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自吴佩孚击败奉军，拥护黎元洪复位后，已成为事实上的太上皇。因为北方和长江一带的军人，除少数属他系外，几乎都是曹锟的部下，中央政令全由曹锟一人说了算。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地位，可算得上志得意满了。谁知曹三的欲望无穷尽，他觉得做太上皇不够直接、爽快，眼下自己有了可以做大总统的力量，就应该趁机大干一场，坐上第一把交椅，好为爹娘争口气，就是在家谱讣告上面写着，也要风光得多。而曹锟门下一帮以倚附为荣的蝇营狗苟之徒，没有一个不攀龙附凤，全都竭其拍马屁的能力，想把曹锟捧上最高位置，自己好从中取利。于是，曹三渐渐神志不清，想做总统的愿望更加热烈。本来黎元洪的任期即将满了，只要再等几个月，让黎自己退职，曹锟便可光明正大地办理大选。无奈曹锟门下，如高凌霨、吴毓麟、王承斌、吴景濂、熊炳琦、王毓芝等人好功心急，巴不得曹三立刻做了皇帝，好裂土受封，享受荣华富贵。他们没有一天不哄诱曹三，叫曹三早点儿赶走黎氏，尽早上台。

曹锟受了诸多蛊惑，一点儿自主的能力也没有，东边献的计策也好，西边说的话更对。不管这些人怎么说，曹锟都满口答应，并叫他们便宜行事，斟酌进行。只有吴佩孚对于他们这种冒进的思想不满意，但又不愿触怒恩主老帅，所以不敢多说，只是吩咐自己门下的政客不得参与，因此洛阳派的政客都没有参加大选活动。然而天津派和保定派政客一则妒忌洛阳派，二则怕吴佩孚阻止，便在曹三面前说了许多吴佩孚的不是。渐渐地，曹、吴两方有些隔膜，吴佩孚因此更不敢多说什么了。

吴景濂等人见洛阳方面已不敢开口，更没有什么讳忌，随即定下计策，先叫张绍曾从辞去内阁总理一职，拆黎元洪的台，使黎元洪知难而退。不料，黎元洪看透了吴等人的诡计，见张绍曾辞职，便强邀颜惠庆出来组阁，以遏止张绍曾的野心。吴景濂等人见第一个计划方案不灵，就拿出第二个计划方案，指使北京城内的步军、警察罢岗，涌到黎元洪的公馆里索饷，而且把黎宅的电话线也掐断了。黎元洪实在没有办法，只得答应每个机关，先给十万元，其余再尽量筹拨，军警这才散去。不料这事发生后，不但受人诽笑，而且因治安关系，外交团也起来反对。这批人虽然不怕道德的制裁、良心的责备、国民的反对、旁观的诽笑，但对于洋大人的命令却十分敬畏，所以外交团照会一到，他们便恭恭敬敬地一体遵从，立刻命全体军警照旧复岗。于是，第二个计划方案也流产了。这批人仍不死心，又学习段祺瑞的老办法，拿钱收买些地痞流氓，让他们组织公民团，包围总统府，请黎元洪退位。

黎元洪被折腾得身心疲惫，毫无主意，只得分别致电曹锟、吴佩孚，声明就任以来，事与愿违，并说已向国会提出辞职，依法而来，自然会依法而去。对于公民团事件，要求曹、吴说句公道话。曹锟接到电报，询问王毓芝该怎么办。王毓芝道：“老帅休理他的话！这明明是捉弄老帅呀！”曹锟道：“这电中语意也很可怜，怎么说是捉弄我呢？”王毓芝道：“老帅不用看他别的，只‘已向国会辞职’，和‘依法而来依法而去’几句话就够滑头。他向国会辞职，不是还要等国会通过，才能说依法而去吗？现在的国会什么时候才能开得成会？如果国会一辈子开不成会，那他不是也一辈子不退位吗？”曹锟道：“那怎样答复他呢？”王毓芝道：“还理他干什么？他想要老帅说话，老帅偏不睬他，看他怎样干下去！”曹锟见王毓芝说得有理，就依着他的话，对黎总统的电文置之不理。包围总统府的公民团连日不散，冯玉祥、王怀庆却又在此时递呈辞职，情势愈加险恶。黎元洪只得设法召集名流会议，讨论办法。然而，中华民国所称为名流的，本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大军阀既然要驱黎，他们怎么敢给黎帮忙？即使肯帮忙，又有什么用？因此讨论了半天，依旧毫无结果。

