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人说得对。对自己家里的东西从来不吝惜，说实在的，他的那个家除了书和的衣物外，还不如我和韩桂馨的小家东西多呢。这一点，我这个掌管他家财物的“管家”心里最清楚。

虽然一拱手就把好几件衣服送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他对自己却一直十分吝啬，甚至不敢让人相信。

那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北京城内时，我们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里，几乎每天在这里或进城去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有一天，他要见张澜了，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所有的家当里翻了个天翻地覆，也没找出一件不破或没有补丁的衣服。没法，我便向请示道：“主席，做也来不及了，是不是去借一件？”

似乎也没想到这个“意外”，顿了一会儿，听我一说，赶忙摆摆手：“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只要干净整洁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人士，不会笑话我的！”

就这样，穿着补丁衣服，接见的除张澜之外，还有名声显赫的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

可事隔不久，我又为另一件事发愁了。原来，那几年，兼任了个国家主席，经常要接待外宾，身上还好说，有一套礼宾司给定配的黑色呢子制服，可他脚上那双皮鞋已经旧得没有一点光泽了，最要命的是他的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我劝他换换皮鞋和重新买两双袜子，不肯，说还能穿一阵子。

有一天，在接待外宾之前，他老人家躺在沙发上，两只脚自然地向外伸着。

我无意朝那边一看，不由惊呼了一声：“主席，把脚往里缩一下。”

以为是什么事呢，敏捷地将脚缩了回去：“银桥，怎么回事？”

我笑了，指着他的脚说：“您看，您的脚那么向前一伸，袜子上的补丁全部会露在客人面前。”

重新将脚伸了出来，果然发现袜子上的补丁“露馅”了，他笑了，说：“对对，我把它缩回去，家丑不可外扬么！”

从此以后，每当接待外宾，或会见什么重要客人时，我便提醒卫士“家丑不可外扬”，他们笑笑，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听这话，也会心领神会，且迅速作出反应。

就我跟随十五年间所看到的，他从不接受别人送的礼物。虽然有时地方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跟随打天下的老战友、老朋友以及亲戚、老乡也会送些礼物给他，但放到他家里的东西，一般都由有关部门充公处理，这是自己定的规矩。外国朋友和领导有时也会送礼物，那更是充公处理。如果是吃的东西，那就乐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卫士和警卫中队的小伙子们，因为总是想到我们。

记得是抗美援朝胜利的第二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了表示对和中国人民的敬意，送给二十四箱上等苹果。通常，对类似这样的礼物只是过目一下礼单而已，是见不着实物的，可是，这一次有关部门觉得事情难办了，因为个个苹果上面都印着“万岁”五个醒目的字，谁敢吃“万岁”呀！为此，不得不请示。那天我见手中正拿着一个印有“万岁”的苹果好奇地看着，管理部门的一位同志告诉他，这是在苹果尚未熟的时候，用写上字的纸贴在苹果上，太阳一晒就出了这些字。“难为金日成一片心意。”说，“不过，‘万岁’是不可能的，人能活到一百岁就是长命了。我这个人别说活到万岁，就是百年也绝不可能，因为我有很多问题早想同马克思探讨探讨。这样你们也就不要有什么顾虑。”说得幽默，一副无所谓的神态。

“银桥，传达我的命令，让卫士们和警卫中队的同志把这二十四箱苹果全部消灭。”大手在胸前做了个习惯且具有吸引力的向前推动的动作。

“是！”就这样，我和卫士班、警卫中队的小伙子美美地吃了几天朝鲜苹果。

俗话说：再好的夫妻也有吵架的时候，再亲的兄弟姐妹也会气得咬牙切齿。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有时也难免为一些事情闹些矛盾。这时总是像父亲似的，先把我这样的“大孩子”剋一顿，对年龄小些的便总免不了哄几句。也难怪，虽然我们的卫士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战士，可毕竟大多是刚离开父母的毛头小伙子，办事任性，毛手毛脚的事总是会有些的，一般情况下，从来不会把它提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来训斥我们，倒总是用幽默，或者像逗孩子似的启发、开导。于是，本来有的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便马上化为乌有。因此，我这个当卫士长的“大哥哥”，十几年间，也非常容易带这些当卫士的“小弟弟”们。我们卫士之间始终保持着情如手足、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这当归功于这个“大家长”。

对内是这样，对外，可完全是另一种姿态。要是我们卫士与外人搞不好关系，会完完全全地摆出一副严家长的态度，把你狠狠地剋一通，直到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为止。

常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卫士，一旦你们跟外人闹了别扭，我就得像那些严爸爸一样，自己的孩子再对，别人家的孩子再有什么不是，我首先也要批评你们。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也是这么做的！”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中华民族所有做父亲的传统美德。

卫士田云玉是公认的最受喜爱的小卫士，他不仅年纪小，而且一身孩子气，平时在和面前无拘无束。这对身边缺少儿女天伦之乐的夫妇，无疑是一种补偿，所以，他们平时很惯着他，他身上穿的毛衣，还是亲手一针一针织的哩！这一惯不要紧，小田却渐渐滋长起了那些被惯孩子的通病——任性、目中无人。

