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等人到了总统府后，朱、王二人先行入报，并谈及蔡寓情形。袁总统道：“我本以为他是个能人，可参与国家大事，谁知他连个家都治不了。”当下传见蔡锷。蔡锷入谒后，老袁也不过问他家事，只是说：“早晨你来我还未起，究竟有什么事需要商议？”蔡锷便说各省边界需派人员调查，请大总统选派。老袁道：“我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若为了边界事件，你不妨拟定数人由我过印，便好派去。”蔡锷唯命是从。老袁又对王、朱二人道：“国民代表大会，究竟怎么样了？”朱启钤道：“最近接到各省来电，筹备选举投票已有端倪，相信不久便能完事。”老袁又道：“近省自然容易了事，远省恐怕一时难以对付。”说到这里，向蔡锷望去，王揖唐已从旁看出意思，便道：“省份最远的就是云南，蔡锷曾在云南呆了很多年，并与唐继尧、任可澄等人素称莫逆，何不致书一催，叫他赶办？”蔡锷便接口道：“正是，锷立即去发一密电，催他们速办。”老袁道：“听说上海的亚细亚报馆屡有人抛掷炸弹，馆中人有炸死的、有击伤的。这分明是乱党横行，扰乱治安，一定要严行缉办，尽力铲除才好呀！”王揖唐道：“该报馆的总主笔薛子奇曾有急电传来，称该报于十月十日出版。第二天晚上便发生炸弹案，炸死三人，击伤四五人，幸亏没有重要人物。近日又发生两次炸弹事件，幸无伤亡。现在该报馆日夜加防，中外巡捕，分站如林，想必从此可以远离危机了吧。”老袁又道：“上海各报对帝制问题，究竟是什么说法？”王揖唐道：“听说各报也赞成帝制，并没什么异论。”老袁拈须道：“人心如此，天命攸归，乱党又能奈我何？”蔡锷听不下去，只好托词出外发电，先行辞退。
出总统府后，蔡锷忙到电局发一密电，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任可澄两人，文中说：“帝制将成，速即筹备。”这八字的意思是叫唐、任筹备兵力。由于当时蔡锷发电是奉袁氏命令，侦吏自然不去检查，更何况只说“筹备”二字，语意含糊，即使被人察觉，也没什么大碍。密电发出后，蔡锷匆匆回到寓所，写了一封密信，交给好友王伯群，叫他面达唐、任，火速备兵举义，自己则尽快回云南，协助独立。王伯群走后，蔡锷稍稍放下心，专等机会出京。
国务卿徐世昌见袁总统一意为帝，始终不能理解，也打算步李经羲、张謇等人的后尘，洁身出京。只因老袁猜忌太深，怀疑他另有想法，徐世昌只好借着旧病复发为由，向老袁请假。袁总统不得不准，并命他赴天津静养数天，等旧病痊愈再来京供职。这数语正中徐氏心怀，乐得脱离秽浊，做几天闲散之人。当即，老袁命陆征祥兼代国务卿一职。陆本是个好好先生，袁总统叫他做什么，他便做什么。过了两三天，总统府又委派董康、蔡宝善、麦秩严、夏寅官、傅增湘等人，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事务，同时催促各省速定选举代表投票日期及决定国体投票日期。当时，函电纷驰，内出外入，无非是强奸民意的办法。董康、蔡宝善等人因各省复报投票时间先后不一，又商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电咨各省，限定两次投票期间即自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不得延误。
各省将军、巡按使接到电报，有几个敬谨从命，有几个不以为然，但也不敢抗议，只好扯着顺风旗备办起来。谁知国内还未起风潮，国外却突来警耗，日、英、俄三国公使先后到外交部干涉政体，接连是法、意两国也加入警告。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约时，老袁违背民意，私自答应日本种种要求。老袁的意思，无非想让日本帮忙，成为自己实行帝制的护身符。帝制愈演愈烈的时候，日使日置益动身回国，中外人士多猜测老袁授意日使，要他回国与政府协商表示赞同。但外交总长陆征祥及次长曹汝霖，并未受袁氏嘱托，与日使暗通关节。此次听到谣言，二人在公会席间，当众宣言道：“中日交涉刚刚结束，又提出帝制问题，恐怕外国人不会承认帝制，这个难题我们不能再做了。”这一席话分明是自释嫌疑。袁氏听说后，立即分赏陆、曹二人勋位，并宣召两人，密语道：“外交一面我已办妥，你们大可放心。”陆、曹二人唯唯而出，以为安排妥当，不劳费心。哪知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钟，驻京日本代理公使与英、俄两公使一同到外交部，访会外交总长。陆征祥当然接见，彼此坐定后，日本代理公使开口道：“贵国近日筹办帝制，真是忙碌得很，但相信里面反对的人也不少，若实行帝制，恐怕要发生事变。现在，欧洲战事未了，各国都静待和平，万一贵国有变乱情形，不但是贵国的不幸，而且敝国也很忧虑。本代使接奉敝政府文件，劝告贵国，请贵政府注意。”说完，便从袖中取出警告文来，由陆总长交给翻译员译作中文。英公使也开口说道：“日本代表的通告，本公使表示赞成。”俄公使插嘴道：“日代表与英公使的意见，本公使也非常赞同。”陆总长正要答话，翻译员已译完全文，交了过来，只见纸上写着：