到了第二天，索性连水电的供给也断了，黎元洪这时才知道已非走不可，便决定出京。当下，他先预备了几百张空白命令，把大小十五枚总统印章捡了出来，五枚交给夫人带往法国医院，十枚留在公府；又发了五道命令：一道是免张绍曾职位，一道是令李根源代理国务总理，一道是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一道是遵照复位宣言，裁撤巡阅使、副巡阅使、检阅使、督军、督理各职，并令全国所有陆军完全归陆军部统辖；一道是申明事变情形及个人委曲求全的微意。五道命令发出后，黎元洪立即坐了一点十五分的特别快车，前往天津去了。谁知天津车站已有王承斌在那里恭候，王承斌见到黎元洪，一点儿也不客气，张口就向黎元洪要印。黎元洪怒道：“我是大总统，你是什么人？敢向我索印。”王承斌道：“你既然是总统，为什么不在总统府办公，却到这里来？”黎元洪道：“我是中国的大总统，在中国的境内，有谁可以干涉？”王承斌道：“我没工夫和你讲理，你只要把印交给我，便什么事都没有。不然，休想……”话还没说完，只听黎元洪怒道：“休想什么？休想活命吗？你敢枪毙我？”王承斌笑道：“这种事我也犯不着做。你把印交出来吧！不然，休想出天津车站。就是要到中华民国的任何地方，也是一万个休想休想。”说着便向身边的随从示意。随从们会意，当即退了下去。不一会儿，便拥进几十个当兵的，都执着枪，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黎元洪面前，直勾勾地瞪着他。王承斌突然逼近几步道：“印在哪里？你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黎元洪默然不答。但左右随从忙劝他道：“既然如此，总统就把印交给他吧！”黎元洪依然不做声。王承斌厉声道：“快交出来！谁有闲工夫等你？”左右们忙道：“别发怒！印现在不在这里。”王承斌道：“放在哪里？”左右们回答说：“在总统府中不曾带来。”王承斌不相信道：“真的吗？”左右都道：“说什么谎？不信可以到总统府里去搜。”王承斌当即道：“好！还请暂时住在这里，等北京搜出了印，再来送行。”说着叫来一个下级军官，厉声吩咐道：“你带着一连人马替黎总统守卫。要是有半点不妥当，军法处置！”当即王承斌向黎元洪道了声失陪，匆匆走了。

黎元洪只得怀怒坐在车站里，过了一小时，才见王承斌匆匆进来，把一通电报扔到他面前，道：“总统府里只有十枚印章，还有五枚呢？”黎元洪冷笑一声，并不回答。王承斌又道：“聪明些，见机些吧！你不交出这五枚印，怎么离开车站？”黎元洪愤然道：“好！你拿纸笔来！”王承斌命人拿出纸笔，黎元洪立刻拿起笔来，奋然写了几行字，把笔一丢，道：“你这还不准我走吗？”王承斌把那几行字读了一遍，不觉一笑道：“好！你原来把印交给夫人带往法国医院了。也用不着拿这条子去要，若是把这条子送过去，一来一往，不是要到明天吗？就算我们不怕烦，估计你也等不住，还是发电报通知她吧！”黎元洪道：“怎样去拿，我不管，但你已经知道印的下落了，难道还不准我回去吗？”王承斌道：“不能。我怎么知道你的话是真是假？既然到了这里，就请你多坐一会儿，等北京取得了印，复电到津，我再送你回公馆吧！”说完便匆匆走了。等到复电转来已是深夜，黎元洪道：“印已完全交出，还不让我走吗？”王承斌笑道：“还有一个电报，请你签字拍发，便可回公馆休息了。”黎元洪冷笑一声道：“你还用得着我签字发电吗？”一面说，一面拿过电稿，原来上面寥寥写着几行字道：

