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993年的今天，当六十五岁的李银桥回忆起当年他和其他几名卫士在身边度过的那漫长的春秋时，总是万千感慨，他说：“我们这些跟随几年、十几年的卫士，每天都与一家生活在一起。一直把我们当做自己家里的成员看待，我们也始终感受到了慈父般的爱抚与家庭的温暖。曾问过我一句话：‘你看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卫士亲？’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跟我们卫士亲。’承认是这样。他说：‘我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活着的。李敏，一直跟着贺子珍，李讷还有两个儿子岸英、岸青，也是几年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见了面也最多说上一阵子话、吃一顿饭而已。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和我家里的这点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们，而且一家子的吃、住、用都是你们在张罗，你们算得上是我家庭中的一员，名副其实的。’”

“一家的生活到底怎样？广大群众，特别是当代青少年，是非常感兴趣的。前两年你和权延赤合著的《走向神坛的》和《走下神坛的》等书中已有些记述，大家看了后反映还是好的。不过，有些小青年似乎还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眼里，作为中国的‘第一家庭’，不可能日子过得那么寒酸艰苦，因为他们说，现在当官的，别说省长、部长级大官，就是一个小局长、小处长，都家里要啥有啥，住得宽敞，桌上顿顿有鱼肉，子女花钱如流水，难道的家里就那么困难，那么可怜？您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给我们说说吗？”

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李银桥一口答应，并且表露出一些愤慨：“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也多多少少地听到些。我要申明的是，过去我所写的书或是文章中说的有关一家过日子的事毫无半点掺假，作为掌管一家日常生活的经济当事人，我可以为历史做证人。是的，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官职不大，但生活的现代化程度和水平之高确实令人惊叹，我不清楚这些人的钱是哪儿弄来的，但有一点我倒明白，他们是很会用手中的权。作为党的主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他活着的时候，虽然国家比不上现在富，但作为一国之主，如果想得到什么，获得什么的话，恐怕只是一句话的事，有时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暗示便绰绰有余了，然而却从来没有，而且他最反对在家庭生活问题上搞特殊。他一生在家庭与个人生活上表现出严以律己、勤俭节约、大公无私、助人为乐、从不滥用权力的伟大品德，是我们人特别是现在的领导干部、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群众都应当学习和崇拜的！”

李银桥说得很激动，我们请他慢慢说。

“好吧，我给你们再说说，这样也可以校正前几年有个别作者滥写生活方面的书中的不实之处。

“战争年代都是军队生活，我就不讲了。解放后，生活稳定了，个人的家庭生活也算像点意思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吧——”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要求，的卫士班主要是负责照顾及其家庭的生活、工作、起居以及安全等。家除李讷有时还能回家外，基本上就是他和两人，但的家族和的娘家人以及几个子女加起来，也算得上是个大家庭了。从来不沾钱，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平生最讨厌钱，而又是个属于享受型的人，所以，我这个卫士长除了负责领导好整个卫士班的工作外，实际上还兼当了一家的“管家”。因此，的家庭，我是最清楚的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家的生活实行的是经济包干制，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薪水制。国家给每月二百元左右，为一百多元，钱统一由我掌管。当时我是每月五十多元。为了计划好这笔钱，我根据的意见，列了伙食、衣服、杂费及结余这么几项。我给一家定的每天伙食标准是三元钱，看过后，说伙食费是不是定得高了点？我解释这包括招待客人的钱，于是便提笔写了“照办”两个字。从此以后，便严格照此计划执行了。

先说说吃吧！

现在，常听一些人议论，说电视上、报纸上每天见中央的大干部不是出席招待会，便是又有宴会了，这一天到晚净吃山珍海味，大概自己家里从来不起灶吧！对现在的这个问题我说不好，但对时代的一些事情我是了解的，特别是本人。接待外宾，出席一些重要宴会，需要吃几顿饭、喝几杯酒，这对从事外交和政府有关部门工作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作为党的主席，五十年代还兼任国家主席，也有时出席些招待酒会、外宾宴会等，但一般情况下，是不太愿意一天到晚忙碌于这些酒肉之间的，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他一生最喜欢清静。当国家主席那阵子，外国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后，驻华大使先生就要送来国书，国家主席便得在一定仪式上一本正经地去接国书，很不愿意搞这一套，开始还去，后来干脆交权了。他属于不善于应酬之列，基本不喝酒，吃东西又极为简单，有几天连续出席了几个宴会，回来后嘀咕着对我说：“以后我不去了，那种场面看桌面上一道又一道菜，好看不好吃，还是我的辣子加酱豆腐合胃。”

