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在埃兹拉的工作室遇见了美国诗人欧内斯特·沃尔什，他还带来了两个身穿貂皮长大衣的女孩子。外面街上停着一辆他从克拉里奇旅馆租来的闪闪发亮的车身很长的汽车，司机穿着制服。两个女孩子都是金发女郎，她们和沃尔什同船渡海从美国而来。轮船在前一天抵达，沃尔什来看望埃兹拉，就把她们一道带来了。

欧内斯特·沃尔什面色发黑，热情洋溢，具有一种完美的爱尔兰人的气质和诗人的风度，但显然注定要死去，就像电影里的人物那样被死神打上了标签。他和埃兹拉说话时，我则跟那两个女孩子闲聊。她们问我是否读过沃尔什先生的诗，我说没有。她们当中的一个拿出一本绿色封面的哈利特·门罗[88]创办的《诗刊》，把上面发表的沃尔什的诗指给我看。

“他每发表一篇东西可得一千二百元。”她说。

“一首诗就有这么多的稿酬！”另一个女孩子说。

记得我给那家杂志投稿，稿酬是每一页十二元。想到这里，我便说道：“他一定是个非常伟大的诗人！”

“稿酬比埃迪·格斯特[89]还高呢。”头一个说话的女孩子告诉我。

“还有一个诗人叫什么来着？要知道，他比那个诗人的稿酬还高。”

“叫吉卜林[90]。”她的朋友说。

“反正他比任何人的稿酬都高。”头一个说话的女孩子告诉我。

“你们准备在巴黎待很久吗？”我问她们。

“哦，不会待很久。真的，不会待久的。我们是跟一群朋友一起来的。”

“我们是乘船来的，这你知道。说实在的，船上一个名人也没有。当然，沃尔什先生不算在内。”

“沃尔什先生会打牌吗？”我问。

那女孩子看了看我，目光失望但善解人意，然后说道：“不会。他没必要靠打牌赚钱。只要写诗能挣钱，就用不着打牌。”

“你们回国准备乘什么船？”

“哦，那得酌情而定。这要看船的状况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才能做出决定。你准备回去吗？”

“不准备。我在这里混得还不错。”

“这一带是穷人区，是不是？”

“不错，但挺舒适的。可以在咖啡馆写写东西，还可以去看赛马。”

“你能穿这身衣服去看赛马？”

“那倒不是。这是我泡咖啡馆的行头。”

“这样的生活很酷呀，”其中的一个女孩说，“我很想到咖啡馆里看一看。你想去吗，亲爱的？”

“我也想去。”另一个女孩回答说。我在通讯簿上留下了她们的姓名，答应去克拉里奇旅馆找她们，觉得她们都是好姑娘。随后，我向她们道别，也向谈锋正健的沃尔什和埃兹拉说了声再见。

“别忘了！”那个身材较高的女孩子说。

“怎能忘呢？”我对她说，然后又和她俩握了握手。

后来我听埃兹拉说，沃尔什在一些人的资助下（资助人有女性诗歌爱好者，也有对注定要死亡的年轻诗人有仰慕之心的贵妇人），总算付清了克拉里奇旅馆的欠账，从那儿脱了身。又过了一段时间，埃兹拉告诉我，说沃尔什从另外一个渠道又获得了一笔资助金，准备在本地区办一家杂志，由沃尔什充当编辑。

此时，由斯科菲尔德·塞耶[91]主办的美国文学杂志《日晷》正要颁发年度奖（大概是一千美元吧），以奖励优秀撰稿人。那年头，这笔奖金对任何一个鬻文为生的作家来说都是一大笔钱，另外还有巨大的声誉。这项奖已颁发给多人，他们全都受之无愧。当时在欧洲，两个人一天花五块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还能出外旅行。

沃尔什也是这份文学季刊的编辑。据说，本年度的四期出齐之后，这份刊物要对稿件进行评估，评选出最佳撰稿人，然后向其颁发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奖金。

至于这个消息是道听途说还是流言蜚语，抑或是异想天开，那就不好说了。但愿评选时没有猫腻，自始至终都是光明正大的。对于跟沃尔什一道编辑此刊物的那个人，大家自然无话可说，不会对那人说三道四。

关于颁发文学奖的消息传开后不久，沃尔什有一天邀我上圣米歇尔林荫大道那边吃饭，那儿有家餐馆，饭菜极为可口，价钱也极为昂贵。吃过牡蛎之后（那是昂贵的扁形的微微带点紫铜色的马朗牡蛎[92]，可不是那种常见的滚圆的廉价葡萄牙牡蛎），又喝了一瓶普伊-富赛葡萄酒[93]，他这才小心翼翼地把谈话引到了这个话题上。他似乎在给我下套，就像他曾经欺骗那两个跟他同船而来的“托儿”一样（我怀疑那两个女孩是“托儿”，也怀疑她们受了他的骗）。他问我要不要再来十来只扁牡蛎（他是这样称马朗牡蛎的），我回答说自己非常喜欢吃这种牡蛎。此时，他已不再留心向我展现他那种注定要死亡的病容了，这使我感到宽慰。他心里清楚：我已知道他患有肺痨——那可不是用来吓唬人的肺痨，而是会导致死亡的肺痨，且已病入膏肓。他已不再非得咳嗽几声以显示自己的病了——由于正在吃饭，对此我深表感激。我心里在想：他吞食扁牡蛎是不是和堪萨斯城的妓女吞食男人的精液具有同样的心理？那些妓女注定要死亡，几乎浑身是病，妄图以吞食精液作为治病的灵丹妙药。我心里这么想，但没有问他。开始吃那又端上来的十来只扁牡蛎时，我把它们从铺在银盘上的碎冰块中拣出来，挤上柠檬汁，注意观看它们那柔嫩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棕色身体起了反应，蜷缩起来，然后把黏附在贝壳上的牡蛎肉扯开，用叉子叉起送进嘴里细嚼慢咽。

