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啊，您哪里过分啊！您为中国革命，为亿万万老百姓操劳几十年，就是天天吃红烧肉也不过分呀，我们卫士也愿意天天给您做，可这次是不让做的。我心里这样说，嘴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一说，事情就闹大了。本来跟就过不到一起，这个时候我一说，非得跟吵上一场不可，可你自己应该出来解释呀！我感到委屈，又不能说，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

是看不得人哭的，一见我哭，便又不安了：“算了算了，以后注意么，交代了的事就要办。你不要哭了呀，我还要吃饭呢。”

大概他也看出其中有些名堂，于是在我服侍他睡觉时，他小声地让我告诉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敢说，可他偏要我说。偏偏这个时候进屋了，朝她白了一眼，立刻喊了起来：“你们谈，你们谈，我走！”

我知道事情又坏了，肯定知道我在面前告她状了。无奈，我必须回答的提问。当我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之后，沉下了脸，气呼呼地说：“她没说错，我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改不了农民的生活习惯。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块儿就分开。银桥你记住：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菜按我的习惯办，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由她自己定。我的事不要她管！”

就这样，一家仅有的两人的吃饭问题也变成了“两条战线”。

在吃的问题上，不仅自己从不高要求，对子女也一样。李敏和李讷从小就跟随我们一起吃大食堂，记得有一次我那个给家庭当阿姨的爱人对提出要求：“李敏跟她妈在苏联吃过难以想象的苦，李讷这娃娃六七岁就跟我们一起行军、露宿，在敌人的子弹和炸弹下打滚了好几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让她们跟你们一起吃饭吧！”断然否决：“不要跟我们，你带她们吃大食堂去！”她们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同所有的普通人家孩子一样，睡集体宿舍，吃清淡伙食，穿的也是一身旧蓝布衣，与同学一起下乡劳动，一起走路，挤公共汽车，旁人谁都不知道她们是的女儿。

李讷是我看着长大的。她上大学后，每周六才回家，学校在市郊，遇上有个课外活动，总是天抹黑才回到家，一个女孩子家总是少些安全，我便瞒着主席悄悄接了她几次，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

1960年，国家经济发生困难，加上苏联逼债，这时已实行薪金制的，第一个要求是将自己五百元左右的工资减掉了二百元，并且指示我：“三年之内不吃肉。”自然，他用来补补脑子的红烧肉也毫不例外地取消了。这么一做，中央的其他领导也纷纷效仿，减工资和不吃肉，但真正像那样一顿也不吃肉的恐怕不多。

那个时期李讷身体不好，有一天，我派卫士去看望她，李讷脸色很不好看，卫士以为她又病得不轻，可李讷说：“我饿……”卫士回来跟我一说，我鼻子也酸了。这孩子出生在延安，从小没吃上几顿像样的饭，幼年时一直跟我们吃那个黑豆，如今解放了，父亲还是国家主席，却叫娃娃喊着饿。无论如何，我下决心要给她搞点吃的！我搞来一包饼干，悄悄给她送去了。李讷躲在一个背人的地方，看看左右没有人，便一口气吞了几块，那样子像是偷来的，她吃了几块，不知想起了什么，又小心翼翼地藏在内衣的衣袋里，大概准备慢慢吃吧。这事先知道了，后来知道了。“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又一次发火了。我不服气，说：“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拍桌子了：“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谁叫她是的女儿！”

大凡我们要为他的子女，或者他的子女要在某一件事上搞些什么现在看来根本不能当回事的“特殊化”，都要这么大发雷霆，都要这么说：“谁叫他是的儿子！”“谁叫她是的女儿……”其实，他老人家是非常爱自己的子女的，可他是人民的领袖，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他人谋幸福，而从不为自己谋半点私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得不把严以律己放在第一位，把对子女的爱深深地放在心底。

除了喜欢吃红烧肉外，也爱吃些鲤鱼。熬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有一次贺龙同志托人送来几条鲤鱼，这一天出面，把李讷接回家，与一同进餐。厨房做了两条鱼，一大一小，把大的一条给了，自己和李讷吃小的。

当时我和韩桂馨都站在一旁，给女儿夹鱼后，又给小韩夹，小韩不肯吃，李讷便不答应，于是小韩只好陪着吃。

像是怕冷落了“儿子”似的，招呼我：“银桥，你也一起吃，我给你剩了半条鱼。”他指指盘子，拿着文件，便从桌子边上站了起来。

“主席，我，我不吃。”我惊慌地往后退了几步，我怎么能跟主席抢鱼吃呢？虽然我的肚子早已在“抗议”，可是我无论如何不敢有这等非分之想的。

以为我嫌他动过筷子了，便说：“我没有病，那一面还没动过么。”

我脸红到了耳根：“不是那个意思，留着主席晚上吃。”

“不要剩，我不吃剩鱼。”说完，就走了。

见了，也匆匆吃完碗中的菜，招呼李讷和小韩，她们怕我不好意思吃，便都走了。

“真的不吃剩鱼？”我们问。

“哪里！”李银桥马上给予否定。不但经常吃剩菜，而且见了饭桌上掉下的米粒、菜等，从来都是拾起来便往嘴里塞，他用过的饭碗从不会剩一粒饭的。他是借了这条理由非让李银桥吃下去不可，因为那段时间卫士们过的日子也很艰苦。

