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涉(1 / 1)

民国 蔡东藩 2340 字 4个月前

各省学潮愈演愈烈,多半是由于中日交涉。一是鲁案,一是闽案,两案一直没有解决。天津学生屡次求见省长,请转电政府,与日本严重理论。省长不但不接见,还派卫队驱散学生,甚至将多名学生殴伤。于是,天津各校全体罢课。北京各校也陆续响应,公举代表谒见国务总理。靳云鹏虽未拒绝,但也只是支吾应对。学生们游行演讲,被大队军警干涉,并被赶入天安门,不准自由出入,一直待到天黑,才被解散。学生们不肯罢休,仍然四处演讲,一意排日,即使被军警逮捕,也不屈服。上海、安庆、杭州各校也往往因严查日货,与日商发生冲突。政府不得已下一禁令,不许学生干政,并命北京警察厅根据《自治警察法条例》,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以及北京小学以下学校教员联合会全部解散。但压制归压制,哗噪归哗噪,终归没有了结。而且日本人也常常寻衅,屡有越境侵权、伤人毙命的事情发生:日本人屡次进入吉林省境内,越境搜捕韩国人;日本军舰突入江苏南通天生港;日本兵队毫无理由占据满洲里车站,四面架机关枪,禁止任何人出入;驻苏州陆军第二师第五团士兵在虎邱山巡察,竟被日本人用猎枪射击,军士胡宗汉被击毙;驻海参崴日本军队与俄国新党军队冲突,日军击败俄军,占领海参崴及附近各地,我国侨民多遭日军伤害,并被抓去十多人;中东铁路附近,日军与捷克军发生冲突,双方开枪轰击,中国护路军队在旁驻守,被流弹击伤;日本突然调大队军士到哈尔滨,占用中国多处营房;日本在中东路线一带,增兵运械,自由行动;日军军队屡次在中东铁路旁,侵占中国军站营房并扣留车辆;日本人在山东高密、古城一带擅自设置电杆,等等。

这些中日冲突,都发生在民国九年五月以前,中国虽然屡次与日本交涉,却始终没什么效果。唯独苏州击毙胡宗汉一案还算公平处理,凶犯名叫角间孝二,日本驻苏领事不便硬为辩护,于是正式道歉,并令凶犯赔偿抚恤费。至于日、捷军伤害华兵,经英、法军官调停,由日、捷两军抚恤死伤,并向中国道歉,也算结案。只有山东问题,中国政府因全国人民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所以迟迟不答。驻京日使奉本国训令,照会外交部,催促从速开议,内容分三项:

一、日本驻德国代理公使,已收到关系胶州各种文件,并送达东京。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依照和约,有三强国批准即生效力,现五国中已有四强国批准,只有美国尚未批准。因此从前德国在山东权利当然由日本继承,毫无疑义。

二、日本政府本着善意与友谊,要求中国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图谋双方利益。不料日本政府种种好意,中国人不但不肯原谅,还发生种种排日举动,日本政府不得不切实声明,如中国依然抱着拖延政策,日本即视此种行为为默认日本的要求。

三、因上述两种理由,故日本政府请中国政府速将方针决定,并定期与日本讨论,解决山东问题,不容再延。

外交部接到此照会,一个个瞠目结舌,就连外交专家陆征祥也无从应付。当下找国务总理靳云鹏共同商议,靳云鹏取出一封电文交给大家,原来是由湖北督军王占元领衔,共四十八人联名的呈文,反对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让步,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