有一次，我们随到南方。一天，在专列上，小田和乘务员小姚在一起，小姚是个姑娘，也是跟随多次出车的熟人了。为了开门快慢的事，小田和小姚两人吵了起来。小田让小姚开快一点，声音里带有一种命令的口气，小姚也是个任性的姑娘，偏偏不吃这一套，于是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顶了起来。

“你不就是个列车员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田挖苦道。

小姚的嘴巴也不饶人：“列车员怎么着？我都入党了，你还没有入党呢！告诉你，做人还得靠自己，别以为你在主席身边有什么了不起！”

小田不干了，到身边后还没人这么伤他自尊心呢！于是气得破口大骂，什么话难听，他就骂什么。一开骂，小姚姑娘就只有抹眼泪了。她“呜呜”地哭着到那儿狠狠地告了小田一顿“御状”。

“小田，主席叫你去！”我把小田叫去，见他的神色还是那样一腔傲劲。他嘴里喃喃着：“哼，告就告，主席会把我怎么样！”

谁知，这一次可没有轻饶小田。用手指着小田的鼻尖，怒吼地责问道：“你说，你为什么对小姚耍态度？”

“都是我们把你给宠坏了！瞧瞧，现在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也在一边指指戳戳。

“越来越不像话了！”双手叉着腰，那架势真像老子要打恨铁不成钢的儿子似的。“要检查，要当面向小姚检查，检查不好就别来见我！”

小田这次可威风扫地了，一连几天抬不起头来。不过，事情过去了，又像疼爱自己的乖孩子似的跟小田又是逗乐又是寻开心，小田也没有一点思想负担。

严格地说，这类事还只能算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大人间的大打大闹也是有的，然而还倒没见过和听说过我们卫士及工作人员之间有谁跟谁公开打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同的家人之间倒是出现过几次大吵大闹，不是跟别人，都是跟不可一世的大人。那时还不是什么“四人帮”，除了“主席夫人”外，没有什么头衔，后来经周恩来提议，中央常委研究同意后，她才有了生活秘书的头衔，但她不怎么管事，虽说她负责我们卫士、医生、护士和阿姨这一摊，实际权力还不一定有我这个卫士长大呢！所以，在当时我们的眼里，她也仅算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仅仅是重要一员而已。可不同于，侍候她不那么容易，而且她经常挖空心思出怪点子让我们不好办。我们最恨她的是她经常干扰我们值的正班。

长年累月难有闲时，越忙，就越闲。她一闲，事情就多起来，而且总是叫上我们这些卫士们。虽然我们心里也很反感她，可毕竟不敢公开跟她唱对台戏，再说，我们卫士也负有为她服务的一部分责任，也就借这一点，总是对我们指手画脚，谁要稍微表露出一些不顺从，谁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当然，那时还谈不上“政治迫害”，再大，也仅算做是“家庭矛盾”吧。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卫士、，连在内都把这些顶嘴吵闹当做一说就过去的“家庭矛盾”，但待后来登上“女皇”的政治宝座后，这位“第一夫人”便一下翻脸，说我们一直对她不满，抓住我们“反对”的把柄，从而进行严酷的政治报复。这是后话。

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我们多次跟吵过，而且有时吵得非常厉害，但和我们，包括当时的在内，都把这些看成是“家庭矛盾”。我举个例子。

记得是1958年夏天，我随、又来到北戴河，还是住一号平房。自1954年来此后，这一号平房便成了他每年夏天的一个新办公地址和起居处。

这段时间，很忙，诸如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吃食堂等大事都纠缠着他，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有。这一天照例，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上午十点来钟才睡觉，并在临睡前嘱咐我，下午四点钟有个会议，三点钟要叫醒他。趁着还有几个小时，我便坐在值班室看书。大约两点，给值班的卫士说让我去打牌。

就一个来小时了，我真没什么兴趣，可叫的能不去吗？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兴致正浓，可偏偏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怎么了，想老婆了？你几天没陪我打了，快拿牌。”她朝我使了个眼色，示意让我打起精神配合她赢上几回。

我抬起手腕，看看还差几分就两点了，便“唉”地长叹一声，那只摸牌的手慢腾腾地抓着。

“喂，看着一点，让你出牌了！”瞪了我一眼，显然是我的精神状态使她大为扫兴。

心不在焉，牌能打得好吗？连续两回，我们都输了，沉不住气了：“今天你是怎么啦？不是叹气就是打错牌！”

我只好说：“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不是田云玉么？”说得对，可我是卫士长，行动时，我必须跟着，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我神圣的职责。这么一说，我又不好当面反驳，取而代之的是没完没了的叹气声。

说实在的，这种叹气声和连续的出错牌的状态，对一个正在兴头上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再加上一贯惟我独尊，我这个样，在她看来是明摆着没把她放在眼里。

第三局，刚出几张牌，我连续失误，以致败局已定。

“不打了！”忽然，把牌往我面前一甩，瞪着一双大眼睛，“噌”地立起来，大声责问我：“李银桥，你今天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说说清楚！”

打牌的和看牌的卫士与护士一下子都惊呆了，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