北京国务院鉴：

本大总统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大总统黎寒印。

看完，黎元洪冷笑一声，毫不迟疑地拿起笔来签了字，把笔一掷，便大踏步走了。王承斌笑道：“怠慢怠慢，后会有期，恕不远送。”一面说，一面吩咐放行。

黎元洪在天津稳定后，通电否认由国务院摄政的电报，而且将向国会辞职的咨文也撤了回去，并通告外交团，声明离京情形，又在天津继续行使职权。一面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未到任前，由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会议员褚辅成、焦易堂等人率领二百名议员，在上海宣言不承认北京国会和政府，上海各团体也宣言否认，奉天、浙江和西南各省也都竭力反对。曹锟门下高凌霨等人却毫不在意，有人劝他们稍微注意点儿，高凌霨便说：“黎菩萨十三日以后的命令，国会已经否认，还注意他什么？即便东三省和浙江等各实力派反对，料他们都战不过吴大帅，还怕他什么？”其余几人当然也是一个鼻孔出气，除了争地位、权力外，便是竭力动员大选。然而，在京的那批议员只知道要钱，有些议员竟公开说，我们只要钱，有了钱，叫我选谁便选谁。刚开始时，边守靖主张每票五百元，议员不肯答应，最后由吴景濂向各方疏通，加到每票三千元，一帮议员这才答应。不料，京中收买议员，正在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的时候，保定的候补总统曹锟曹三爷却花了三万元讨了一个叫金牡丹的小妾。于是，北京的议员们不干了，说曹老帅有钱讨女伶，怎么没钱办选举？我们当个议员不容易，也是花了本钱进来的。曹老帅如果真用得着我们，我们不敢和刘喜奎比，但三万块一票是万不能少的。因此，又把大选的事情搁了起来。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让高凌霨等人十分为难的事。原来，浙江方面反直最为激烈，卢永祥竟在天津组织国会议员招待处，动员议员南下，到上海开会。议员赴津报到，南下开会的非常多；同时，在京的议员愈来愈少。高凌霨、吴景濂非常着急，专门派军警监视，不准议员离京，于是，议员要想南下的话，非乔装不可。其实，这时高凌霨等人虽然很卖力，什么五百元一票，三千元一票，喊得很响，但这五百、三千的经费却不知从哪里出。曹三当然不肯自己掏腰包，各省答应报销，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因此有人向曹三建议，说老帅功高望重，做总统是本分，这大选费当然可以列入国家岁出中，作为正式开支。曹三听了这话，更为得意，各位筹办大选的政客更是不敢向曹三开口要钱，只能叫苦连天地四处张罗。势力最大的吴佩孚，因拥护黎元洪为总统出自于直派，不便过于反复，对于此次政变，始终不肯领衔。而此时，议员南下的越来越多，在上海的议员已有四百多人，在京的反居少数，北京根本无法开会。因此，温世霖等人主张和广东孙中山先生合作，一正一副，以图吸引南下的议员。当即由孙洪伊通电询问孙中山的意见。然而，孙中山是何等伟大的人物，除了拥护约法外，怎么肯参与这种卑鄙的活动呢？当即复电谢绝。高凌霨到了这时候，真是束手无策了。

不料，在即将成为僵局的时候，齐燮元站了出来，说自己可出资百万，办理大选，但有三个条件：一、选自己为副总统；二、自己兼任苏、皖、赣巡阅使；三、以陈调元为山东督军，并必须先行发表，才能交款。可是曹三还没有入京，大选还未举办，怎么能先行发表呢？所以这笔款子到头来还是不能实收。这时候，最着急的莫过于吴景濂，他东奔西走，一直忙到九月底，才筹到了大批现款，随后向国会议员讲好，每张选票五千元。南下议员因在南方没有什么利益，听说北京有五千元可拿，而又纷纷回到北京。民国十二年十月五日这一天，曹锟被选为大总统。从此，国会议员被百姓骂为“猪仔”，讥笑他们实际所得不过五千元，和身价十万的女伶刘喜奎相比，简直是天地之差，就是和金牡丹的三万相比，也只抵到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