湖北督军王占元平时默默无闻,此次却独来领衔,而且慷慨激昂,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其实这篇电文,王占元不过是被动行事,背后操纵者乃是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吴是山东蓬莱县人,幼丧父母,靠兄嫂抚养成人。先是学文,但屡考不中,后发愤改途,投入保定武备学堂,舍文习武,毕业时成绩优秀。当时,校中有一教员即后来的靳总理,非常看重吴,并推荐给当时的江北提督王士珍。后来吴辗转为第三师营长,其师长就是曹锟。曹锟并非将才,得到吴佩孚后,遇事多与吴商量。吴的才智为锟所不能及,所以吴渐渐被倚重,由营长升为旅长。曹锟统兵援湘时,已密保吴佩孚为第三师长、前敌总司令。岳州、长沙依次克复,应推吴佩孚为首功。曹锟北返,受任四省经略使,留吴佩孚驻守湘南。于是,吴佩孚权力所及已不止第三师,就连曹锟的旧僚属也悉听他的指挥。吴佩孚知恩感恩,愿为曹氏尽力。曹属直派,与段派貌合神离,因此吴佩孚自然反对段派。湘督张敬尧为段心腹,竭力主战,吴佩孚驻防以后,隐承直派意旨,舍战主和。二人宗旨不同,再加上收复长沙功在吴佩孚,却被张敬尧后来居上,将湘督军一职安然据去,吴佩孚心有不甘。段祺瑞想笼络吴佩孚,特荐他为孚威将军,促赴前敌。吴佩孚得一虚衔有何用处?于是对段的阴诈更加憎恨,反对也更加激烈。青岛交涉,吴佩孚一意拒日,特联合同乡军吏四五十人,同声劝阻。靳云鹏与吴佩孚是师徒关系,经常书信往来,吴佩孚对内主和平,对外主强硬,时常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靳,靳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早已采纳吴佩孚的意见,对外坚决拒日,对内和平解决南北问题。

对于日使的公文,靳总理一直主张拖延,现在日方紧逼,他只好将王占元的这篇大作拿出来示意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大家原本就多数拒日,于是决定直接拒绝,那几个亲日派也只好随声附和。当下由外交部拟定复文照会日方。

北方分为直、皖、奉三派,西南各省也各分派别,滇、粤、桂三派组成军政府,表面上是同盟,暗中却互相疑忌。岑春煊属于桂系,资格最老,陆荣廷也属桂系。江督李纯屡次给老岑写信,敦劝和议,就连徐总统也密托要人说合岑、陆。岑、陆颇想取消独立,拥戴北方,但粤派首领为国民党中坚,不愿奉徐世昌为中国总统,再加上徐树铮离间,使粤派排斥岑、陆。于是,西南各派被直、皖两派分头游说,各自为谋。

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李根源,由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为建设会议代表,免除军长职务,所有驻粤滇军均由直隶督军直接管辖。当时广东督军为莫荣新,他偏与唐继尧作对,电令滇军各师、旅、团长仍听李根源统辖指挥。于是,滇军各军官,一部分服从滇督军命令,不属李根源;一部分服从粤督军命令,仍认李根源为统帅。双方发生冲突,连日在韶州、始兴、英德、四会等处私斗不休。唐继尧接到战报,不由得愤怒起来,认为驻滇军应归滇督军处分,莫荣新怎么能无端干涉?当即通电西南海陆军将领,说:“留粤滇军问题,滇省务持慎重。据说莫荣新派兵四出,公然开衅,目无滇省,甘为戎首,继尧不能坐视滇军两师受人侵夺,决意取必要手段,特行通电声讨。”随后,派遣弟弟唐继虞为援总司令,率领三师向云南出发。陆荣廷从广西出师,驻扎龙州,为莫荣新声援。

之后,经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为粤滇两军出来调和,这才停战。但经过这次变乱,滇、桂两派已经决裂。广东军政府中斗争更加激烈,政务总裁海军部长林葆怿提出辞职,政务总裁外交兼财政部长伍廷芳离开广东前往香港,后又移驻上海。广州的旧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与一部分议员,也先后离粤,通电攻击政务总裁岑春煊,说他私自通好北方,违背护法宗旨,特与他脱离关系,另选地点开会。还有一部分议员仍留广州,照常办事,并另选主席,代理议长事务。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免去外交兼财政总长伍廷芳职衔,改任陈锦涛为财政部长,温宗尧为外交部长。由于伍廷芳离粤时带走了西南所收关税余款,军政府派人向香港、上海法庭起诉,又咨照留粤议员,并推举政务总裁,让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三人补充缺数。伍廷芳到上海后,与孙中山、唐绍仪晤谈,主张另设军政府,屏斥岑、陆等人,孙、唐也都赞成,并致电唐继尧问明意旨。唐继尧已与广州军政府对立,怎么可能不答应?于是,伍廷芳与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联名,通电声明道:

自今以后,西南护法各省区,仍属军政府之共同组织。对于北方继续言和,仍以上海为议和地点,由议和总代表准备开议。广州现在假托名义的机关,已自立于军政府外,其一切命令、行动及与北方私行接洽,抵押借款,概属无效。所有西南盐税余款及关税余款,均应交于本军政府,移设未完备之前,一切事宜委托议和总代表分别接洽办理,望北方接受此宣言以后,瞭然于西南所在,继续和议。望国难早日结束,大局早日解决。不胜厚望,惟我国人及友邦共鉴之!

