果再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权力，不知道要让他们躲到哪里去？

可以这样说，只要择校不通过考试，校长就根本无法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而只要按照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各种压力就会骤然下降。

高分低能是一种奇谈怪论

小学升初中择校时不准考试，据说最大的理由是为了不增加学生学习负担、防止出现“高分（拼命死读书而得到的高分）低能（忽视整体素质）”。

应当说，高分低能的现象在个别人身上确实存在，但是却不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高分”不一定就必然“低能”，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把两个没有必然关联的东西硬是捆绑在一起搞“拉郎配”，这是毫无道理的。

从整体看，高分群体在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方面确实高于低分群体。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那些在考试中获胜的学生，高分的取得往往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的。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是对考试制度的根本否定。

试想，按照这样的荒谬逻辑，不管是从群体角度还是个体角度来进行考察，是否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就一定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低于落榜生？

如果结论成立，那么创新能力最低的应该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们的考分最高。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几乎都在这两所大学！

如果结论不能成立，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认定高分低能呢！

考分获得、重金购买与权力白占

目前存在的择校方式，宗旨是为了倡导素质教育。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它“好心没有好报”，并不能带来素质教育的最终结果。

因为倡导素质教育，并非是一个学校、一个教育部门的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更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结构与体制。所谓“功夫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一开始首先废除的就是考试制度、“**”一结束首先恢复的也是考试制度的原因所在。

就目前来看，考试制度仍然是筛选“人尽其才”的最好办法。虽然它并不完美，但是在没有找到更好办法以前，还只能靠它衡量真才实学。否则，你就无法解释目前各行各业几乎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资格。

为什么开出租、当护士、做老师、干会计、甚至烧锅炉都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试想，如果开出租车领驾照不考试，而是靠“电脑派位”、交“培养费”之类的行不行？如果是这样，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敢在马路上行走！

可以这样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考试社会”。如果“有钱就使鬼推磨”、“有枪便是草头王”，必定一片混乱。

在优质教育仍然是稀缺资源的今天和将来，用“考分”获取这种资源、比用重金（择校费）购买这种资源要合理得多，而用重金购买又要比权力白占、凭运气拾得稀缺资源要合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