……中国组织帝制，虽表面上看起来全国无大反对，然而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现象仅属皮毛而非实际……反对风潮之烈，远出人意料之外，不靖之情，已很快地蔓延全国。……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再次陷于重大危险之境，这都是意料中的事情。……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全东方和平起见，决计以眼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并此声明。
陆总长看完后，愣了好一会儿，才发言道：“敝国政体正待国民解决，并非定要改变。就是我大总统也始终谨慎而行，请贵公使转达贵国政府，幸勿过虑！”日使“哼”了一声道：“袁总统的思想，本使早已洞悉。中国要改行帝制，或仍旧共和，都与敝国无关，不过帝制实行定生变乱，据我看来，还是劝袁总统打消此念为好。贵总长兼握枢机，责任重大，难道要坐观成败吗？”陆总长被他讥讽，不由得脸红起来，英公使接着说道：“贵政府即日答复，能担保全国太平，各国自然不会再来。”陆总长答声称“是。”日、英、俄公使这才起座告辞。陆征祥送走他们后，对曹汝霖说道：“总统不是说外交已办妥了吗？为何又出此大乱？我真是想不通。”曹汝霖道：“既然有三个国家发出警告，我们总需陈明总统，才可定夺。”陆征祥道：“那是自然，我们同去一趟怎么样？”汝霖点头，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总统府。
老袁正坐在怀仁堂检阅各省电文，笑容满面。一听陆征祥、曹汝霖进谒，立即召见，并对二人说道：“各省决定君主立宪，已有五省电文到来了。”陆、曹两人暗暗发笑，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好发言。还是老袁问及，二人才说明三国警告的事情，并将译文递上去。老袁看了一遍，皱着眉道：“日使日置益已经承认了，怎么又突然变卦了呢？”陆征祥道：“他还要我即日答复呢。”老袁道：“答复也没有什么难处，就照现在情形，据实措词。我也并非要立即为帝。”陆总长道：“是不是先由外交部拟稿，呈明大总统裁夺，再作答复？”老袁道：“就这样办吧。”陆、曹二人退出，命秘书草定复稿，再经两人略略修饰，才入呈老袁。老袁又叫他们改了数字，然后录入公牍，正式答复。
过了几天，日本代理公使又到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的答复很不明确，请再明白答复。”陆总长当面回答道：“眼下国体投票，已有十多个省份依法办理，总之民意所趋，非政府所能左右，敝政府如可尽力，无不照办”。
不久之后，外交部又连接收到法、意两国的警告文，大致与三国警告相同。外交部的答复自然又是所谓的“民意”，并说：“政府必慎重行事，一定不会引发意外变乱。万一乱党趁机起衅，我政府也有完全对付的能力，请不必代虑。”于是，各国公使暂时作壁上观，寂静了好几天。各省投票也陆续举行，全是遵照政府所嘱，硬是强迫国民代表赞成君主立宪。袁总统快慰异常。
十一月十日晚，上海忽然发来急电，称镇守使郑汝成遇刺身亡。老袁大吃一惊，要知道郑汝成是袁氏的爪牙，老袁格外倚重他，他怎么会突然被刺死呢？
原来，民国四年十一月十日，是日本大正皇帝登基日期，郑汝成身为上海长官，按例应亲自前往驻上海日本领事馆庆贺。当天上午十点，郑汝成整装出署，带着一名副官一起坐汽车，向日本领事馆进发。路过外白渡桥时，只听“砰”的一声，黑烟迸裂，直扑郑汝成的脑袋，幸好没有打着，旁边坐着的副官也安然无恙。郑汝成刚要开口说话，谁知又飞来一颗子弹，从头顶上擦过，吓得他忙把头一缩，侥幸逃过。副官急忙从怀中取出手枪，准备装弹还击，谁知刺客竟跃上汽车，一手扳着车栏，一手用枪乱击。数声枪响后，副官已到阎王殿报到去了。郑汝成中了一枪，但不是要害，只是想要逃跑却无路可逃。街上行人纷纷跑开，中西巡捕也不见踪影，正在惊惶万分的时候，又见一刺客跃入车中，用最新的手枪扳机猛射，所射弹子颗颗钻进郑汝成身体，不到几分钟已将赫赫威名的镇守使击得千疮百孔。两名刺客见已经得手，便跃下汽车想要逃跑，无奈一帮红头巡捕和中国巡捕已环绕拢来，将他们团团围住。此时，二人手中只剩了空枪，还没来得及装上子弹，就被众巡捕按倒在地，押往捕房，由中西审判官共同审讯。二人直认不讳，自供姓名叫王明山、王晓峰，并说：“郑汝成趋奉老袁，残害好人，我二人早就想杀死他。今日总算被我二人杀死，也算了却心愿，还有什么余恨？只管由你枪毙罢了。”审判官又问谁人主使，两人竟齐声答道：“是四万万中国同胞叫我们来的。”说完就闭目待死，任审判官怎么问，就是一言不发。
当下，由上海地方官飞电北京。老袁得知后，非常悲惜，立即致电上海地方官照会捕房，严惩凶犯，接着又优议抚恤。最后，王明山、王晓峰二犯由捕房解交地方官判处极刑，在上海高昌庙枪决。郑汝成的优恤是给费二万，赐田三千，又封为一等侯爵。
郑汝成遇刺后，隔了五六天，日本东京赤坂寓所一个名叫蒋士立的华人，因为鼓吹帝制，也遇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