就是这样一个人。

说起他平时吃的东西，你们也许不相信，他的简单程度有时我们都觉得有点太那个了。

辣椒，是他一生的主菜，除此，便是黑豆、霉豆腐等。主食中，喜欢麦片粥、烤芋头、红糙米。也许是幼年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也许是长期战争年代的紧张生活所致，在吃的问题上，实在太粗、太单一，为此一直同吃不到一起，我们做卫士的有时也觉得主席过得太苦。

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其中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汤有时就是涮盘子的水，最多加几根素菜或野菜——他馋野菜。

凡是的家人、亲戚，或者留下的客人吃饭，一律都是算在个人的伙食费中，饭菜与他平时吃的没什么两样。私人请客从没有像现在有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国家拨款”。

吃得简单粗糙还是第二回事，第一回事是这粗茶淡饭能保持也就算是好的了，可他特殊的工作方式，使得他的饮食又无法正规起来。他工作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点，只以感觉饿了为“标准”。一天吃两顿的为多，也有吃一顿的，有时连续工作几昼夜，也就可能吃五六顿饭。像我们现在一家人吃饭时正正经经炒好几个菜，围在桌子旁像模像样地用餐，几乎难得有。有专门的厨师，但厨师的大半时间是处于“失业”状态，于是，我们卫士便兼任这个任务。什么？你们说我们这几个毛头小伙子能为主席做饭？那当然，很简单。在我们卫士值班室，有个电炉子，有个大搪瓷缸子。饿了，我们便用它给主席煮一碗挂面，或做一缸麦片粥，或是烤上几个芋头。你们现在年轻人招待我吃一顿就是十几个菜，那时一个月也吃不了这么好这么多的菜。我跟随他十五年，他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一把炒黄豆、几个烤芋头，或是一缸子麦片粥，便算做一顿饭了。

五十年代经常外出巡视，到一个地方，当地负责同志免不了要为接风洗尘，设宴摆酒。最烦这个，几次让几位省委干部下不了台。他冲着桌上各种各样的菜，对这些领导干部发脾气道：“你们就光想着我，不看看人民群众、老百姓的饭碗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能让人民群众、老百姓的饭碗也装得这么多，我比啥都满意。”时间一长，各地领导都知道他老人家吃饭的习惯和脾气了，便老老实实随意去弄几样喜欢的粗茶淡饭，还经常事先请教我们这些卫士们。

对于荤菜，是比较喜欢吃红烧肉和一些鱼的，可是他并不让我们多弄。记得在转战延安，跟胡宗南部队打那几场恶战时，连续打了三个大胜仗，一天，很有情绪地对我说：“银桥，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好不好？要肥点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

听完我的话，连忙摆摆手：“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太多，吃点红烧肉会对脑子有好处的。”

他就是这种指导思想，平时也只有在他认为用脑太多的时候提出吃肉。其实什么时候不是用脑太多？因此，我们就有意让厨房尽量多搞点红烧肉给他补补脑。

为了吃红烧肉的事，还跟闹了一场，结果两人从此分开吃了。

那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那阵子。有一次，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我一再提醒：“主席，您已经两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

“是吗？”一头埋在文件堆里的似乎有些惊异地反问我。当他的眼睛离开文件时，大概他也一下子感到肚子饿了，便说：“真有些饿了，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我说：“徐医生早定好食谱了，就是没有机会做……”

一听便摆摆手：“他的什么食谱，我不要。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就行，这几天用脑累了。”

我正要到厨房去交代，从她屋里出来，她小声说：“主席要吃饭了吧？”

我点点头：“他要红烧肉。”

“又是红烧肉！”很不满意，“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几天了，主席没正顿吃饭，昨天吃的什么？”

“麦片粥。”

“前天呢？”

“小张说煮了碗挂面。”

“看看，你们就是不会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和茶缸扔到外边去！”生气了。平心而论，那时的还是比较关心生活的，她说这些，也是希望能改改饮食习惯，多吃些有营养的饭菜。问题是，她不该独断和说那么多的话。她冲着我说：“不要再啰嗦了，照我说的办！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就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她是说。

就这样，按照的意思，给弄了碗鱼块。吃饭时，我心怯怯地站在一边，等吃饭。

吃饭总是离不开手中的书或报纸。他手里抓着筷子，眼睛却仍然盯在一张报上。夹了块鱼放进丈夫的碗里，发现不对头，便转头瞥了一眼桌上。

“嗯，红烧肉呢？”眉头一皱。

我的心“怦”地跳了起来。我是知道的脾气的，他一贯主张“交代了的事就要办”，我这明摆着不办，那是非剋不可的。可我心里企望着会帮我说话。

“红烧肉呢？”的目光转向了我，声音也提高了。

我咽了几口唾沫，想等解释，可她没说话，于是我只好回答说没弄。

“为什么没搞？”生气了，大声问，“交代过的事为什么不办？”

一片沉默，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说话，交代的事为什么不办？”怒了，“我只要求一碗红烧肉，过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