发电以后,唐绍仪另行备函,并附宣言书一份,送达北方总代表王揖唐处。王揖唐正因南方代表不肯开议而愁闷,现在收到唐绍仪的正式公函,自然欢颜接受,复函道谢。哪知广东军政府因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人发表宣言,而愤愤不平,立即召开政务会议,免去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并致电北京,声明同人的宣言无效。北京政府接到此电,立即知照王揖唐,令他暂停和议。王揖唐正兴高采烈,想与唐绍仪言和,偏偏遭此打击,害得索然无味,郁闷到了极点。

南北纷争连年不断,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起初只有南北冲突,渐渐地北方分出两大派,一直一皖,互相暗斗;接着南方也分出两大派,粤、滇为一党,桂自为一党,与北方情形相似,争个你死我活。还有四川境内,督军周道刚由于屡受师长刘存厚牵制,愤然去职,竟将位置让与刘存厚。刘存厚继任,又被师长熊克武攻讦,退居绵州,成都随即由熊克武主持。熊克武成为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后,有意与岑春煊、陆荣廷结好,反对云南督军唐继尧。就连滇军师长顾品珍也被熊克武笼络,竟与唐继尧脱离关系。于是,川滇相争,滇与滇又自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只是苦了各省的小百姓,颠沛流离,无所定居。大军阀打得越厉害,小百姓的日子就越苦,号称“革命”“共和”,却搅到这种田地!

俄国劳农政府自从迁居莫斯科后,迅速扩张势力,把俄国旧境占据了一大半。外交委员喀拉罕,派人到中国外交部送交通牒,请正式恢复邦交,声明将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以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和所有特权一律放弃,并放弃庚子赔款。外交部接到此牒,立即呈报总统及国务总理。徐世昌、靳云鹏二人召集国务员开会,大家认为旧失权利忽然返是绝大的好事,但协约国对俄情形尚未一致,就是俄国劳农政府也未经各国公认,中国既然与协约国同盟,就不能单独订约。政府只好将来牒收下,暂不答复。后来听说协约国各派代表到了丹麦,与劳农政府代表开议。于是,中国政府派驻丹麦公使曹云祥为代表,将中国政府的意见转告俄国劳农政府的代表,即如果将来协约国能与俄国恢复贸易与邦交,则中国政府自然尊崇俄政府的提议。在此之前,希望劳农政府能立即通令西伯利亚及沿海各省官吏及委员,勿虐待中国人民,勿没收其财产,并令伊犁、海参崴的劳农政府官吏,将前日没收的中国商人的粮食及货物,一律予以公平赔偿,以增进中俄国民之友谊。

过了十几天,接到驻丹麦公使曹云祥复电,说已与劳农政府代表接洽,该代表已同意斟酌办理。得知这个消息,全国人民都喜跃异常。从前,俄国雄踞东方,从我国强取特权,不计其数,此次俄国劳农政府肯一律返还,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各界人士纷纷致电政府,请速解决中俄问题,收回之前失去的权利。徐世昌总统犹豫不决,将来电暂时搁置。随后海参崴高等委员李家鏊报称:“海参崴俄国代表威林斯基,不承认有俄国通牒送达中国,担心其中有诈。”政府不禁疑虑丛生。然而,上海各界联合会担心政府无端拖延,错过时机,登报指责政府,并说如果政府再拖延下去,就自行交涉。风声传到北京,政府怕激起政潮,急忙将其中缘由通告各省,严令查禁私自交涉者。

尽管中国政府对俄新政府的话半信半疑,但中国政府已将西伯利亚所驻华军分批撤回,并向日本声明,从前中日制定的军事协定,本是为了防德国,并非防俄国,现在德事已了,不必屯兵了。所有俄日冲突事件,中国军队没有与日军共同作战的义务,所以撤还。日本人不加抗辩,自己去对付俄国人了。此外一切中西交涉,如对匈和约、对保和约、对土和约,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中国也不能自作主张,只随着协约国方针共同签字。各国和议结束后,多半添设使馆,中国政府也增设墨西哥、古巴、瑞典、挪威、玻利维亚五国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