李银桥接着回忆——

一生饮食如此简单、粗糙，居然也没有出现过胃病，或者营养不良。这一点，我们卫士及医生和中央的其他领导都称其为“神”。是人，但有些方面确实超乎寻常的神奇。

你们不相信几十年洗脸没用过一块香皂？可这是事实。他洗脸爱用清水，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便用些洗衣服的肥皂洗。说起来你们更不相信，他甚至连刷牙的牙膏都没用过，他只用牙粉。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解释：“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

现在像你们这样年龄的人尚难以理解，更小一点的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我们这些延安过来的人的许多生活习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确实有些做法现在看来也不太合乎时尚了，但我们在延安时期养成的那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正是我们人的优秀品质所在，那时养成的一些习惯，我们这些老同志是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改变的。便是继承发扬了延安革命光荣传统的最好典范。

说起的衣着，那更是催人泪下。他有一套毛衣毛裤，不知穿了多少年，听原来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讲过，在长征时期，给当警卫员的陈昌奉在时，就有这套毛衣毛裤了。一直到解放初期，还穿着它，那上头不知有多少补丁了。我是负责一家衣着开支的，所以准备给重新买些毛线织一套。不过，我知道这类事必须向他老人家本人请示，否则准挨剋。我和卫士们请示了好几次，但都被他老人家顶了回来。我还是不甘心，因为那样实在太有损伟大领袖的形象了。于是，我跟小韩商量，让她帮着说说，平时有什么衣裤破了，都是她给缝好，兴许她说话能听。

一天，正在看文件，我便又和小韩进去做工作了。小韩说：“主席，天气很快就冷了，您的毛衣毛裤太破了，不要补了，李银桥他们提出给您买点毛线，让我重新织一套。近日，我准备跟着他们一起上街看看颜色，给您买回来快些织好。”

“别麻烦了，小韩，你把李讷照顾好了，又为我们做了缝缝补补的工作，给你增添不少麻烦了，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辛苦，再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回答道。

“您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就是能补上，穿着多么寒碜呀！”小韩一心想争取。

“唉，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不好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补补不是还可以穿嘛！”搬出他的革命理论来，“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虽然现在日子比延安时好过了，可这个传统到啥时还得继承呀，你们说是不是？”

无奈，我们的计划又落空了。

一条洗脸和擦手用的毛巾，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连上面的线毛毛都磨平了，我又提出是不是换条新的，照例拒绝：“洗脸、擦手又不是什么大事，把脸上和手上的水珠抹干就行了，还能用一段时间。”

他的生活理论同他的政治观点一样，一般来说都很难驳倒。

你们一定从照片和电影里看过在开国大典上穿的那件笔挺的黄呢子制服吧！这是第一次穿像样的衣服。因为是要出席开国大典，生活秘书叶子龙从缴获的国民党军队仓库里弄来了一些黄色将校呢，是我拿到王府井请一名叫王子清的师傅做的。开国大典后又穿了几次便放了起来。那时，部队的军装没有制定统一的式样，黄布做的衣服就算是军装。解放了，有一天对我们卫士说：“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此后，我们原是穿军装的卫士，就都成了便衣军人，再不曾穿过军装。也不再穿那套开国大典时穿的黄呢制服了。

有一天，对说：“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过去，曾把自己的一件军大衣给了儿子毛岸英。

岸英牺牲了，儿子岸青也不在身边，完全把我们当成他的家庭成员，他要把他的衣服分给我们卫士。

我拿了四套军衣，包括开国大典穿的那套，后来分给了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孙勇两件。我多了个心眼，把开国大典那件抱回了家。

的衣服我穿太肥，我便把它改成自己合身的衣服穿了。当时没有想到它有多少历史文物价值，稀里哗啦就剪了。只是我爱人跟我开玩笑说：“李银桥，你胆子不小啊，敢把皇帝登基的龙袍给剪了，居然自己洋洋得意地穿起来。”我说：“你别瞎扯，自己一再说他是人民的公仆，不要做皇帝。他把我们当他自己家人，改件衣服算个啥！”1967年，造反派对我滥施**威，屡次批斗抄家时，发现了这套衣服，后来天津历史博物馆听说后，便把这套衣服要了去。至今仍放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后来我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想去要，可人家再也不给了。我感到很可惜，因为这是亲自送给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我会时刻体会到他老人家慈父般的温暖，或者我根本不该改这套新中国惟一的开国大典主席服，那它的文物价值似乎会更高些。现在人们在纪念堂里看到的一套“开国大典服”并非真品，因为到天津历史博物馆拿不回来，有关部门便到孙勇那儿借了当初给我们两人各两套军衣中的一套。现在想起此事，我总感到有些内疚。每到这时，我爱人韩桂馨便会安慰我说：“银桥，你用不着那样责备自己，主席在的时候，从来不把我们当外人，他对自己的东西，除了书外，都很随便的，谁爱拿谁就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