“埃兹拉是个卓尔不群、出类拔萃的诗人。”沃尔什说，一面用他那黑黑的诗人眼睛望着我。

“是啊，”我说，“而且他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他品格高尚，”沃尔什说，“真真切切的高尚。”

我们默默地又吃又喝，以此表达对埃兹拉高尚品格的敬意。想起埃兹拉，我真希望他也能来吃一顿——他跟我一样，平时也是吃不起马朗牡蛎的。

“乔伊斯是个了不起的人，”沃尔什说，“非常非常了不起。”

“是啊，的确了不起，”我说，“还是一个肝胆相照的好友。”乔伊斯完成了《尤利西斯》之后，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随后将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写作在路上”的漫长时期，而我就是在那段辉煌时期跟他缔结了友谊。想起乔伊斯，我便心潮澎湃，回忆起了许多往事。

“真希望他的眼病能痊愈。”沃尔什说。

“他也盼望如此。”我说。

“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沃尔什对我说。

“人人都有点病痛，这在所难免。”我敷衍了一句，竭力想使饭桌旁的气氛变得欢快一些。

“你就没有病痛之苦呀。”他显出一副讨好的神色说，接着便露出病入膏肓、即将死亡的样子。

“你是说我脸上没有被标上死亡的标签？”我忍不住这样问他。

“是的。你脸上的标签是‘生命’。”他在说“生命”一词时，用的是加重语气。

“那就等着看好啦。”我说。

他点了一份上好的牛排，要煎得半生的，我点了两份菲力牛排，外加蛋黄酱汁，心想酱汁里的黄油对他会有滋补作用。

“来一瓶红葡萄酒怎么样？”他问道。

侍者走过来时，我要了一瓶教皇新堡红葡萄酒[94]，觉得饭后到码头上走走就可以将喝下去的酒消化掉。他嘛，可以睡上一觉或者干点可心的事，将腹中之酒化解掉。我也可以找个地方以睡觉解酒。

等我们吃了牛排和法式炸土豆条，把那瓶不是午餐酒的教皇新堡红葡萄酒喝了三分之二，谈话才转入了正题。

“咱们就不必绕弯子了，”他说，“你一定能获奖，这你恐怕心里有数吧？”

“我获奖？”我说，“此话怎讲？”

“你获奖是十拿九稳的事。”他说。接下来，他就大吹我的作品。我不愿再听下去，因为听别人当着我的面评论我的作品叫我感到难堪。我望着他脸上那副注定快要死的神色，心里在想：“你这个骗子，拿你的痨病来骗我，想博得我的同情，我见得多了。曾见过一个营的士兵都倒在了尘埃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注定要死或生不如死，但没有一个像你这种怂样子，而是视死如归。你可好，老是装出一副快要死的样子招摇撞骗，靠这种手段为生，现在竟然骗到了我头上。劝你不要行骗，别人也就不会骗你！”

话虽如此说，其实死神并没有骗他，而是的确姗姗而至。

“我觉得自己不配得这项奖，欧内斯特，”我说道（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但觉得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倒是挺好的[95]），“何况，欧内斯特，这样做也不道德，欧内斯特。”

“咱们俩竟是同名，你说怪不怪？”

“是啊，欧内斯特，”我说，“你我可不能辜负了这个名字[96]。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欧内斯特？”

“我明白，欧内斯特。”他说。说这话时，他露出一种爱尔兰式的善解人意的样子，表现得很有风度。

后来，我对他还是非常好的，对他的杂志也极为仁义。他大吐血离开巴黎时，求我照看那期杂志的排印过程，因为排印工不懂英文，我照办了。我见过他有一次吐血，觉得那样的现象很正常，因为我知道他早晚都会死的。当时我自己身处逆境，生活艰难，然而对他却仁至义尽，这让我心里感到欣慰——这种情况就像我叫他欧内斯特而内心感到高兴一样。再说，我喜欢并钦佩与他合作的那位编辑——那位女编辑没有许诺授予我任何奖项，而只是希望能打造一份优秀的杂志，给投稿人丰厚的稿酬。

许久之后的一天，我碰见了乔伊斯—— 他独自一人看了一场日戏，正沿着圣日耳曼林荫大道走来。他看戏，看不清演员的表演，却喜欢听演员的台词。他见了我，便邀请我去喝一杯。于是我们就去了双叟咖啡馆，要了瓶干雪利酒（根据报上的报道，他只喝瑞士的白葡萄酒）。

“沃尔什好吗？”乔伊斯说。

“虽然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我说。

“他是不是向你许诺过，要把那项奖给你？”乔伊斯问。

“是的。”

“我早就料到是这样。”乔伊斯说。

“他向你许诺过吗？”

“许过。”乔伊斯说。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看他向庞德许过诺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最好别去问他。”乔伊斯说。

说到这里，我们就打住了。接下来，我对乔伊斯讲了我和他在埃兹拉工作室的初次相遇，说他当时还带去了两个女孩，都穿着貂皮长大衣。乔伊斯听了这段情节，蛮感兴趣的。